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综合金融风险

樊纲

樊纲教授从债务角度讨论了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金融危机的问题。在中国，可能导致清偿力危机的国民债务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政府内债、银行坏债和全部外债。其中，国有银行系统的坏债，用银行的不良资产来衡量，大约占到银行贷款总额的25%，从这个角度而言，似乎中国的金融风险非常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债水平却较低，大约占GDP的14%左右，其中短期外债占GDP的比例不超过3%。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为了全面地评价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樊纲教授提出了“国家综合负债率”的概念：

这是衡量一国金融风险状况的一个综合指数，它包含了在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经济中的一些主要可能引起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动荡的不利因素。与一些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特点是银行坏债较大，而政府内债与外债相对较小，因此“国家综合负债率”较低，1997年底只有47%，1998年也不超过50%。而其他亚洲国家的这一比例在同期都比中国高很多。

用这一指标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中国银行系统坏债问题如此严重，问题比别的一些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可能更大，但仍能保持经济稳定。此外，对中国债务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较为合适的政策组合是：保持较紧的信贷政策而较多地利用财政扩张政策，从而一方面继续保持银行和企业改革，力求降低银行坏债的比重，另一方面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的增长。

樊纲教授还认为，在讨论金融风险时还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因素。通货膨胀对于化解银行债务有利，因为它可以使债务相对贬值，而通货紧缩对于化解债务不利。但是，通货膨胀也会从另一方面增大金融风险。在固定汇率下，通货膨胀导致币值高估，引起金融市场波动；并且在已经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再用增发货币、增发债务的办法来化解债务过高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通货膨胀的不利因素也考虑进来，构造“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指数”：

这个指数包含了可能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各种因素。通过这个指数可以看到：通货紧缩的形势要求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而且这时增发一些债务引起金融风险扩大的程度相对较小。樊纲教授还讨论了如何消除银行坏债。他认为，解决坏债根本上要着眼于控制增量，即着眼于通过体制改革，减少今后坏债的发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在短期内是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制，在中长期内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体制，发展银行业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