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货紧缩与金融问题

林毅夫

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对中国而言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首先，中国政府每年需要在城市创造大约800万个就业机会，同时在农村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除非中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否则创造上述这么多的就业机会就是不可能的。其次，过去20年之所以改革比较顺利，原因之一就是“饼做大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有助于政府补偿那些利益受损者，维持社会稳定。第三，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会带来政局动荡，因为现在都是“经济挂帅”，经济增长表现不良会冲击一些领导人的官职。

通货紧缩也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一直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自从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实施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但是都不见起色，反观其他国家如日本等国，陷入“通货紧缩陷阱”达10年之久，现在还在苦苦挣扎，因此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解决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问题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林教授认为，要想正确地分析清楚通货紧缩的问题，首先就应该清楚通货紧缩是怎样形成的。中国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在于1992年至1996年的过度投资（investment rash）。比如，从1981年到1985年，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平均大约为20%；1986年到199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7%；而1991到1995年，平均增长率竟然达到37%。从1986年到1990年，中国总投资的增长率和总消费的增长率相差甚微，而1990年后，投资增长率却大幅度地超过了消费增长率。1995年的国有企业净资产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1.8倍，而非国有企业的增长更高。从上可以看到，由于大量的投资，到9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1995年，中国进行了一次工业调查，发现所有主要行业的生产能力率只有50%—60%，有一些行业甚至只有25%。

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要想使经济继续得到快速的发展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货币政策很难起到作用。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主要调控手段就是改变利率，而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因此投资机会不会很好，利率政策也就很难刺激投资。由于直接创造需求，财政政策在这种通货紧缩情况下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当前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5%，这就严重地制约了政府实施财政政策的能力。

那么怎样摆脱通货紧缩呢？一种方法就是时间，日本花了10年的时间消化掉通货紧缩，但这对中国而言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另外就是刺激新的需求，比如放松某些对民营企业的行业准入限制，或是为当前的消费提供消费信贷服务等。然而林教授认为需求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国70%的人口、2/3的家庭住在农村，但是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却没有启动起来。林教授展示了一组数据，在1998年，各种家用电器的每百人拥有量：彩电在城市地区是100多台，而农村地区只有32台；电冰箱在城市地区是76台，农村地区9台；洗衣机在城市地区是91台，农村地区为23台。尽管当时城市人口人均收入为5400元，农村人口人均收入为2100元，农村人均收入只有城市人均收入的60%，但是收入并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因为当前农村人均收入与1991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相当，而1991年时每百名城市人口各种家用电器拥有量：彩电为61台、电冰箱为49台、洗衣机81台，当前的每百名农村人口家用电器拥有量只有1991年时城市人口的25%—50%，并且当前这些耐用品的价格只有当时的1/4—1/2，由此可见，当前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远远没有挖掘出来。林教授认为，之所以会导致这种状况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如电力设施、自来水设施、通信设施等严重不足。因此林教授对当前通货紧缩的政策建议是消除针对民营企业的行业准入歧视，大力进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一旦这方面的工作都做到，就一定能将内需启动起来。

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还能继续使经济高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导致通货紧缩的原因与其他国家相比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其他国家的通货紧缩都是因为需求突然地下降，而中国这次通货紧缩主要是因为供给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种种财政手段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进而维持了经济的增长。

林教授接下来讨论了当前中国当前的金融问题（weak financial sector issues）、腐败问题（corruption issues）、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国有企业问题。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源于国有企业问题。比如，中国的银行贷款中70%是贷给国有企业，而由于国有企业的绩效问题，许多贷款最终都无法偿还，造成了当前中国的银行系统中的大量的呆坏账，导致金融不稳定；当前政府还继续控制着一些价格如名义利率等以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它可以给予国有企业某些特殊的扶持如信贷，这就产生了寻租现象，进而导致了腐败；中国为了支持国有企业，人为地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而中国相对贫困的人口、地区都集中于农业部门，这就相当于从贫困人口和地区向富裕人口和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当然最终将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和两极分化问题。

除非解决了国有企业问题，否则上述的结构问题都继续存在着。中国政府也为此实施了许多的政策来改革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放权让利”，增加经理人员的决策权，并让企业的经营者分得一部分利润；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思路变为“明晰产权”，包括股份制改造。但是，所有这些改革的效果都不理想，为什么？林教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都没有抓住国有企业问题的本质。林教授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负担。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背负着养老、保险等社会性政策性负担和资金过度密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当国有企业出现亏损时，政府有义务给予国有企业一些经营决算前的优惠和经营决算后的补贴。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政策性负担，哪些是经营性亏损，不得不背负起所有的国有企业的亏损。因而国有企业缺乏预算硬约束的机制，经营效率低下。要根本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应该完全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怎样消除政策性负担呢？林毅夫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对于社会性政策性负担，中国应该直接剥离那些现在企业承担的社会性福利，同时让冗员下岗，并同时为他们提供培训等服务，并且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对于战略性负担，应该允许那些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很有市场的大型国有企业与外商合资办厂，或到境外上市，以降低资金成本，克服中国的比较劣势；对于那些产品和服务没有国内市场的企业，鼓励它们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以提高其竞争力；对于那些产品和服务的确是没有市场而转产困难的企业，则让其破产。只要政策性负担被剥离，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就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赚得正常利润，然后可以根据企业是否赚得正常利润来确立经理人员的奖惩，如此才有可能克服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彻底地解决当前困扰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