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方言翻译的意义

方言翻译的等值关系建立在两种变体之间，卡特福德认为翻译等值关系取决于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与“同一”实体的关系。选择等值译语的地理方言，就意味着选择从地理意义上与“该国家同一地区”有关的方言，不仅限于地理位置层面，也包括社会地位层面相关的方言（Catford, 1965: 87）。这种“同一”实体的对等存在极大难度，甚至被认为不可能，因此方言的可译性受到很大挑战。如果方言翻译不可能，那么包含方言的文学作品为什么没有被遗弃？相反，文学翻译一直在进行着从严格的语言学视角看来完全不可能的方言翻译转换。方言究竟在翻译中具有何等价值和意义，使得译者依然会迎难而上去挑战方言翻译？下文将首先探讨方言翻译的意义。

0.2.1 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认为语言是一种“意义潜势”（2001: 28），与语境有着紧密关系。这是指：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或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表达一定意义的符号系统。语义的表达与传递不是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表意—解意过程（朱永生，2001）。

Catford认为“全部语言”的概念太大，且内容层次不一，对语言学的许多方面，如描写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言教学法来说，都不便于使用。因此，人们希望有一个“亚语言”分类的范畴框架。这里的亚语言就是全部语言中的变体（1965: 97）。Halliday（2001:35）将语言变体分为“使用者变体”和“使用变体”。语域是“使用变体”，指用不同的方式说不同的事情，与正在进行的事情有关（用三种变量来表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体现出社交过程的多样性，语域的差异体现在语义上。方言即一种“使用者变体”，方言是用不同的方式说同一件事，在语音、音系、词汇、语法方面有差异。其与个人说话习惯有关，由说话者的身份所决定（社会阶级、种姓、出生地、出生年代），且表现出社交结构的多样性（社会等级类型）。方言也受语境的影响，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方言，方言又成了语域的一个方面。

从方言与语境的关系来看，方言实际上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而且是一种社会符号，在交际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当方言具有不同的意义时，方言的选择也就代表着意义的选择，因此方言翻译实际上代表着不同意义的语码选择和转换。

0.2.2 文学文体学上的意义

文学作品中，对白的真实性是文学作品模拟现实、营造真实感的重要途径。文学对白也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要表现人物的社会性和个性化，人物语言就成了其中重要的参考指标。因此，文学作品使用各种手段来模拟真实对白中的特点，如口语对白的不流畅性（重复、中断、省略、纠错）以及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时间方言。

文学文体学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也具有社会符号的性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在文体学研究中依然有效，语言变异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成为文体研究中不能不考虑的因素（Fowler, 1981），方言已成为文学文体学中重要的研究内容（Page, 1973; Blake, 1981; Fowler, 1981; Toolan, 1990; Leech, 2007）。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显然也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承载着特别的社会文化含义，有特定的语言形式和功能，体现着特定的社会语言结构。

0.2.3 文学批评上的意义

巴赫金认为任何文学语言都不是单一的一种语言形式，而是夹杂着多种语言变体，甚至还存在双语或多语现象。巴赫金曾说：

文学语言——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不仅在共同的、抽象的、语言符号上，而且在表达这些抽象符号概念的形式上都是单一的，然而它本身作为一种表达体系，所表达含义的形式却是分化的，多样的。（Bakhtin, 1981∶ 288）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体也并不以独立的形式存在，通常多种语言成分彼此重叠交叉，这种语体风格，被称为“杂语”。巴赫金提出的“杂语”，指“在历史存在的任何时刻，语言从上到下具有杂合性，它表示了现在与过去，过去的不同时代，现在的不同社会意识集团、不同倾向、学派、团体等之间的社会意识形态矛盾的共存，各有自己的体现形式”（Bakhtin, 1981: 291）。巴赫金的“杂语”强调的是任一语言的内部分层，即同一语言内部语体风格的社会多样性，强调同一语言内部语体风格的多样性以及各种“声音”之间的冲突。他用“多语”指“在同一文化体系内部相互作用的两种或多种语言”（Bakhtin, 1981: 431），以此来形容同一文化体系内部的语言多样性。“多语”和“杂语”分别描述着不同语言和不同语言变体的对话关系，是小说类型的典型特征。

概而言之，方言作为一种社会符号，具有重要的交际意义。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与真实方言一样，承载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文学对话中，社会方言常与自然口语中的其他语言变体结合在一起，最为常见的就是地域方言（Alsina, 2012）。这种社会方言与地域方言的交叉重叠，构成了一种“杂合”的语言风格，承载了社会文化、文本、个人等多重含义，甚至可能涉及权力关系。因此，方言翻译关系到多种信息的筛选和转换，而不是简单的“同一实体”的等值转换。

综上可知，英汉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成分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与文体、人物、故事情节都紧密相关，有多重含义，且具有特定功能的重要表现方式。方言翻译对译作的文体风格、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甚至译作的文学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英汉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互译研究将对方言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国外对方言翻译研究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方言翻译的问题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2]。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关方言的翻译研究仅有零星的论述。80年代以后，随着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学批评等学科的发展，方言研究不断深化，有关方言翻译的研究也不断推进[3]。90年代，方言翻译研究也开始对翻译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考察，不少研究从文化接受的角度来分析语境与翻译之间的关系[4]。国外方言翻译研究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较为丰富。

国内方言翻译研究相对沉寂，相当长时间内都围绕在能否采用方言对译的问题进行探讨[5]。近年来国内方言翻译研究有较多增长，涉及翻译策略[6]和方言文化转换[7]、理论探讨[8]等问题，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显不足。

英汉方言间翻译研究不足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对方言的性质、含义和功能缺乏客观正确的认识，因此英汉方言翻译研究一直处于较边缘的地位；二是对英汉方言的差别缺乏科学透彻的理解，阻碍了英汉双语间翻译研究的继续推进；三是过分关注语言转换，而忽略了文本外因素对方言翻译的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本书将从文体—语篇视角，结合微观分析和宏观语境，对方言翻译转换特征进行英汉与汉英、小说与戏剧多角度比较分析，以弥补英汉方言互译研究在上述方面的不足，推动英汉方言互译研究的深入，深化英汉语体翻译研究，扩大文学翻译研究的视野，并为当今文化的输入和输出提供借鉴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