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内外之界”：刘统勋因言获罪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刘统勋署理陕甘总督，六月平定准噶尔，七月充《平定准噶尔方略》副总裁。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叛扰伊犁、定北将军班第自杀殉国（八月十六日）之际，定西将军永常不仅不谋安接台站，反而自木垒后退巴里坤，刘统勋则上奏力主“内外之界，不可不分”并请“弃巴里坤退守哈密”。乾隆帝于九月谕曰：“试思，各部自归诚以来，悉已隶我版图，伊犁皆我疆界，尚何内外之可分？西路诸台吉、宰桑，皆知遣人来告军营，求以兵力壮其声势，其自效之意显然可见；而永常、刘统勋乃望风疑畏，甚欲调陕甘满、汉标营马匹，以向年巴里坤孤悬塞外马驼被劫为词。”[46]永常、刘统勋因此双双获罪累及身家。但是所谓革职来京查办没产，对于刘统勋来说，并没有认真执行。乾隆帝“念刘统勋所司者粮饷马驼，其军行进止，原系将军之事”，当年十月即令他做二择一的选择，刘统勋自然心领神会顺利通过皇帝“士可杀而不可辱”的考验而乐得自己“在司员内办理军需，效力赎罪”、诸子获释、刘墉加恩在编修上行走，次年（1756）六月补授刑部尚书，七月给还本籍家产，闰九月则结束西北使命重到江南治水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一月，谕：“西陲大功告成，一应事宜，必期熟筹而久。从前哈密、巴里坤、辟展等处，办理粮饷台站诸务，具有内地派员经理。今军需事竣，而新隶版图，均有专责，若仍行兼办，致本任久悬，殊非常制。且甘省各营伍官职，较他省独多，原为地属边疆起见。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47]此处“哈密、巴里坤、辟展等处”与“内地”相对，而“自伊犁以达叶尔羌”是“边陲”，显示出“哈密、巴里坤、辟展等处”与甘省同为“边疆”的地位。乾隆帝的“边陲内地化论”影响所及，臣子奉言。[48]

在“边陲”与“内地”、“边陲”与“边疆”非此即彼的表面意义上看来，平准之前，当陕甘总督治下的甘肃是“内地”“边疆”时，“伊犁以达叶尔羌”才是“边陲”，与刘统勋“内外之界，不可不分”的命题相联系，“伊犁以达叶尔羌”自然要认定为“外地”“边陲”。关键是平准之后，怎么认定“伊犁以达叶尔羌”的地位，也就是说如果“伊犁以达叶尔羌”继续被称为“边陲”，“边陲”与“内地”两者就不是表面看来的对立概念。事实正是如此。

可以看到，针对兰州等“府州各属”受灾情形，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谕：“甘省各属积年歉收，边徼穷黎实堪轸念。”[49]可见当时作为兰州巡抚驻地、随后作为陕甘总督驻地的兰州也被同样视为“边徼”。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谕：“向来凉州、庄浪驻防官兵，原因准噶尔未经平定，该处地处西鄙，挑选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四五千名，简放将军、副都统及协尉、佐领等官管理。今准噶尔、回疆全行平定，巴里坤以外均属内地，所有凉州、庄浪不得作为边界。”[50]会典此段记载没有标明月份，《清高宗实录》十二月谕与其意思十分接近：“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等处为西陲冲要，故将西安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兵丁，派出数千名，分地驻防，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凉、庄既非边徼，而该处并无行围习艺之所，以致兵丁怠惰偷安，俱归无用，现在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凉庄兵丁挈眷迁移较为省便。”[51]可见，当此平定准部回部之际，“边徼”、“边界”、“西鄙”、“西陲冲要”由甘肃省的凉州、庄浪等处被西推到与“旧部若哈密、辟展、吐鲁番”相对而言的“新疆”[52]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