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边疆学”的理论特质与“民族生产力”的认知要求

吴楚克先生《中国边疆政治学》一书对“边疆理论”的说明无疑有助于阐发“中国边疆学”本身的理论特质：“理论成熟的现实与思想制约已经打破，一个学科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边疆理论的范畴、体系不能从边疆史资料中自然生长出来，它的创立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探索和研究的过程。”[85]他认为：“把中华民族发展史仅仅看成是一个少数民族趋向汉族的历史过程，那么，既违背了少数民族进步力量与汉族进步力量相互融合的历史事实，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它必然导致我们无法正确评价少数民族与封建王朝更迭时期进步与落后、保守（根据同段前文的用词，此‘保守’应该为‘革命’字眼才能构成一对矛盾，此处应是笔误——笔者注）与反动的斗争历史。”[86]他对“边疆民族”之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及其相应的对历史事实资料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在中国古代边疆的变迁史中，哪些思想、政策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哪些历史事件促进了民族生产力的提高？就应该是中国边疆史评价历史事实资料的准则，而不是其他。”[87]

笔者注意到一个用词细节，此处吴楚克先生专门说到了“民族生产力的提高”，同页他还一般性地提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笔者的问题便由此而来，两个“生产力”，一个以“民族”修饰，另一个以“社会”修饰，一个是动词“提高”的对象（一般来说，习惯性的搭配多是“提高”“生产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发挥”“生产力”的说法，倒是与此处吴先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意旨接近），另一个是动词“发展”的对象（准确说，“发展”都是某一历史主体比如劳动者阶级“发展”，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说的“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说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88]，而作为对象使用的“生产力”，比如“发展生产力”就基本是“发展经济”的同义语），所指是一个东西吗？如果不是，又分别是什么？“生产力”是汉译，对于“唯物史观”的这一核心概念，在相同或类似的语境下，是同一德文词的翻译吗？如果不是，那就要考虑如下情况的存在：我们是否随意穿梭，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同一“词语”，尽管有时自己浑然不觉，甚至觉得理所当然。在这种的情况下，从学理来看，是否也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正是“理论成熟的……思想制约”对于“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来说，需要首先“打破”之处。

上述“新生与腐朽”“交替”这类“边疆民族”变奏现象，同样见于西欧。关键是对它们如何解释。

吴楚克先生指出，德国、意大利、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是“以游牧社会为主进入现代国家”[89]的典型代表。对此，吴先生并没有展开论证，或者进行具体的一一说明。他说的“游牧”与马克思针对欧洲早期部族漂泊不定的动荡历史所说的、可以随处休止的、等同于“迁徙”（Wanderung）的“游牧”（Hirtenwesen，“游牧民族”德文是Hirtenvölker，此词汉译“畜牧民族”恐不确）[90]应该是一致的，与东方在夏季牧场（夏季营盘、夏窝）和冬季牧场（冬季营盘、冬窝）之间的季节游牧有根本性的差异。

塔西佗在“流血”的蛮族与“流汗”的罗马民族之间作出了区分并以之进行解释说：“要想劝他们像敌人挑战和赚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用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91]庞卓恒先生在引用了塔西佗的上述论述后，从游牧、游耕（Shifing agriculture或slash-and-burn，又称刀耕火种法）历史阶段在东西方结束时间早晚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且从香港学者何炳棣、美国中亚考古学者庞波里（Raphael Pumpelly）那里辗转援引了德国地质学家李希特浩芬对华北黄土地带“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性能的如下理论说明：一是由于它的深度和土质的均匀；一是由于土层中累年的堆积、业已腐烂了的植物残体，雨后通过毛细管作用，将土壤中的各种矿物质吸到地面；一是由于从欧亚大陆内地的风沙不时仍在形成新的堆积。正是基于此，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兰（Jack R. Harlan）所说的耕种1年休耕7年的经典游耕制不同，黄土地带可以进行年复一年的耕种。[92]

“游耕”与“游牧”（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猎”与之接近）这一对西方概念框架在东方的适用性，其实就是地理基础乃至生产方式的中西异同比较问题。长城以南地区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带相对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西北季风对该地区土壤肥力的形塑作用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该地区之所以相对于黄河下游乃至江南地区更早成为古代中国文明中心，其不灌而种、不耕而长的沙性土壤条件是不可多得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异族论”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至魏源等学者著名的“西北气运论”即“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93]都有一定的唯物论基础。与中国古代中原内地长期存在的长城以南地区“精耕”、西北“游牧”、东北“游猎”的“大三角”模式类似，唐代吐蕃政权治下也存在一个雅鲁藏布江南部地区“游耕”、西北羊同地区“游牧”、东北古羌地区“游猎”的“小三角”模式。这种生产方式的同构性对吐蕃整体性的内向发展乃至王政衰微下的向西漂移必然存在长时段的作用，一如北方草原林地部族一波一波的南下西迁浪潮。

“流血民族”与“流汗民族”这一对西方概念框架在东方的适用性，可以陈寅恪先生如下言论为证：“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94]回鹘从“流血民族”西迁流转为“流汗民族”以后的血性心性嬗变，则是它的第二种表现形式，而蒙元民族在明朝“驱除鞑虏”回归蒙古草原之后，是否回复到某些日耳曼土著居民那样的、由于没有参加蛮族即异族人的民族（Völker）大迁徙因而也就缺乏由于种族杂交才产生的个人能力（Persönliche Energie）从而造成的“白痴式的”状态[95]，也值得考察。这种“白痴式的”种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在西方首推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纯种雅利安选育运动”，马克思对此的先见之明令人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