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主题：世界历史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与边疆研究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哲学名著，汉文、英文的译名是一致的，笔者也从未怀疑过这一书名的准确性，但是查对德文就会吓一跳，原书名明明是《世界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1]。在笔者看来，这恐怕是后人在进行“历史哲学”的学科构建时不自觉地阉割“世界历史哲学”名著的显例。在这种削足适履之下，“历史”一词是否能反映“世界历史”所要表达的含义，就是大可怀疑的了。而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学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思想，笔者曾有初步的探讨。[2]对于中国来说，与中国历史学一样，世界历史学也开始以一级学科的面目全新亮相，由此出现了两大历史学科并驾齐驱的学科建构格局。在目前中国的学科框架下，中国边疆学在一些学术机构是作为中国历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进行设置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边疆与民族合一的边地民族性乃至地缘政治性，是否会突破中国历史学的既有框架而带有更强的世界历史性，是否会受到上述学科分割的影响，中国边疆学如何才能具备单独学科建构的条件，是否有“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的可能性，[3]这些都是进一步正本清源才能回答的问题。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四部《日耳曼世界》指出：“假如我们要把日耳曼世界分为几个时期，有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这里不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我们可以作出双重向外的关系——追溯到一个前期的世界历史民族，和前瞻到一个后期的世界历史民族。历史证明，这些民族发展的过程是和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在蛮族对罗马帝国实现大征服之前，“日耳曼各民族向外的关系”，对于罗马帝国这样的“各文明的民族”、“世界历史民族”来说，“只是陪伴着历史”，“然后他们的发展方才开始”[4]。这里所指称的“世界历史民族”德文对应“welthistorisches Volk”（第413页：zu dem frueheren welthistorischen Volken），而“陪伴着历史”中的“历史”对应德文则是“Geschichte”（第414页：begleitet hier nur die Geschichte）[5]。马克思指出：“在社会（Gesellschaft）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Ausganspunkt）。”斯密和李嘉图认为“单个的孤立的”、“18世纪的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historisches Resultat），而是历史的起点（Ausganspunkt der Geschichte）”，“并不是从历史（Geschichte）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种观点根本就是一种错觉。与之不同，斯图亚特“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historisch）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6]此处“出发点”与“起点”对应着同一个德文词，而“历史”一个汉语字眼却有两个德文词，何以在两个“历史”（H-形式和G-形式）之间这么纠结呢？黑格尔指出，在蛮族征服之前，“日耳曼各民族向外的关系”“只是陪伴着历史（Geschichte）”[7]，由此，游牧民族的历史被置于“历史的起点（Ausganspunkt der Geschichte）”上。马克思在论述费尔巴哈时谈到“历史的人（historischen Menschen）”，与黑格尔上述“世界历史民族”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他（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den Menschen）’，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wirkliche historische Menschen）’。‘人（Der Menschen）’实际上是‘德国人（Der Deutsche）’。”[8]德国人不是“历史的人（historische Menschen）”，这话马克思是从反面说的，反话正说就是黑格尔的说法，日耳曼民族陪伴着“世界历史民族”，一句话，非历史的人陪伴着“历史的人”。恩格斯在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书评的第二部分明确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其他所有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样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照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Geschichte）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9]如果把黑格尔“陪伴着历史”命题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联系起来思考，或可增进我们对马克思“历史”、“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解。

对于“逻辑的方式”与“历史的方式”的辩证法，恩格斯有一个解释：对经济学文献的逻辑研究就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据此类推，笔者认为，对历史著述或历史学文献[10]的逻辑研究也就是对历史本身的研究，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恐怕还有距离。必须看到，“历史的方式”中的“历史的”德文用词是“historisch”，而“历史过程”（historischer Verlauf）就是“现实的历史过程”（der wirkliche geschichtliche Verlauf）[11]。可见，德文作为名词的两种“历史”（Historie和Geschichte），前者“陪伴着”后者，其实就是前者作为逻辑或社会意识“陪伴着”作为历史或社会存在的后者。换句话说，日耳曼人的“历史”（Historie）只是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或历史（Geschichte）的一部分（马克思意义上的上层建筑）或者说陪伴者（黑格尔意义上的“陪伴着”）。日耳曼人作为游牧民族，其产业形态经历了由畜牧业向耕作农业的过渡，氏族公社（恺撒时代，日耳曼实行“土地共耕”）、农业公社（公元1世纪塔西佗时代，马克思称之为“日耳曼公社”[12]）、马尔克公社（公元3世纪后产生）是其过渡形态。恩格斯认定，身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日耳曼人是以马尔克公社这一“真正的氏族制度”征服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同罗马帝国晚期盛行的隶农制混合而成封建农奴制[13]。游牧民族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上，“蛮族”的“蛮”对应的当是“野蛮时代”这一术语。“落后的北方”是列宁提出的中国命题[14]，其范围被认为不仅仅包括东北、华北、蒙古，还包括西北和西藏[15]，这就是说最起码要涵盖宗教、民族、边疆高度合一的蒙藏游牧社会。其实所谓“野蛮”、“落后”都是相对的，这根源于它们的“生产方式粗糙”[16]。黑格尔所谓日耳曼林居时代“还没有成熟为一种政治状态”[17]、恩格斯所谓“野蛮时代高级”指的都是类似的社会阶级不分化或劳动分工不发达状态，关键在于是否陪伴着世界历史民族演进。如果把“边疆民族”都作为“野蛮民族”、“落后民族”看待，恐怕是对上述命题科学性的过度解读。所谓“还没有成熟为一种政治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状态”，就是部落共同体，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18]。看不到类似“社会状态”的后发优势以及边疆民族政教首领“陪坐”所具有的特殊的“国体”建构意义，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来说，恐怕就远比解读西欧历史遇到更大的障碍。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连续系谱中，边疆民族历史处于整个中国历史的什么地位，是否处于与蛮族类似的陪伴地位，这种陪伴性是否带有主导性，这是不能回避的中国问题意识。在中国历史上，“陪臣”、“陪坐”就有“陪伴着历史”的意味，值得发掘。

对唯物史观德文、英文、法文、汉文基本概念的研读（详见《被汉译、英译甚至德译遮蔽的唯物史观“原理”》节），笔者体认，要时刻警惕东西方不同语言和概念系统之间的难以通约性，哪怕是常见概念，却未必是习见含义，例如“历史”、“社会（社会历史）”、“基础”、“生产力”、“民族（部族）”在德文中都区分为总体概念/部分概念（中国古代类似说法似乎更能达意：浑称/析称[19]，前者具有本原性，恐怕产生时间更早、抽象程度更高，后者具有派生性，恐怕产生时间更晚或系外来词汇），在英文中却多是以部分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变化（见表0-1），这就意味着英文对德文的翻译容易丢失义项，常常难以接榫。在德国，现在奉行“社会（soziale）市场经济”，其中“社会”字眼，即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社会交往形式（soziale Verkehrsformen）”[20]、“社会（soziale）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革命（soziale Revolution）”中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生产力（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vkräften）”[21]中的“社会”字眼。在英文中，只有“S-”形式（形容词Social、名词Society），没有“G-”形式，这一语言现象本身就值得关注。《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äfte），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äfte[22]）呢？”[23]“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4]此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是《序言》中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始于18世纪中叶的大机器生产，而不能提前到16世纪资本主义曙光时代的早期“现代”（Modern）。《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vkräfte）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 der Arbeit selbst）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 des Capitals）增长。”[25]可见，“社会生产力”（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vkräfte）就是“劳动本身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 der Arbeit selbst）就是“生产力”（Produktionskräfte），其种类“多”、数量“大”。据日本学者广松涉考证，“Produktionskraft”为赫斯对英文“productive power”的德语翻译，意指生产物的多少。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沿用了赫斯的这一译法，例如“生产力大大过剩”[26]。马克思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但已有写法上的区分，例如“提高生产力（Produktionskraft）”、“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die produktive Kraft der Arbeit）”[27]。中国学者姜海波认为，“生产力”概念有一个从名词性合成词（Produktionskraft、Produktionskräfte、Produktionskräfte）向动词性合成词（Produktivkraft、Produktivkräfte、Produktivkräften）转变的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上就有马克思从前者到后者的改写；“英语中productive power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语修改再译回英文变为productive force”，“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是恩格斯逐渐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Produktivkräfte的用法，并且一直沿用到《资本论》”[28]。这里虽然有“似乎”一词，但是语气还是相当肯定的。在《共产党宣言》乃至《资本论》中，情形到底如何呢？我们知道，《资本论》英文第一版即1887年版、《共产党宣言》英文第一版即1888年版都是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校订出版的。前者恩格斯的英文序言中，比如“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数级数扩大”中的“生产力”用词仍然是“productive power”[29]，后者正文中的Produktionskräfte比如“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中的“生产力”却翻译为productive forces[30]（法语类似，forces productives或者forces de production[31]），这种情形显然是姜海波的上述论断无法解释的。马克思《资本论》所谓“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生产力提高时”、“生产力降低时”，这里的“生产力”指的都是德文Produktivkraft der Arbeit，英译Productiveness[32]。李国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指出：“与中国海洋疆域发展历史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受到生产力低下、航海技术落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古代历史时期，周边国家对其邻近的东海、黄海和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既没有其先民发现命名经营海洋岛屿的历史证据，也没有记载实施政府管辖的文献资料。”[33]“更路簿”等航海技术的有无，自然是古代先民“生产力”高下的一个明证。而所谓“生产力低下”中的“生产力”概念，恐怕就不能与英文“productive power”对应，而只能与英文“productive force”对应。汉语一个“民族”字眼，德文表达到底是Völker还是Natiönen，也需要特别辨析。Völker作为一个上位概念，应该是涵盖Natiönen的。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现代民族”（moderne Völkern）[34]这一概念的运用，作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其发源于日耳曼类型的“公社”（Gemeinde）[35]，“现代民族”用一个德文词来表达当是Natiönen[36]，而“古代民族”（antike Völkern）[37]则是“部落共同体”（Stammwesen）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共同体”[38]（Gemeinwesens，汉译“共同体”无法体现其作为“公社”的特质）[39]，用一个德文词表达当为Völker。“部落共同体”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看来，是“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Produktivkraft）而出现”的，“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德文原文是z.B. Viehzucht，Landbau）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和特殊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40]。对于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的“帝国”、“世界历史民族”（welthistorisches Volk）、“边疆”、“边界”、“疆界”乃至“历史性国家（historic nations[41]）”、“历史性权力（historic power）”、“主权权利（sovereign rights）”[42]、“历史性水域”（historic water，例如用以指“南海”）等概念，也要有必要的警惕。这样，“历史中国”是不是“历史性国家”，是否具有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性”，就是必须思考的问题了。

表0-1 英文、汉文对译德文、法文总体概念/部分概念易漏脱义项

基于此，黑格尔“陪伴着历史”命题之陪伴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蛮族/罗马帝国=historie/Geschichte=Nation/Volk=Produktivkräfte/Produktivkraft=Produktivkräfte/Produktionskräfte=Produktionsfähigkeite/Produktivkräfte=geistigen Produktivkräfte/materiellen Produktivkräfte=Grund/Basis=Grund/Grundlage=个人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物质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体/用=枝叶/本根=流/源=源/本=边疆民族/内地民族=流血民族/流汗民族=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国体/政体=金线/红线=辅线/主线=外边疆/内边疆=外边/内边。公式的汉文对应部分是中国历史的“双边疆范式”表达，具体可以形成中国疆域的体用观、中国边疆的层级论、中国边疆的类型学等子命题，公式的德文对应部分则是世界历史的“主辅线范式”表达，具体可以形成物质动因论（包括物质生产力最终决定论、社会革命伟大动力论）、精神动力论等子命题，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简言之，“流血民族”对“流汗民族”的陪伴，其实就是“游牧民族”（Hirtenvölker）对“农耕定居民族”（ansässige Völker）[43]的陪伴。同一个汉文词“民族”，其实对应着两个有明显分野的德文词，对此如果完全没有任何体察，恐怕就有很大的学理探究危险。

笔者以边疆动力论探讨贯穿全书。其基本脉络是，在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以及马大正先生内边外边“双边界框架”的关照下，在中国疆域近代体用形势变迁的视阈下，认为黑格尔“陪伴着历史”命题在东方中国的运用要特别强调边疆与民族的合一特色，这样世界历史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就具体表现为中国历史的“双边疆范式”，基于此，初步探讨了乾隆底定新疆的边界层级、蒙古范例、海疆体制等问题，分别从清代边疆海陆疆格局的形成、蒙古边疆形态的典型性、边疆形态的近代变迁、港台边疆形态的当代超越等方面论述了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终章总结全文，明确中国边疆学的动力论命题及其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