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历史学的范式之争与“生产力”概念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范式”（Paradigm），笔者采用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界定：“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85]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尽管有别，但是在笔者看来，也是有“研究范式”的。单拿历史学来说，尽管“历史”是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本身及其遗迹、记录，但是只有把它作为一个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才有可能建立起“历史科学”，而历史学家基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基本概念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话语体系乃至学术宗派传承，就是“历史学研究范式”，更多带有主观性。笔者效法库恩，也“力图找出这些差异的来源”[286]，进而有所发现。

就历史研究来说，新中国建立后的主导范式是“革命史范式”，以苏联式五种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范式”应运而生，以罗荣渠先生提出的“一元（生产力）多线历史发展观”为其主要理论支撑。蒋大椿先生认为，“物质生产力”只是“历史的动因”[287]，而不是“历史的动力”。尽管对于《致帕·瓦·安年科夫》所谓“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是“历史的基础”（die Basis ihrer ganzen Geschichte）的说法，蒋先生也熟识并加以引用[288]，但是针对罗荣渠先生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他还是给出了他自己的商榷理由：“用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它内在地包括其创造结果的物质生产力）作为历史的现实基础，比用生产力这个概念作为历史基础要确切得多。而这是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提出来的。”[289]在他的另一篇文章[290]中，可以看到他所谓的文本依据：“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Grundlage[291]）。”[292]何谓“现存的感性世界”？《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praktische Materialisten）即共产主义者（Kommunisten[293]）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94]“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kommunistische Materialisten[295]）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费尔巴哈）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296]“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297]可见，无论是把“现存世界”视为“工业和社会结构”，还是把“感性世界”视为“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都突破了单纯的生产范畴。从蒋先生提出的把生产实践范畴与经济实践范畴并列的思想看来，蒋先生强调生产实践与罗先生强调生产力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似乎没有哪个更为确切的问题。吴英研究员则批评罗荣渠先生“忽略了人作为终极动因的作用”，[298]可见他自己是把“人”作为“终极动因”看待的。董正华教授认为“终极动因”概念“大有疑义”[299]，但未及深论。在笔者看来，“终极动因”一词恐怕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李大钊本来用来指“物质的生产力”的引介用词“最高动因”[300]。罗先生的相应用词是“根本动因”，具体指的是“生产力”或“现实的生产力系统”。[301]《德意志意识形态》已有关于“历史的动力”即“革命”的论述：“历史的动力（the driving force of history，德文Kraft der Geschichite）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302]不过，对于历史的“动因”与“动力”，更明确的区分是后来由恩格斯作出的，其目的在于向读者更加简明地阐释“马克思的历史观”。相对于“精神的动力”的说法，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动因”是“动力的动力”，即“最终原因”[303]，其实就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篇书评所谓的“物质动因”（materielle Anstössen）[304]。罗先生把“历史的动力”即革命称为伟大动力，把物质生产力称为“根本动因”，这种厘清是很宝贵的思想贡献。蒋先生把物质生产力排除出动力论范畴，恐怕对恩格斯关于动力、动因关系的论述注意不够。

庞卓恒先生《生产能力决定论》一文的核心概念是“生产能力”，它如何与马克思的德文运用相对应呢？乍看起来，这一概念与《序言》经典段落既有的概念运用似乎关系不大。其实，根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庞先生之论也是有经典文本依据的。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指出：“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305]《资本论》第1卷也说：“劳动生产力（Produktivkraft der Arbeit，在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中翻译为the productive power of labour[306]）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307]不过，无论是“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还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序言》所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虽然表述不同，但是与“生产关系总和”即“经济结构”的关系相同，“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力”或“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应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单就量而言，下列等式是成立的：劳动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劳动主体的生产力”中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字眼，只能对应“主体生产出（也就是发展）某些才能”即Fähigkeiten。[308]庞卓恒先生看重“人的生产能力”而提出“生产能力决定论”，其实只能是“劳动生产力决定论”，正如罗荣渠先生看重“物质生产力”而提出“一元多线论”，“生产力”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一元”也只能是“生产资料”一样。在马克思的概念体系中，似乎没有“劳动生产力”比“物质生产力”更为本源，从而呈现出具有高下、正误之别的意思。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争论，恐怕还是来自概念界定不清。可以看到，庞先生之所以主张“生产能力决定论”，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力’主要是指‘劳动生产力’，也就是指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劳动者不只是指体力劳动者，还包括脑力劳动者；生产能力也不只是指物质生产能力，还包括精神生产能力。[309]既然有“主要”，就当有次要，显然在这一论述中，没有表述出来，其间的判断有多少主观成分，就是首先需要反思的。如果不是这样，“生产能力”字眼就要寻找另外的德文对应，也许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共产党宣言》的“生产力”（Produktionskräfte）、笔者前文所说的“产能”（英译 Productive power），其二是《资本论》第3卷的“生产能力”（Produktionsfähigkeite）。不过，如前笔者的考证，“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不是“生产能力”（Produktionsfähigkeiten），也不是“生产力”（Produktionskräfte），这些都是马克思一再说明了的。笔者认为，“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与“生产能力”（Produktionsfähigkeiten）之间是前主、后辅的主辅关系，即使在“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生产能力”（Produktionsfähigkeiten）作为人力恐怕也难说已经排除了对物质生产力（生产资料）的从属性。

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揭示，则需要透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马克思曾就“边界”（Grenze）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指出：“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Grenze）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310]《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谈到世界交往对“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的意义，指出：“只有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Basis）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才有了保障。”[311]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把“生产力”中的“力”字眼仅仅理解为“能力”（马克思的相应德文用词即是Fähigkeiten），而不是“关系”[312]，恐怕没有超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柯亨的认识窠臼：“人的生产力是主要的生产力”。[313]马克思尽管也有资本“使主要生产力，即人（Hauptproductivkraft，den Menschen）本身片面化”的论述，但他是在资本“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趋势的同时”，也“具有限制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的趋势”[314]的语境下讲这个问题的，这就意味着资本在整体总量上增加了表现为“物”甚至“技术”的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却限制了“人（Menschen）”作为生产力（Produktivkraft）的全面发展，柯亨的论述恐怕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要生产力即人”这一思想及其现代语境，即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私人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weltgeschichtlichen Macht）。”[315]

可以看到，马克思曾多次用军队组织来形象说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他说：“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据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316]他说：“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该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317]此处“生产力”，马克思的用词是“Produktivkraft”，是单数形式，与前文复数之生产力（Produktivkräfte）意思相同。

《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于2007年推出，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恩格斯书信的一段话：“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peculium castrenseshi ［士兵的个人财产］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军事工匠］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应用，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如果今后有时间，你应该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318]作者接着对此评说道：“如果恩格斯真有时间的话，他可能已能说明他和马克思有关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正确性，但前提是他重新定义生产力并将保护的生产纳入其中。”[319]

可以看到，直到两位革命导师晚年也没有出现阿里吉期望的重新定义“生产力”。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320]这里“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构成对应关系，而与“产品”不构成对应关系。“工人”和“资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之下构成对立关系。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关系也实际上遵循了马克思的定义：“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栗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生的产物。手舀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社会。”[321]“生产力”即生产资料。

笔者认为马克思上述“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是非常新颖的一个观点，现在学者努力四处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农业起源、工业起源或者重商主义的商业起源论，就是忽视了或者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军队起源论）。没有社会主体间的交往，就没有新生产方式、新生产力得以产生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024页）中说欧洲航海业和采矿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可能是最早的，其雇佣关系“很可能被参加分红的组合形式所掩盖”，有论者得出结论称“那种以为资本主义产生于工业即产生于城市的观念，是错误的”，又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实际上已排除了它在流通领域里产生的可能性”[322]，照此说来航海业属于工业领域还是商业领域呢，人们航海最直接的目的不是从事商业活动吗？商业航海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笔者认为，这是把船舶航海运输不作为一种生产力、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果，也就是片面理解“生产”方式的结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生产资料）”而言，三者是完全对等的吗？

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填空式思维，而且答案具有唯一性，在此遇到的理论困境将是毋庸置疑的。笔者通过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查核来论述马克思的“一元”论命题，厘清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各有三种含义并互有交叉重叠（见表0-3），[323]进而说明，生产力作为生产资料，其本身就是马克思的界定或者说下的定义，罗荣渠先生提出“一元（生产力）多线历史发展观”，作为唯物史观在历史学领域的应用，是有历史解释力的，也是有经典文本依据的。笔者体会，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为生产资料，是基于观察者（“剧作者”）的客观研究视角，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人的生产能力”，则是基于参与者（“剧中人”）的主体实践视角。两者是并列关系，不能画等号；两者又是从属关系，“人的生产能力”作为精神生产力从属于物质生产力。两种视角，在马克思那里，是统一的[324]，不能以一种视角为依据反对另一种视角的界说，后人对“一元”的界说需要有这种理论自觉。“人的生产能力”作为“个人生产力”具有个体性，“个体发展”的历史主线要求不断打破对“社会生产力”（“物质生产力”）的社会垄断，由此呈现为《序言》的生产方式演进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