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产重组和金融改革

曹远征

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近20年来，中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发生了两个变化。首先，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的总要素生产力逐年上升，平均每年增长8%；其次，国企已经开始了以所有权改革为特征的产业重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促使国有企业发生大变革的因素有两个：第一，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加剧；第二，合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兴建的企业的兴起，更带来了竞争压力。所以，国有企业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国有企业的改革应是整个国家部门的改革，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因为国有企业所涉及的很多方面如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必须在全国、全社会的范围内全面进行。第二，起战略性作用的企业承担一定的政府功能，因此不能算是纯粹的企业。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是一个真正的企业，那就应该像对待真正的企业那样来对待它，应该向企业化的方向来进行改革。90年代中期，已经能看到国有企业公司化的改革潮流。第三，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与结构重整结合。政府应该从某些部门中撤出，而国家还是应该控制某些有着特殊作用的部门。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以下几种类型的部门：①竞争性的部门，政府可以撤出；②战略性部门，如信息产业之类，政府应该大力增加投资；③外部效应显著的部门，如水利、电力等部门，虽然也可盈利，但是，因为它们对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应该由政府控制；④自然垄断的部门，这些部门应该国有还是私有还有待讨论。

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现在是所谓“重组”或者叫做“重构”国有部门。政策的要点是著名的“抓大放小”。在30多万家国有企业中，有70%以上是小型的，而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进行得相当有成效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

大型国有企业主要面临三个主要问题：冗员、过度负债和公司治理。冗员和公司治理暂不在此讨论。在过度负债方面，据统计，国有企业的负债普遍过重，平均负债率达70%。这意味着，企业的每个损失都是银行的损失、社会的损失、个人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减少国有企业的负债和向国有企业注入资本是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而且非国有企业的增长又进一步增加了对融资的要求。有两个途径来注入资本：国家和市场。国家用政府预算来注入资金，但是，这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了。所以，现在投资的途径应该是通过资本市场。但是，中国的融资市场现在还不够发达，在融资总额中只占到10%，主要还是银行在进行投资，所以这是个结构改革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去年以来，减少负债的问题更加严重了。因为宏观局势不好，出现了两个在近20年间中国都没有遇到的问题，即通货紧缩和实际利率过高，这导致企业的融资负担加重，而盈利能力减弱。为了解决负债问题，从今年开始，中国所有的大银行都在尝试通过引入AMC（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即资产管理公司，以重组它们的资本。对付负债，可能有几种方法，如出售、公开拍卖等，这些重组方法已经开始引入到中国的银行业改革中。

曹远征先生演讲后，与会者提出了一些问题，讨论如下。

有人问道：“究竟谁真正会去购买那些不良银行资产呢？”曹先生说：“建设银行正在做。实际上，我认为，不能把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功能就简单地看成只是把资产卖给其他投资者而已；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参与国有企业的重构，以便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甚至是尽量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改造成股份公司，以便提高它们的效率。”

有人问道：“为GDP作出了27%贡献的国有企业中，有多少愿意接受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有多少大型国有企业需要重构？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会有多少大型国有企业成为私有企业？”曹先生回答说：“我首先要澄清一下‘大’的概念。在中国，国有企业有不同的层次——中央级的、省级的、县级的。中央级的算大型国有企业；省级、县级的也有一些算是大型国有企业。512个中央级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大多数都在策略性或者信息相关的部门中。在这类部门中，已经开始尝试开放的政策。比如，中国电信在香港就有一个分公司；而航空公司中，有两个在香港。依靠这样的联系，它们可以引入一些投资者参与改革。不过我还是要说，这些部门会成为主要由国家控股的部门，政府还是会对它们有很大影响。小型公司倒无所谓，改成什么都行。”

有人问道：“中国的债务在GDP中占多大比重？”曹先生回答说：“14%。以世界的平均水平来说，这是相当低的。不过以世界银行的估算来看，加上可能发生的债务，应该是达到了GDP的50%—60%。所谓可能发生的债务，主要是指银行的NPL（non-performing loan，不良贷款）及政府要支付的退休金，其他还有一些较小的项目，但是因为比重很少，可以忽略。在欧洲，这个数字一般在60%，但是它们的政府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比中国高，所以有些不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