一 “40年来”的释义

（一）起止时间

正如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阶段的划分在具体时间上与完整的年代之间总存有一些出入，“40年来”在本书中是一个概数，主要指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四十余载诗歌的发展历程，其下限时间出于讲述的需要暂时设定为2020年年底。下限时间设定遵循十年一代的模式简单作结，表明“40年来”仍处于一种开放式的状态、尚未获得相对稳定而完整的“闭合”。

将“40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起点确定为1978这样特定的年份，主要与中国新诗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发展都发生重大转变有关。从外部环境来看，1978年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新时期”概念的出现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自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早提出具有历史、社会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之后，文艺界便迅速作出反应，将“新时期”的概念“嫁接在文学这棵树上”[1]。在1978年6月8日《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1978年6月5日）》一文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期”的字样——

会议认为：文学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

会议决定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建国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讨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任务和计划，修改文联和各协会章程，选举文联和各协会新的领导机构。

与此同时，会议还“庄严地宣布”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等五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而后，在6月出版的《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上，周柯的文章《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评论工作》也提出了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概念。至1978年7月15日，复刊的《文艺报》（即1978年第1期）刊载的周扬的文章《在斗争中学习》，曾多次提到“新时期”的概念，并将“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作为“我们革命文艺者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此后，“新时期”便叠加在文学之上成为一个流行的说法，直至在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中得到官方的权威认证，进而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成为文学史分期的一个概念[2]。与“新时期”概念不断介入文学的现象相比，1978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无疑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相继确立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恢复民主集中制传统等路线、政策。这一对未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自然会对文学外部环境的改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外部环境相比，从内部发展来看，文联和作协等五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以及众多重要刊物的复刊、创刊无疑为推动文艺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在这一举措的推动下，诗歌创作的变化体现在一批老诗人开始“复出”并发表作品，一批知青身份的青年诗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全国各地私印的小册子、传单和杂志成千上万、广泛流传，形成了1978—1979两年间民刊的繁荣时期。在此过程中，北岛、芒克等主编的文学刊物《今天》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标志着中国新诗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一个对中国新诗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诗歌浪潮开始形成。

综合以上两方面，将40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起点定位于1978年显然是可以成立的。尽管这一确立就历史来看，似乎并未摆脱社会、时代、政治决定诗歌创作的机械分期模式，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了解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不能深入而透彻地把握特定时代的文学创作的。正是由于时代语境的变化，诗歌创作观念、艺术风格才会产生相应的转折，诗歌史才会掀开新的一页。何况在以上所述中，我们也看到了在1978这个特定的年份，国家主题与诗歌大事也恰好实现了“历史的遇合”，而4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也正是在时代与写作双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开启了不凡的行旅。

也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诗”的提法，才能更为有效地理解包括诗歌在内任何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40年来中国新诗是在不断现代化、渐次全球化和接受网络技术洗礼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建构的，独特的成长经历决定其阶段划分在相对于时间的自然流程时，存有多种讲述方式的可能。但无论怎样，这种讲述期待一种言必有据，即它要在符合新诗艺术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时代等与诗歌有关的因素，而其划分的阶段越多便对研究者提出越高的要求。

与起点确定为1978年相比，将40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下限定位于2020年，并不是因为这一年是一个特定的诗歌年份，而只是因为它在成为历史的同时正好与1978年构成了40年来中国新诗的历史，符合人们看待晚近历史的习惯。至于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在诗歌已失去往日轰动效应的背景下，使用十年为一个单位的纪年方式叙述起来会更为方便、有效。当然，如果将4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理解为直至当下诗歌之意，并充分考虑研究者写作时间等因素，那么，2020年也自有其意义，而关于这一点，在稍后的论述中还会有所提及。

（二）阶段的划分与创作的图景

对于距离较近的历史划分往往因人而异，比如，采取一种宽泛的标准，我们完全可以将4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在总体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99年，第二阶段从2000年至2020年，其主要依据是从传统写作到网络时代的转变。与之相比，采取具体、详细的划分，会更有利于书写与阅读。本书出于行文的考虑、按照一般的惯例，采取具体、详细的划分（实际上与宽泛的划分并无任何矛盾之处），将4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笼统意义上的“80年代诗歌”“90年代诗歌”“世纪初10年诗歌”“新世纪第二个10年诗歌”。第一阶段的80年代诗歌，具体时间从1978年年底《今天》创刊至1989年3月海子去世，是开启新诗现代化、集体登场、激情洋溢、怀有梦想、众声喧哗的年代。第二阶段的90年代诗歌，具体从1990年算起直至1999年4月“盘峰诗会”的召开，是中国新诗进入市场化时代、在边缘处思索、诗艺沉潜、“个人化写作”时代。第三阶段从2000年至2009年，可称之为新世纪10年诗歌写作。这一时期中国新诗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使新诗各个层面都暴露出来，诗歌不断通过寻找话题维系自身的发展，当代诗歌的诗质、生产、阅读、传播、消费等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诗歌开始呈现泛文化倾向。第四阶段从2010年至2020年，可称为新世纪第二个10年诗歌写作。这一阶段活动、现象、事件等成为记录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方式，诗歌泛文化倾向显著、层次多元，而纯粹意义上的写作逐渐成为小众化、圈子化的行为，当代诗歌日益呈现无线索、无公共主题的特点，需要在历史化过程中进一步整合。

着眼于具体阶段划分，我们既可以看到“4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的某些阶段可以以具有标志性的“诗歌大事”或“诗歌事件”予以区分，其起止点虽与自然时序之间有一定出入，但却生动反映了依据诗歌自身发展进行历史分期的逻辑；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越是晚近的诗歌越要借助简单的历史分期即外力作用，加以边界设定的问题。前者就其实质来说，是多年的沉积已为多年前的诗歌历史找到了某个“节点”，并以此获得了不断登临的“起点”。后者虽是权宜之计，但对于晚近诗歌讲述者来说，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描述方式。

与以线性思维方式将4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相比，我们还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审视其历史进程，进而以立体的方式勾勒出其创作图景。比如，如果从题材的角度划分，那么，4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可以归纳出乡土诗、城市诗、“新边塞诗”、女性诗歌、少数民族诗歌等若干类别；从地域的角度可以得出东部、西部、东北以地区为单位及北京、上海等以省市为单元的若干诗群；以代际为标准可以得出朦胧诗、第三代诗歌、“‘70后’写作”、“‘80后’写作”、“‘90后’写作”等概念；等等。当然，无论出于何种角度的划分，作为“创作图景”的刻绘，都必将以重要诗歌现象、重要诗群和重要诗人为主要描述对象。不仅如此，在注重诗歌现象的发生、发展以及重要诗群、重要诗人的创作特点、转型的同时，还必须将历史、现实、文化、创作及其互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唯其如此，才能描绘出40年来中国新诗发展图景的丰富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