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边徼地理学”的满洲东北崛起主题与清帝国的世界历史性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所谓“边徼地理学”最初就是研究“满洲崛起东北”之学，后来兴起的才是“域外地理学”[44]，这就要求打破边疆地方史就边疆谈边疆、就边疆民族谈边疆民族的狭窄视阈，首先要选取有全国乃至世界历史意义的边疆民族开展中国边疆学的动力论研究。

早在入主中原之初，顺治帝即言：“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45]十一年后在腹地与边疆各省实现大一统之际，复言：“云、贵新入版图，百姓皆朕赤子”[46]，清代以朕为核心包含“天下一家”、“满汉官民”在内的“家国一体”观念由此奠定。其后，在著名的雍正勘界案中，对于小邦与天朝所争“四十里之地”，雍正帝声言：“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47]对于“天下一家”、“满汉一体”、内地外藩统一于“朕一人”的国家观念，习见的解释似乎重视不够、挖掘不深乃至学科角度有偏差。对于理解清帝国来说，“朕之内地”与“朕之外藩”本身就是一个跨越国界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清王朝对朝鲜同样奉行“天子守在四夷”，两者也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使中国而安也，东方亦安也，使中国而不安也，东方亦不安也。清人之治乱兴废，吾邦之所不可不知也。”由此希望咸丰帝“武足以詟四裔，而文足以化国内乎，吾将帖席而眠也”。[48]“国内”与“四裔”并举，“天子守在四夷”的要义“让险要给四夷拒守”恐被忽视，此为疆域不分你我之忧。

而对清帝国的世界历史性理解别开生面者，笔者认为有二：其一，作为身负“家国情怀”的“滇史巨擘”[49]，方国瑜先生是“将祖国（中央政权）视为自己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50]的纳西族的杰出代表，他于1963年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提出“不管政权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在中国整体之内……不平衡的情况”“以族别之间为最显著”[51]。其二，姚大力先生《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进一步指出：“民族”这个外来词对应的应该是古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族类”字眼；对于金、元、清这些兴起于“帝国边疆”的“边疆帝国”来说，“边疆”才“有与汉地同等的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基于此，它们“并没有简单地把原先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倒转过来了事”，而是“展示了一种真正多元的领土结构”；而“五族共和”从政治目标到全面汉化的蜕变，则是原则性的背叛。[52]但是，姚大力先生“边疆与汉地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的卓论，从他深受拉铁摩尔影响而简单归纳的“自身的文化及身份认同的根据地”、“本族群人力资源的储备库”乃至“祖宗根本之地”的保留以及清代将川青藏土司地区变成“内边疆”[53]几个方面来说明，似乎尚有不能尽意之处。

何以言之？姚大力先生对于历史上的“中国”五层含义的厘定（周武王“余其宅兹中国”所指“土中”洛阳一带、先秦排除秦越吴楚的“关东”、包含“关中”的汉唐中国、立国不分南北的宋明诸多王朝、排除西南土司而特指汉地的汉族汉文化[54]），尤其是后两层含义一直沿用到近代的说明，对理解“中国之君”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的关系自然是便捷的利器，所不同的是，如此言说的雍正帝，其《大义觉迷录》的如下言论更好地揭示了地处明代“帝国边疆”的边疆民族政权作为“中外臣民之主”之于“中国臣民”、“内地苍生”的巨大作用：“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着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55]对于“各民族保留其原居地的多民族国家”（multi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中的“边疆民族”来说，无论homeland译为“原居地”还是塞亚·柏林所谓“家园”，以“族群”（ethnic groups）话语代替“民族”的固有言说[56]，都不能抹杀这个连封建帝王都承认反而往往被今人故意忽略的基本事实，homeland的有无大不一样。而姚大力先生向我们展示的、登载在2009年《科学》杂志上、依据分子人类学制作的“亚洲人群进化树”，似乎显示汉藏苗瑶的祖先都是二三万年前从云南进入中国的[57]，这一科学猜想倒是与方国瑜先生在彝族来源问题上主张排除“极端土著论”[58]的见解暗合。周锡瑞在对大清如何变成中国的揭示中提到立宪派与革命派在“中华民族”内涵大小问题上立场的异同：两者对满洲人是否属“中华民族”争论激烈，但都同意蒙、回、藏不属于“中华民族”，但是鉴于它们还没有达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的文明程度，都主张把藏地、新疆和内外蒙古纳入将来要建立的中华民国[59]。是以中原王朝中央政权为“祖国”（homeland），还是以边疆民族中央政权为“祖国”（homeland），还是各有“祖国”（homeland），这实在是中西名词对应需要破解的巨大难题。

纳日碧力戈《边疆无界：万象共生的人类观》指出：“民族国家变边疆为边界，完成由中心定边疆到由边界定中心的革命性变革。从表面上看，边疆变边界，其中充满社会和族群的冲突，也凸显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冲动。”[60]中心、边疆、边界的近代转型及其社会动力探讨决定了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离不开边疆、边界、周边这“三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