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中的预算软约束

平新乔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强调增加政府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在实践中再一次遇到了预算软约束问题。什么是决定中国企业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平新乔博士的研究发现现金流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并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经验说明。

科尔耐最早提出和研究预算软约束这一概念。他认为，预算软约束是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起因是国家对企业实行了“父爱主义”，所以他的分析集中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软约束来自于国家偏好。因此，这种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预算软约束的“外生理论”。随着对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人们开始意识到预算软约束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同样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会发生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同样也会发生在银行与企业之间。预算软约束可能是在某种制度或信息条件下内生的次优选择。Dewatripont和Maskin在1989年提供了一个博弈论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一些无效的“坏”或“慢”的项目在初期也可能得到贷款，但一旦上马就形成沉没成本，在集中的金融体制下，即使以后这些项目被证明是效益不佳的，但为了避免损失全部沉没成本（这对社会是不利的），银行仍愿意继续提供贷款，于是就出现了预算软约束。关于预算软约束的第三种理论是Shleifer和Vishny在1994年提出的。与上面的理论不同，他们把预算软约束与政府降低失业压力联系在一起：为了让企业多雇佣工人，政府会向企业提供资金作为补偿，由此造成预算软约束现象。

平新乔博士用中国的实际数据检验了上述几种理论，重点是检验预算软约束的“内生理论”。他的计量分析提供了如下结论：①企业投资水平与企业的现金流和补贴水平正相关。②沉没成本与中央政府的再贷款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地方政府的再贷款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在投资项目的再贷款这一问题上，来自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要强于来自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③就业与来自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有正相关关系，而与来自中央政府的预算约束相关性较弱。这表明在中国，就业问题主要是在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讨价还价。④中国的预算软约束（再贷款）有事后有效性。

由此，本研究从经验上证明了内生性预算软约束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并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分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企业的预算约束。此外，研究发现，在不同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在一些方面预算约束要软一些，在另一些方面要硬一些，这需要具体分析。

在报告结束后，有关专家发表了意见。Andrew Samwick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它表明中国的制度结构和经济环境给经济学家们提供了重要的机会来验证和讨论经济学中的一些前沿问题。此研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程度在不同问题上进行了区分，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是富有创意的。但是研究似乎应考虑找到某种办法来判定投资是否增加了公司价值，抑或只是简单地加深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对预算的再谈判并不是有利于每一个人。如果企业经理对企业有更大的内部控制权的话，用于投资的现金流可能会十分敏感地上升，不过也许这一点同样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