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学家对话全球经济:CCER-NBER十五次经济学年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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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

罗杰·戈登(Roger Gordon)

戈登教授15年前曾来中国作过讲座,那时中国没有高速公路,马路也不宽,私人汽车也不多,现在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却几乎认不出来这是他曾经来过的地方,中国20年来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国这20年来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俄罗斯和波兰的被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波兰选择的是一种激进的改革道路,引入一套完整的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迅速加以实施。他们完全放开价格、开放市场,迅速进行私有化,鼓励私有企业发展。而中国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它渐进地改造法律系统,逐步放开价格、开放市场,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并且至少在改革初期对私有企业有着种种歧视。当中国进行改革时,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都怀疑的这些政策是否会有好的效果,但事实证明了当时那些怀疑是不必要的。但是在这里,戈登教授没有去分析中国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只是谈一谈在他看到的中国现在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沿着15年前作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演讲,戈登教授分析当时提到的那些问题,哪些得到了解决,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以后将怎么解决。

8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国有企业支配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当时国有企业生产2/3的产出,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而私有企业却面临着准入障碍;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过去的1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私有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镇企业也继续发展壮大。所有这些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当前中国几乎所有领域都有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与10年前的情形有着根本的不同。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远不如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因此现在它的地位已经远没有以前那么突出了。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改革:比如对国有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改革、让冗员下岗、允许一些企业上市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怎样发展?怎样消除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以使国有企业更好地发展?当东欧国家面临类似的问题时,它们将国有企业卖给了那些成功的私有企业和外商,这样那些股东可以以外部人的身份监督企业的运作,中国也可以学习这种做法。

戈登教授在15年前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贸易保护比较严重。在中国,地方企业是地方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所以它们可能会保护一些相关的企业以防止进口的冲击,进而保证自己的税收。现在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戈登教授认为香港地区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为内地提供外国金融资本、外国先进的技术,同时连接着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它还将继续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中国未来可能加入WTO也将是一个促进中国更加开放的决定性的因素。中国进一步的开放可能带来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农业部门未来面对的挑战。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农业部门,并且农业人口相对而言也是中国最穷的,中国政府未来是否应该补贴农业部门以抵御国际化的冲击?戈登教授认为这将是最糟糕的政策。中国需要做的应该是考虑怎样将农业人口转移出农业、转移到中国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轻工业等。当波兰政府面临类似的问题时,并不是补贴农民,而是帮助那些遭受冲击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其他的产业部门。这点值得中国政府借鉴。

虽然中国这20年发展迅速,但是戈登教授从其中国学生和朋友讲的故事中吃惊地发现,中国缺乏某些要素市场(input market),比如中国没有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过去缺乏,现在还是缺乏。戈登教授曾经参与了一个关于中国企业的调查工作,发现在那些企业中熟练的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非常小,而在美国的企业,经理和蓝领工人的工资差别能达到上百倍。这种扭曲的工资体系本身就反映出中国没有一个健全的、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收入两极分化的担忧。戈登教授认为,中国未来应该做的可能不是设置种种障碍阻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扭曲劳动力市场的手段促进人们共同富裕,比如通过税收转移系统等。

15年前,中国也没有真正的资本市场。虽然银行也进行贷款,但是那都是出于一种行政上的信贷配给,领导们可以将信贷调拨给自己意愿中的企业,不管这么做经济上是否合适。7年前的银行改革试图打破这一状况,使银行真正的成为一个商业银行。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国有企业继续低效地使用银行贷款,并且加入WTO后外国大银行将进入中国市场,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中国的银行改革还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15年前,中国税收系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早期是没有的,不过其税率过高。公司税高达55%,这还不计入其他各种收费,实际的税率一定更高,所以戈登教授表示很难理解,在这种高税率体系,人们怎么可能愿意努力工作。也是在1994年,中国进行了税制改革,现在的税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适中的,公司税已经降到33%。政府预算中与税收相对的就是政府支出,戈登教授的感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很多公共物品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国有企业提供的,比如公共医疗、教育、养老等,同时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等匮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情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高速公路的建设速度惊人,通信网络发达,所有这些都是好的一面。而让人担忧的是国有企业逐步放下福利负担后,谁来担负起这个责任?戈登教授认为政府有必要担负起来,无论怎样,职工的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福利负担决不应该继续让企业承担,而是应该依靠企业以外的制度安排。最后,戈登教授还谈了腐败的问题。在中国,某些腐败可能还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比如一些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激励搞好地方企业,因为地方企业越好,他们从地方企业得的好处就越多。但是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政府原来搞好地方经济的激励就将下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它将影响未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