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疆”还是“边陲”：应先正名

乾隆帝经略西北之际是有清一代边疆观念的集中爆发期，“边陲”、“边徼”、“边鄙”、“边疆”、“边界”、“内地”、“外地”等概念因时因地转换，纷繁异常。笔者体会，在概念满天飞的情况下，确定好台风眼，便可以使看似无序的状态，有了地理坐标上的某种归属感。这样的台风眼在西北有两个，一个是凉州，另一个是伊犁。一般说来，“边陲”、“边徼”处于“腹里”、“徼外”之间，更多是地理方位概念；而“边疆”处于“中央”、“外藩”之间，更多是政治主权概念。

综合看来，其间最起码有三种“内地”概念。

其一，与“外藩”相对的“内地”，其实就是作为清朝实际控制区“疆域”、“疆内”[11]之类“四至”概念。例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谕：“新疆大臣等办事，往往袒护内地民人，致外藩心不悦服。”[12]

其二，与“边外”、“卡外”相对的“内地”，其实就是“塞（长城）外”之“腹里”[13]概念。例如，伊犁在乾隆帝头脑中展现为农业繁荣的景象：“伊犁向为准夷腹地，加意经画，故穑事颇修。”[14]“三十九年（1774），奏准，嗣后，每年伊犁、塔尔巴哈台巡边收贡，俱在勒普西地方会齐分收。若哈萨克等规避不交马匹，即照内地征收贡马例，每应纳马一匹，罚马一匹，照数收马二匹。”[15]

其三，与“塞（长城）外”相对的“内地”，具体是指清代十八行省。例如，“仿伊犁、乌鲁木齐携眷驻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为额兵，屯田裕饷，并许内地商民擎家垦种，以渐生科。”[16]

与此相应，也就有三种“边疆”含义。

其一，长城边塞、柳条边、卡伦一线及其附近地区[17]。柳条边外本是“不准樵采、游牧”的“边疆禁地”[18]，对柳条边来说，也有个“展栅”即“展边垦土”的问题。清朝兵部认为“即开展边疆，垦辟地亩，亦系内地，不致杂扰”，但是朝鲜国王“称凤凰城树栅之外，向留空地百余里，务使内外隔截”，[19]所谓“空地百余里”也就是凤凰城城守尉博明希哲所说“其地皆弃同瓯脱者，盖恐边民扰害属国，乃朝廷柔远之仁”。[20]这就把“边疆”一词限定为“柳条边内”了，可以称为“边内”之“边疆”。而“开展边疆”，“边”专指“柳条边”，言下之意，“边疆”即是农耕地区之边缘。

其二，“边疆”指的是明代“边方”那样的实际控制的行政边区。例如，在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之际，康熙帝着手建立封疆大吏定期朝觐制度。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阐发透露了其心目中何处是“边疆”的一个信息：“边疆提镇将军久握兵权，常来朝觐，则心生敬畏。”[21]在这里，相对于此前中央控制有限的藩王之治，把“边疆”设置为将军、提督和总兵实际控制区的意旨是明显的，并且为乾隆君臣所继承。[22]乾隆十七年（1752）谕陕甘总督黄廷桂、安西提督李绳武：“边疆奏事，有不能尽实……惟该提督是问。”[23]安西之“边疆”地位即使平准之后亦因嘉峪关巡检的设立而长期保持不变。

其三，“边疆”指的是“守在四夷”之地。明代文献或谓：“世之治也，守在四夷”，[24]努尔哈赤就曾自称朝廷的“管束夷人之主”。既有研究显示，明代国防存在一个“边方→关隘→腹里”三级格局。[25]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身为建州卫都督的努尔哈赤以“保塞功，升龙虎将军”，[26]三十三年（1605）他致书辽东巡抚赵楫、总兵李成梁，表达了自己的“边疆”观：“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27]松锦战胜后，皇太极致书崇祯皇帝：“自东北海滨迄至西北海滨……远近诸国，在在臣服。蒙古大元及朝鲜国，悉入版图。”[28]此处“版图”包括外藩“朝鲜国”，这与雍正帝视“藩封”之地安南为“吾土”[29]是一致的。面对布鲁特、哈萨克的越界、越境乃至越卡游牧浪潮，乾隆帝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延续“尔土”[30]与“吾土”的宣示，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对哈萨克汗敕谕告诫：“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31]继而认可了“外藩”牧民在“内地”即“吾土”上的求生要求。不过，朝鲜国王把“臣国边疆”[32]与“大国疆内”[33]并称，倒是显示了不与大清混一的意旨。

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认为：“在古代，边陲和边疆通用”，并引用带有“边陲”一词的《左传》文句来说明“边疆”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古已有之，但接着又说：“边陲比边疆的概念更小，边陲是靠近边界的小范围地区，而边疆则是远离统治中心的边远疆域。”[34]笔者查核《左传·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发现，原文是：“利我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其实此句之前尚有“帅我蟊贼，以来摇荡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以及“郑人怒君之疆埸”，文中“边陲”、“边疆”以及“疆埸”似乎基本同义通用。对于“疆埸”，需要说明的是不能误为“疆场”，“疆埸”的例子还有：“虽溃痈必决而存亡系之，则抵掌疆埸，未有先于土司者矣。”[35]郑汕先生对“边陲比边疆的概念更小”的说法没有举例，使得概念运用尚显模糊。笔者对乾隆经略西北之际对“边疆”、“边陲”的实际运用的考察似乎并不完全支持此说，至少平准前包括“边疆”甘肃和“西陲”准回的“边陲”比“边疆”甘肃的概念范围要大。

对于“东陲（垂）”的运用，笔者注意到如下例子。

其一，朝鲜王卫满，秦时“属辽东外徼”，西汉建立后，在塞外扩张，建都王险，汉惠帝时辽东太守约之为“外臣”，要求他约束外蕃勿犯塞，但勿禁外蕃朝汉，卫氏朝鲜后来却违反约定，不仅自己招纳藩服，而且自己也不朝汉，武帝遂定之而分四郡（玄菟、乐浪、真番、临屯），高句丽王为玄菟郡县内王侯。安帝永初五年（111），高句丽王宫遣使朝贡，其后屡次侵扰辽东郡县。宫死，子遂成到玄菟郡请降，孙伯固即位后，“东垂少事”[36]。此处“东垂”，至少是就高句丽的侵扰范围来说的，不仅包括玄菟等四郡，还包括辽东郡等，是说这些地方“少事”。而武帝自称“朕将巡边陲”后，走的实际路线是“出长城”、“北临河”[37]，亦可见北方“边陲”大致是长城黄河之地。

其二，《吉林通志》卷60说到东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共同用词是“绥徕边境”[38]。在宁古塔为“边疆要地”[39]的定位下，1662年设置宁古塔将军（同年设置辽东将军），是为1757年吉林将军的前身，后者的设置职责是“辑宁边境”。“东土”作为相对于“中土”的龙兴之地、留都之所而存在，但唯有1683年黑龙江将军的设置职责为“绥来部族，控制东陲”[40]。此处“东陲”与上文指涉准噶尔乃至回部的“西陲”恰成东西两极遥遥相对，对哈萨克、布鲁特等部族的“绥来”意义亦应俱在。

其三，《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新疆藩部”包括“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塔什罕、拔达克山、博洛尔、布哈尔、爱乌罕、痕都斯坦、巴勒提诸部”[41]，其中巴勒提“在痕都斯坦东陲，相与邻接，国俗亦大略相似”[42]，就地理位置来说，“东陲”在痕都斯坦疆域之外。还有一个距离上文把尚未纳入清朝疆域之内的准噶尔乃至回部称为“西陲”在时间上更近的例子，《清高宗实录》卷607载，1760年乾隆帝颁布敕书正式接纳浩罕为清朝藩属时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运用“边陲”概念的：“尔远处边陲，闻大兵平定回城，逆贼逃窜信息，即慕化归诚，请擒贼自效，遣使入觐，深可嘉尚。”

由此可见，“边陲”为方位词，似乎并不强调疆域归属，可以指本已内属之部族比如高句丽，也可以指本应内属之旧疆比如准噶尔，与“边疆”强调行政隶属下的边缘区域的用法迥然有别，不过有时也包括“边疆”在内。笔者体会，言说“边陲多事”的范围，似乎要大于言说“边疆多事”。从这个意义上看，“边陲”的意义更接近于英文尤其是拉铁摩尔所说的“Frontier”概念，翻译为“边疆”反而不如“边陲”。考虑到翻译习惯已成，那就要明确欧美国家甚至俄罗斯[43]的“边疆”概念都不是清代中国的“边疆”概念，似乎与清朝西征统一之际甘肃、新疆都被称的“边陲”概念更为接近。新疆督军杨增新麻电（1919.5.23到）称：“新疆僻处边陲，邮电迟滞，向于内地政争未易得其要领”，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皓电（1919.6.23到）称：“乃者库伦、青岛迭起风云……祥一介武夫罔谙大计，惟念军人职责重在国防。甘处边陲，尤虞蒙患，亟盼内争迅息，得以效力前敌，靖此边氛。”清末已见蒙古被称“边陲”，民初新疆、甘肃复以“边陲”自命。这就是笔者的命题：边陲≥边疆。

尽管1691年、1696年、1697年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之后，[44]清朝可谓大定西北了，但“边疆”作为“边方之臣”将军、提督和总兵的实际控制区，自然很难把准噶尔纳入其中。从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底定西北，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塔尔巴哈台编设唯一的哈萨克佐领、[45]四十四年（1779）停止接受哈萨克内属，乃至西北疆域近代形塑的变迁史，为笔者提供了文献爬梳的话语谱系。伴随着“内外之界”的西推过程，或可一窥乾隆君臣“边疆”观念变迁的不同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