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走向世俗：作为生存技术的秋夕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整套适应体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的最佳适应选择。节日作为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所建立的仪式体系和强调的价值体系，恰是这种选择的集中反映。地理环境的因素决定了韩国社会属于独具特色的农业社会，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自然条件适宜，韩国从原始文明时代快速步入“农者天下之大本”的农耕文明时代，以农为本，以种植水稻为主；第二，世代定居，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和家族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第三，以自然经济为主，属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营，规模小，经济力量脆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相应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处世哲学、伦理体系以及生产活动规则就是：崇尚天地、敬畏自然、注重农事、尊重祖先的权威和经验、强调以家长为中心的尊卑等级次序等。而节日，尤其是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节令节日秋夕，就是适应这种社会条件而生的，它集中体现和强化着这些规则，以此传承韩民族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从而达到生存和延续发展的目的。可以说，秋夕是一套物质与精神、道理与实践相互配合的完整的文化系统，包含着丰富的生活智慧。换言之，韩国秋夕主要是作为生存技术而存在的，遵循的是一种实用的生存逻辑。这样的逻辑体现于秋夕仪式的各个方面。

借鉴哈贝马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将仪式区分为工具性和价值性两个方面。所谓价值性就是仪式的价值属性，是指将仪式建基于某些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他行为方式有意识的信念之上，以某种特定的终极的立场或方向为依归；而工具性则是仪式的工具属性，是指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运用仪式的价值取向观念，注重于适用性与有效性。对于秋夕而言，无论其神圣仪式还是世俗仪式，无不凸显了其工具性的一面。

从神圣仪式看，《说文解字》释“祭”为“从示，以手持肉”，表明“祭”的本义是以牲肉献给神灵，表明祭祀行为出现之初就带有一种工具性的控制意识，企图用人的行为影响神灵，使之按人的意图行事。郭于华认为：“（祭祀中）通过这样一套技术程序，他们得以与神明沟通，使其助益于自己的生活。于是人们对于神灵就不仅有虔诚尊崇祈求，也有许诺利用娱悦操弄乃至胁迫。”^[98]费孝通先生也曾就中国人祭祀的工具性进行过分析，他指出：“中国人总是以自己的生活要求作为信仰的表达形式。人们对神祇的祭祀相当实际，往往采用有求必应的功利主义方式，主要是为了风调雨顺、免灾逃祸。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祈祷有点像许愿、哀乞。祭祀的对象——鬼神对中国人而言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99]表面上，祭祀仪式由于其连接鬼神而显得神圣，而就其实在的内容来说，它基本上是比较功利与现实的，往往与世俗世界中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生计相关联。尤其是在差不多靠天吃饭的传统社会境况中，从人们的生存状况出发，对神的心态和行为既可以归纳为一种民间信仰，更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生存技术。

对韩国秋夕而言，祭祀主要有祭祀自然神灵的仪式和祭祀袓先的仪式，这两种祭祀都与直接关系到生存的生产活动有关。祭祀自然神灵是源于对自然界不可知力量的畏惧和敬仰，祭祀袓先则是对祖先的经验与传统的尊崇。韩国古代生产的显著特点是小农经济。韩国的始祖神话“檀君神话”中描述，天神的儿子桓雄带着风伯、雨师、云师及三千天将来到人间，管理人们的谷食、疾病、刑罚以及善恶。以此可以推断，韩民族最初就是一个依靠农耕而发展的民族。三国时期，新罗嘉俳节的绩麻即是一种为庆祝麻类丰收和鼓励纺织生产的农耕礼仪。农业经济尤其是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离不开大自然的风调雨顺，所以对自然神灵尤其是和农业生产相关的风雨等以及代表着丰饶的月亮进行祭拜；农业经济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生产经验，使熟谙农耕规律的长者自然成为权威，对祖先的敬畏和祭拜也必将产生。尊老敬上成为全社会自觉自然的选择，孝和礼等观念由此产生，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无上权威得以确立，传统社会中的伦理秩序得以构建并广为认同，起到了规范人际关系、维护生产秩序以保证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作用。

可见，韩国祖先崇拜的观念和秋夕祭祀祖先的行为，以及在韩国社会产生的巨大文化张力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不仅出于亲缘、血缘、历史感、归属感等本体需求，更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并以保障这种经济生产方式的顺利运行为目的的，具体的生计要求和实现这些生计利益的功能才是更为直接和根本的原因。

从秋夕世俗仪式上看，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仍然保持着神圣性，通过歌舞游艺等活动去辅助祭祀仪式以表达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第二个阶段开始世俗化，娱神的性质减弱，更多实用性元素被凸显。生态环境和生产活动的特点使我们不难理解这种转变的物质性基础。传统社会旷日持久的问题在于小农经济下生计的紧张。面对这一根本性的问题，通常有两个应对策略：一是外向型策略即求诸神灵，二是内向型策略，即顺应环境，采取最适宜的劳作方式。对民众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背景中进行。民众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在秋夕仪式中，生存伦理成为仪式行为选择、生产方式选择的根本依据，正如郭于华所言：“传统行为在传统宇宙观中的合理性是不证自明的，民众基于生存境况所做的选择常常是谋生的最合理方式。民众在生存困境的长久煎熬中世代积累传承下来使其家系宗祧绵延不绝的岂止是理性，那应该称为生存的智慧。”^[100]秋夕通过大量的集体游艺活动，强调共同体意识，建立起和谐互补共存共荣的社区生活，以满足稻作文化所必需的集体劳动和互助协作，传承小农经济社会的处世哲学和生存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满足了生计的需要，同时也在不断的重复中积累着人情，强化着凝聚力，内化着价值观，整合着社会，建构着认同，保证着生产与生存。

另一方面，秋夕世俗仪式的工具理性还表现在它缓解了社会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紧张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民众的心理。人类在社会群体生活中生存和繁衍，必须有维系群体生活所需要的种种制度，也需要实施这些制度的文化手段，还需要更多的文化条件，这就是文化迫力。这种文化迫力是必须和必要的。但是人既具有社会性，又具有生物性，换言之，人既具有社会文化的一面又具有生物本能的一面。因此文化迫力本身是对人本能的压迫与束缚。它使人的本能在文化的框架中受到压制，在制度、规范、礼仪、价值体系中被困厄。文化系统这种源于自身的压力和束缚必然会造成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冲突；此时，文化系统需要一个类似科塞提出的“安全阀”这样的东西而维持系统的良性运行。节日即承担着这种功能。^[101]秋夕的各种活动，皆以追求现实的幸福快乐为目的，凝聚人们对家庭的热爱，对共同体的珍视，对当年农作艰辛与收获的肯定，对下一年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吃喝玩乐，追求乐感、平衡、快适、自足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注重充满娱乐精神与集体欢腾的境界，崇尚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具有人本的价值尺度，是人性回归的表现。借助于秋夕世俗仪式活动，文化系统源于自身的压力和束缚就可以得以缓解，社会结构得以稳固。

可见，切合在“圣”、“俗”之间的秋夕仪式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场”。一方面，节日中的神圣仪式是民间宗教信仰的主要元素之一，履行着解释宇宙、自然、神灵等神秘事物的功能。另一方面，节日仪式在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观念上，反映的是民间社会的历史，表现着民间生活的本质。在调节人神关系时，展演了现有的社会人际网络和关系秩序，勾勒出现实的社会等级和伦理道德秩序，具有典型的神圣与世俗混融的特点。但是，虽然秋夕仪式从神圣中来，圣俗共通，但却是指向世俗的实用主义的。围绕着秋夕的仪式构成韩国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和基本文化价值系统，而这一系统与其生活世界和生存逻辑之间是相互融合与匹配的，他们构成传统社会一套完整的生活与意义体系亦即本土的或者地方性知识。这样的生活逻辑和意义系统以生存为基本取向，并因此而形成整合的基本自足的和集体协作的小农经济的生活世界。^[102]不难看到围绕着上述仪式的活动都和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相关，有深厚的生活底蕴。一言以蔽之，韩国秋夕仪式反映了韩民族的生存智慧，秋夕是作为生存技术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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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新罗本纪》，参见娄子匡、任东权、李元植编《韩国汉籍民俗丛书》第5册，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版，第5—6页。

[2] [韩]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2卷，韩国景仁文化社1988年版，第227页。

[3] 方睆柱：《朝鲜民俗》，外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78—79页。

[4] 参见[韩]林宣佑《韩国秋夕的社会文化内涵、功能及其传承意义》，《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 （唐）魏徵等：《隋书》卷81《东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20页。

[6] （唐）李延寿：《北史》卷94《新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23页。

[7]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9上《东夷·新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34页。

[8]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81《四夷部二·新罗》，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4册，第3461—3462页。

[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8《乐考二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93页。

[10]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11] 参见[韩]郑锡元《韩国的中秋节》，《文史杂志》2008年第10期。

[12] [朝]郑麟趾：《高丽史》卷81《刑法》，国会刊行会印本，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13] 参见傅朗云《朝鲜民族族源神话传说新探》，《北方民族》1994年第2期。

[14] （东汉）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5页。

[15] （东汉）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5页。

[16] （东汉）范晔：《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7—818页。

[17] 参见郭于华《导论：仪式——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文化人类学视角》，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8] 参见玄松南《韩国传统农耕文化（四）收获季节的农耕习俗——荐新祭》，《中国稻米》2002年第4期。

[19] 参见张宏庸《茶的礼俗》，台北：茶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20] 参见[韩]林宣佑《韩国秋夕的社会文化内涵、功能及其传承意义》，《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1] 参见钟俊昆《韩国祭祀活动考察》，《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2] 参见李吟雪《韩国人的中秋》，《交流》2008年第2期。

[23] [韩]郑锡元：《韩国的中秋节》，《文史知识》2008年第10期。

[24] [朝]洪锡谟：《东国岁时记》，载任东权、李元植等编《韩国汉籍民俗丛书》第1辑，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版，第40页。

[25] 参见[韩]郑然鹤《韩国的民俗学》（二），《民俗研究》1997年第4期。

[26] 参见[韩]任东权《韩国民俗游艺的特点及继承》，《高丽亚那》1995年第4期。

[27]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8] [韩]张筹根：《韩国的岁时风俗与民俗游戏》，大韩基督教书会1974年版，第39—40页。

[29] [韩]林在海：《岁时风俗和祈祷丰收的民俗游艺的生产性》，《高丽亚那》1995年第4期。

[30] [韩]洪锡谟：《东国岁时记》，载任东权、李元植等编《韩国汉籍民俗丛书》第1辑，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版，第40页。

[31] [韩]左慧庆：《济州岛的民俗节日》，载陶立璠编《亚细亚民俗研究》第2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32]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3《百济本纪第一》，多娄王六年二月，东京近泽书店1941年版，第236页。

[33] [韩]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4《百济本纪第二》，古尔王九年二月，东京近泽书店1941年版，第242页。

[34] （唐）魏徵等：《隋书》卷81《东夷》，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20页。

[35] 参见[韩]金宅圭《日韩民俗文化比较论》，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17页。

[36] [英]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206页。

[37] [韩]金光彦：《拔河的风俗及有关的民俗资料》，《高丽亚那》1995年第4期。

[38] [韩]金英模：《秋夕》，《当代韩国》1994年第3期。

[39] [韩]赵东一：《韩国文学论纲》，周彪、刘钻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40] [韩]任东权：《韩国民俗游艺的特点和继承》，《高丽亚那》1995年第4期。

[41] 参见钟俊昆《韩国民间歌舞考察》，《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42] 参见向开明《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43] 参见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44] 参见[韩]任日革、李在学《韩国民俗游戏的体育学类型分类》，《韩国体育哲学学志》2001年第9期。

[45] 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46] 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47] 方睆柱：《朝鲜民俗》，外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48] 参见刘玉学、黄义顺《世界礼俗手册（亚太地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49]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8—439页。

[50] 参见钟俊昆《韩国民间歌舞考察》，《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51] 转引自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页。

[52] [日]朝鮮及滿洲社：《朝鮮に於ける農村の年中行事と其の娛樂に就いて》，1935，No.37。

[53] [俄]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54] 娜仁格日勒：《蒙古族祖先崇拜的固有特征及其文化蕴涵：兼与日本文化的比较》，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55] （宋）徐兢撰，朴庆辉标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7《祠宇》，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3页。

[56] （宋）徐兢撰，朴庆辉标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22《杂俗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57] 佚名：《朝鲜史略》卷12，转引自朱海滨《近世浙江、韩国的祖先崇拜比较》，载金泽、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1辑，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

[58] 佚名：《朝鲜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59] [韩]李：《四礼便览》卷2崇祯四年甲辰（1844）赵寅永刻本，转引自张宏庸《茶的礼俗》，茶学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7—98页。

[60] 参见吕春燕、赵岩《韩国的信仰和民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61] 参见[韩]郑然鹤《韩国的民俗学》（二），《民俗研究》1997年第4期。

[62] 参见[韩]金宅圭《日韩民俗文化比较论》，日本九州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17页。

[63] Yoon Tae-Rim，Personalities of Koreans，Seoul：Tongbang Doseo，1986.

[64] [韩]李泫淑：《〈悲歌一曲〉与韩国人传统的审美意识》，《当代电影》1996年第4期。

[65] 曹秀玲：《朝鲜语语言活力与朝汉双语集团》，《东疆学刊》2010年第4期。

[66] 廖冬梅：《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67] 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8] 刘润忠：《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9] 转引自王菊娥《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情人节和西方情人节》，《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70] [韩]张筹根：《韩国的岁时风俗与民俗游戏》，大韩基督教书会1974年版，第39—40页。

[71] 廖冬梅：《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72] 参见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73] [英]培根：《培根随笔选》，何新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3页。

[74] 转引自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75] 参见萧唐《韩民族独特的道德观和家庭伦理观》，《当代韩国》2006年第2期。

[76] 参见谭绍玉《韩国社会重视祭祀文化的原因考察》，《文教资料》2010年第8期。

[77] 参见郭德君《韩国“孝”伦理思想的历史探源》，《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78] 参见潘畅和《论日本与韩国文化机质的不同特色》，《日本学刊》2006年第5期。

[79] 《孝经》卷7《广至德章第十三》，见《四部备要·经部·孝经》，上海中华书局据永怀堂本校刊1936年版，第17页。

[80] 《孝经》卷7《广至德章第十三》，见《四部备要·经部·孝经》，上海中华书局据永怀堂本校刊1936年版，第5页。

[81] [韩]朴永焕：《反思韩国儒家文化的当代表现》，《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82]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富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

[83] [韩]金光亿：《当代韩国祖先崇拜复活的社会政治意义》，《民族译丛》1994年第4期。

[84] 参见[韩]朱刚君《浅说祭祀》，《时代文学》2006年第2期。

[85] 参见[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2页。

[86] 参见吴诗池、魏露苓《浅谈稻作农耕文化的内涵》，《考古农业》2005年第1期。

[87] 刘东：《有节有日》，《读书》2001年第10期。

[88] 刘宗迪：《从节气到节日：从历法史的角度看中国节日系统的形成和变迁》，《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89] 参见[韩]郑然鹤《韩国的民俗学》（二），《民俗研究》1997年第4期。

[90] [韩]任东权：《韩国民俗游艺的特点和继承》，《高丽亚那》1995年第4期。

[91] 刘鹏辉、郑信哲：《韩国：雾幕后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9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页。

[93] 参见萧唐《韩民族独特的道德观和家庭伦理观》，《当代韩国》2006年夏季号。

[94] 詹小洪：《告诉你真实的韩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95] 参见萧唐《韩民族独特的道德观和家庭伦理观》，《当代韩国》2006年夏季号。

[96] 参见[韩]金明子《韩国女性与节日》，载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34页。

[97] 转引自[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72页。

[98] 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99]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10页。

[100] 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读书》2002年第5期。

[101] 参见廖冬梅《节日沉浮问——节日的定义、结构与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102] 参见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