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乾隆君臣底定新疆及其“双边界框架”

现代汉语中，把“边疆”与“内地”并列、对称，是十分常见的，今人对于清代西北的历史书写，在概念运用上也似乎穿梭无碍。[1]而以时间为线索，从“边陲”观念变迁的角度切入的论著，以张连银、喻堰田《明清嬗代与西北边陲的变迁——以16～18世纪的河西走廊为例》[2]一文体现得尤为突出。该文在谈到雍正十三年（1735）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建议在安西镇基础上增设一提一镇的地方，有“弹压边陲，声援哈密”的说法。这给人的感觉是“边陲”与“哈密”一近一远，地理观念上似乎有些错乱，不像查郎阿本人的话，循所示出处，[3]查对原文，果无此语。这最起码说明，爬梳这些概念本身，或许可以窥见乾隆之际边疆观念的某些尚不为人注意的面向。这一问题，对于研究中国边疆乃至确立中国边疆学，[4]恐怕也是绕不开的。

可以看到，从嘉靖十八年（1539）明王朝二次关闭嘉峪关，到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复立沙州所，嘉峪关以西地区无建置将近200年。自洪武八年（1375）始，明政府在嘉峪关以西先后建安定、赤斤蒙古等六卫，嘉峪关未有建制。洪武二十七年（1394），建肃州卫嘉峪关所，置游击。永乐二年（1404），哈密蒙古族酋长安克帖木儿向明朝贡，明朝控制哈密，并设置哈密卫，形成关西七卫。吐鲁番国王阿黑麻，“自以地远中国，屡抗天子命”。弘治元年（1488），吞并哈密。弘治七年（1494），闭嘉峪关。正德、嘉靖年间，吐鲁番王满速儿攻入哈密，多次寇掠嘉峪关。嘉靖七年（1528），允准满速儿入朝进贡，并迁哈密回部到肃州东关驻牧。嘉靖十八年（1539），明朝二次关闭嘉峪关。[5]嘉峪关作为“西陲锁匙”[6]的地位，由此凸显。嘉峪关于康熙十三年（1674）设游击，乾隆四十年（1775）设巡检。[7]巡检的设置意味着，官员和民人出关，均需接受盘查。乾隆底定新疆后，嘉峪关作为长城即“内边”关塞的地标意义凸显：“安西、肃州一带，遥控新疆，界当总汇，昔为沿边屏障，今成腹内要冲。生聚既繁，田畴宜辟。”[8]

爬梳清代疆域底定时代即乾隆时代的边疆观，是中国边疆形态近代转型的考察起点。乾隆君臣经略西北，内“边疆”而外“边陲”的话语，对于“新疆”尤其是伊犁来说逐渐为“内地”、“边疆”、“边陲”、“边徼”混一的话语取代。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长城线为“边”被西推为卡伦线为“边”。“内外之界，不可不分”的“刘统勋命题”面临“界”在哪里的诸多挑战。我们知道，长城线上的嘉峪关设游击，归肃州镇总兵辖制。与之不同，卡伦线之外的唐努乌梁海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但是将军每岁巡边仅至卡伦，卡伦以外则派员巡视，已被认为多有忽略之处[9]。面对“安集延图利，常赴卡伦外贸易，愚弄布鲁特”引起的禀诉争议，嘉庆帝坚持“凡卡伦内者之为管理，卡伦以外不应管理”[10]。重内边（界）轻外边（界）、重陆（疆）轻海（疆）的疆域格局由此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