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秋夕本体的结构与功能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于功能一词，哲学领域里有非常严格和清楚的界定。但“当这个词被运用到其他领域，再几经辗转之后，‘功能’已经被滥用，甚至离其原意已相去甚远了”[66]，导致“功能”和“作用”相混淆。根据功能主义理论，“所谓功能，一般无非是指具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其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能力和作用”[67]。这里就涉及一个结构的问题，功能和结构有着逻辑上必然的联系。“所谓结构，就是社会系统诸要素或各部分之间按一定的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确定的相互构成关系和作用方式。”[68]对于结构和功能二者而言，“功能”在逻辑上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但“功能”分析离不开对“结构”的探讨。
民俗学界泰斗钟敬文先生曾有过明确表述，民间节日是“历代祖先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适应社会的、生产的各种需求和欲求而创造出来、修增和传承下来的”[69]。这说明节日具有功能主义理论意义上的“功能”。那么，面对纷繁的秋夕节俗仪式，如何去探讨其结构进而呈现其功能？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给了我们理论上的参考和方法上的视角。因此，本书将从构成节日的元素提炼和节日的结构分析入手来谈节日的功能。
一 秋夕的节日结构
（一）秋夕的元素
节日的功能研究以分析结构为前提，这是“功能”与“作用”的最大区别。结构一词的原意是部分构成整体的方式。分析结构也就是找出构成结构的基本元素，然后梳理元素间的相互关系。
考察韩国秋夕的节俗仪式，繁复多样，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神圣仪式和世俗仪式。在这两类仪式活动中，我们可以尝试剥离构成秋夕的基本元素。
秋夕的神圣仪式主要表现为祭祀。在祭祀中，祭祀主体即主持和参与者是人；祭祀客体即对象是作为神的祖先，最主要的祭祀形式是茶礼和扫墓。
表面上，秋夕祭祀似乎和自然无关，其实不然。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征决定了该民族会崇拜哪种神，原始思维中的神其实就是对自然伟大的力量的具体化。在农耕社会的韩国，在象征丰饶的月圆之际，在收获时节的秋夕，向祖上敬献当年的新谷，祭祀感恩，追远报本，其根本目的正是祈丰求福，因为在农耕社会中，自然风调雨顺才能有充足的食物。自然因素在秋夕节日里虽然没有直接体现，但是已然隐含其中。
因此，秋夕神圣仪式的三个基本元素是人、自然和神。自然和神是主角，是核心，祭祀的根本目的是敬神娱神，祈丰感恩；人是谦卑的存在。
在秋夕的世俗仪式活动中，人成为主角。无论是饮食节俗，还是游艺竞技，都充满了世俗的口腹愉悦和娱乐精神，无一不是为了娱人，使人乐在其中。但是，神和自然也并没有被放在一边，而是无处不在。张筹根先生认为，不少韩国传统岁时游戏“存在于祖先原始信仰的祭天仪式活动当中，不分男女老少所有的人在一起载歌载舞的娱乐方式慢慢地演变成为现在的岁时风俗，而这些岁时风俗又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而成各种的游戏，从而超越了纯粹的娱乐形式而成为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而承继下来”[70]。人与自然和神的交流贯穿于每项活动的仪式。以食俗为例，秋夕是收获的节日，韩国《农家月令歌》里载：“吃干明太鱼与黄花鱼以度秋夕名节，用新稻酒、新米松饼、匏瓜菜、土卵汤供奉祖先，后与邻居分食。”这里，既包含着人的元素，如人自身的饮食乐趣，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与邻居分食”，也包含着神的元素——“供奉祖先”，还包括自然的元素，即用于饮食、供奉和分享的当年新收获的各种果实。又如用以占丰的拔河，和雨水有关的龟戏、和耕种有关的牛戏等，都关联着神和自然。
可见，在世俗仪式中，秋夕的三个元素依然是人、自然和神。只不过，这时，娱人成为主要目的，自然和神退居幕后，但暗含其中。
通过以上对秋夕节俗仪式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秋夕节日基本元素显然是人、自然和神。
不仅韩国秋夕如此，廖冬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纳西族二八节例，并以其他节日为佐证，得出结论：“进一步分析其他节日，如汉族的春节、西方人的圣诞节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节日，其原初形态也都是由这三个基本元素构成。因此，节日的基本元素是人、自然和神，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71]这可以当作是对秋夕基本元素的检验。
（二）秋夕的结构
既然秋夕的基本元素是人、自然和神，那么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出秋夕的节日结构。
斯特劳斯在《今日的图腾与崇拜》中强调，宇宙虽然是一个连续体，但是人的思维由于能力所限，只能将其割裂为不连续的东西，并且划分类别和秩序化。人的思维的本质是二元对立的结构，所以经人的思维反应的非连续性的事物也具有二元对立的特征。在人类思维中，一切关系最终都能还原为若干对对立的关系。他认为，对于研究对象，要研究的是联结和结合诸元素的关系网络，而不是研究单个元素本身，因为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间的关系，才能解释整体，而这个关系是若干对对立的关系构成的，比如大自然的黑白对立，宗教的善恶对立，华夏文化中的阴阳对立，西方哲学中的心物对立等。所以结构主义就要求人们尽可能的找出各个现象的对立关系。斯特劳斯在该著作中还说明了结构分析的具体方法：首先，把要研究的现象还原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真实或假设项目之间的关系；其次，列出这些对子可能的排列组合；最后，从对子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所研究事物的整体。[72]根据斯特劳斯提出的这种人类二元对立思维特征和结构分析方法，在节日框架下，由人、自然和神这三个元素组合而成的若干对关系在本质上也是二元对立的。而正是通过对这些对立关系的分析，才能够去了解节日，了解其功能，进而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
如此，我们可以得出，秋夕的节日结构其实就是由人、自然和神这三个基本元素排列组合而成的几对关系。以人为出发点，可以得到四对关系，分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当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时，在日常生活中，构成节日的这四对关系间存在对立。因此，人类创造出宗教、道德和法律等来调节这些对立关系。同时人类也创造出节日，试图通过节日来集中调节这些对立关系。通过上文对秋夕节日结构的剖析，其节日的基本功能也就呈现出来了：通过建构一定的秩序来调节上述四对对立关系，以实现“和谐”的功能。
二 秋夕的社会功能
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着霍布斯问题，即社会秩序何以可能。任何社会都必须有全体成员共同认可和执行的行为准则，以对社会成员行为方式进行制约，从而实现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秩序的途径千差万别，有法令、契约、纪律、戒律、禁忌，等等，但通过民俗建构社会秩序则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民俗是产生最早、约束面最广的一种深层行为规范。民俗以习惯的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暗中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心理活动，从行为到语言，人们都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命令，并对此毫无觉察。民俗的“软控”，可以说是一种最有力的控制。所以培根说：“人的思考取决于动机，语言取决于学问和知识，而他们的行动，则多半取决于习惯。”[73]本尼迪克特则更为详细地指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74]而节日民俗通过仪式活动完成其建构社会秩序的功能。从仪式心理上来看，仪式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渲染气氛，增加神秘感，通过感染与震撼人们的心灵来达到一定的目的。隆重的仪式与庄严的场景无疑会增强神圣性，从而强化对仪式所强调的行为或理念的自觉履行。仪式不是简单的行为与动作的机械重复，它反映了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形态，并通过周期性对民众身体的存在进行秩序化，使得民众的身体内化社会秩序的要求，进而建构社会秩序。
韩国秋夕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早已成为一个覆盖面广、内涵丰富的节日文化系统，具有完整而独立的节俗仪式，包含神圣仪式与世俗仪式，覆盖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秋夕正是通过其可重复化、固定化的仪式，强化人们的价值观，维护传统道德的认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并以秋夕仪式所具有的全体性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把其所强调的伦理道德、行为经验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遵从，从而完成文化规训，建构起社会秩序，成为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
按照涂尔干及伊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的二分法，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法，从秋夕节日结构的四对关系入手，我们下面将对秋夕的社会功能予以具体呈现。
（一）调节人与神的关系：于神圣仪式中建构伦理秩序
神圣仪式指的是人们在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仪式是信仰行为的重要表现，人对神的所有崇拜表达几乎都在神圣仪式中得以体现、巩固和升华。其根本目标就是将人们引入与神的交流之中，在这种特殊的交流过程中获得精神慰藉和文化规训，所揭示的是一个群体的价值。这种在仪式范围内发展的关系，会给人们的行为打上烙印，现实生活于是为神圣仪式所强调。秋夕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调节，主要就是通过省墓和茶礼两种神圣仪式的举行，规训与教化，建构韩国社会精神世界的伦理秩序：“孝”与“礼”。
1.孝
秋夕对“孝”的思想的强调主要体现在秋夕祭祀的客体，即祭祀对象上。祭祀作为一种以神灵信仰为前提的祈祷和酬报活动，是联系人神的桥梁和纽带。因此，祭祀行为产生的逻辑前提，是必须有可供崇拜的神灵。而神灵源自神灵观念，对于韩国来讲，神灵观念主要体现为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思想由来已久，是韩国最主要的民间信仰之一，产生于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源于对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不合理或失衡的缺乏理智和科学的归因解读。人类社会初期，人们对自然的掌控不遂人意，例如自然灾害等，对此怀有敬畏和恐惧之心，对四季交替、万物生长发育使人类得以生存又心怀感激，同时坚信天、地、日、月、山、川中皆有神灵，由此产生了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最早宗教，所以希望能够通过祭祀来祈求神灵的庇护以消除灾殃。此后自然崇拜逐渐发展为人格诸神崇拜，认为人死之后会变成鬼神，而亲人死后则会变成护佑家族的神，更要加以祭祀，祖先崇拜观念由此产生。后来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观念为儒家思想所强化，特别是深受儒家礼仪观念尤其受朱子家礼的影响。所以，在韩国，祭祀对象一般是祖先，所谓祭祀主要是指在祖先去世的祭日或节日时子孙们聚在一起设置贡品，怀念祖先恩德的一种仪式。对于韩民族而言，祭祀活动非常重要，有“饿死事小、祭祀事大”的说法。[75]
秋夕茶礼、省墓是韩国人祭祀祖先的典型行为，按照韩国的说法，春节是给活人过的，秋夕是给死人过的。其根本意义是向先祖祝祷丰收，祈求护佑，其本质思想是通过对祭祀对象即祖先的尊崇，建构和强化“孝”的观念。从“孝”的角度来诠释，祭祀可以理解为追慕祖先的恩德、真诚怀念祖先、追远报恩的一种仪式，即子孙对于在祖先生前未能尽到的孝道的一种延续。韩国人认为，如果只是在祖先生前尽孝心，而去世之后就将祖先忘掉的话，是不妥当的做法，不能称为真正的孝子。所以，韩国有“事死如事生”的说法，即在祖先去世之后要经常举行祭祀纪念追慕祖先。[76]通过每年的秋夕祭祖的洗礼，孝的观念更加深深浸淫到韩国人的头脑之中。
“孝”在韩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浸透到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被称为“孝道”。在世界各国中，韩国社会可能是最强调孝道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的父是一家之长的观念至今仍普遍存在。《礼记》说，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不仅是传统社会，现代韩国社会也是如此，不仅在家里，在学校，而且社会上也广泛使用“孝道”这两个字。比如，儿女们安排父母旅游被称为孝道旅行，向父母送礼物被称为孝道礼物，字大、屏幕大且价格便宜的手机被称为孝道手机。此外还有孝道商品券等。可见，孝道两个字使用很广，这可能是韩国社会独有的现象。
“孝”的伦理思想基于在血缘关系之上形成的养亲、尊亲、敬亲等亲亲之情。人生在世，受父母抚爱养育，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血浓于水的天然敬爱之情总是割舍不断的。《孝经·三才章》中就说，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据考古资料显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末到公元前1000年前半期，在朝鲜半岛的社会中已形成一对夫妇及其子女为成员的家长制小家庭。在独立的小家庭里，由于男权地位的提高，父权变得至高无上，所以就形成了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观念。[77]孝的思想后来受到中国的影响。据《三国史记》记载，《孝经》中所阐述的孝的思想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传入朝鲜，以后随着中朝两个民族之间交流的加强，儒学思想在朝鲜社会得到较大范围的普及，学校课本也以《论语》和《孝经》为核心。“世俗五戒”中所说的“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五常”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事孝”，都是“孝”的观念的本土化、理论化和体系化。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特别体现在个人与国家及家庭的关系之中，与国家的关系是忠，与家庭的关系是孝。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儒学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分别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两者对儒学接受的偏重点各不相同。后者侧重于忠，而前者却侧重于孝。对此，延边大学潘畅和教授认为，由于日本的经营群体和朝鲜的家族群体内部结构不同，它所通行的伦理价值也不同。日本是主从序列，朝鲜是父子系列；父子伦理以孝为上，主从伦理以忠为先。[78]正是基于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儒学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期间，其价值体系的组成在两国的受重视程度呈现出不同。在朝鲜半岛，孝因此优先于其他价值而凸显。由于孝是先天的，是做人处世之根本，也是其他伦理价值的基础，在农耕社会，它成了构成人际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正是基于此，韩国在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孝的伦理思想的重要性，视“孝”为儒家文化的基盘。
“孝”的伦理思想并不单单局限在家族范围内。《孝经》中说：“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79]“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80]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和家庭，“以孝平天下”为本实施孝道教育。朝鲜文臣张载把宇宙天地看成一个家庭，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君王是宗子，因此提出“宇宙一家”的概念。性理学家赵光祖曾在他的绝命诗中说：“爱君如爱父，忧国如忧家”[81]，重视家庭胜过个人、重视社会胜过家庭、重视国家胜过社会，这可以说是朝鲜时代儒学家的普遍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孝的外延扩大，内涵加深，以“孝”为内核的儒家思想已深深地根植于韩国的文化之中，强化了韩国人的家国意识，维系了社会运行的基础。
2.礼
祭祀作为一种仪式，是信仰的外化，其重要意义在于使信仰得以强化和宣泄，使信仰变成了看得见的行为，进而形成某种秩序。韩国文化浸透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其社会秩序也是建立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秋夕对“孝”的伦理思想的建构和强化主要是基于祭祀对象的话，那么秋夕的祭祀程序和祭祀主体则凸显了“礼”的思想。
何为“礼”？礼就是对人伦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安排、确认。“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82]礼的核心功能就是辨等差、别贵贱、分长幼，使人人都找准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中的位置。
对于礼的理解和崇尚是从能够看得见的祭祀仪式程序开始的。庄严的程序活动，严格的程序仪式会给人们带来灵魂的震撼，使人油然而生对“礼”的敬仰、畏惧和信心，从而凸显其在世俗社会的至高无上。秋夕祭祀仪式程序非常严格。如前所述，秋夕举行茶礼，从祭祀者服饰到祭品选择，从祭品摆放到祭祀流程，从叩拜长辈到吃饭“饮福”，都有较为固定的一套程式。秋夕扫墓也有比较严格的顺序，先清除墓前的杂草，再修补坟头，然后摆放供品，最后行祭拜礼。
除了祭祀程序，秋夕祭祀仪式的主体也体现了对“礼”的强调。按韩国民俗文化传统，通常实行长子继承制，祭祀也要由长子来举行。“举行祖先崇拜仪式的职责是长房父系后代单线相传的特权。在这一点上，长房后代（长孙）在举行祖先祭祀的活动中被赋予了无可争议的权力和职责，无论他的个人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如何。最重要的是，这位长孙必须是合法出生的：妾的儿子或作为非正式婚姻生的儿子被排除在外，即使他们在同辈中年龄最长。如果一位长孙没有合法出生的儿子，人们要以这个家庭之外过继一个儿子来做继承人。”[83]秋夕祭祀也不例外，嫡长子拥有祭祀权，祭祀由嫡长子主管。秋夕当天，兄弟姐妹汇集到兄长家里参加茶礼和省墓等祭祀活动。男人们恭敬地站立在祭桌前，由主祭的家族长子恭请祖先灵魂并率领家庭成员行叩拜礼。祭拜仪式中，家族里按辈分的高低和同一辈中先长后幼、先男后女的次序进行祭拜。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的思想在韩国得到了充分发展，秋夕祭祀仪式建构和强化了韩国社会的“礼”。
首先，上下有仪。这是在长期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吸收儒家思想发展而来的，由于对于血缘关系特别重视，形成了一套完整繁细的亲属关系，体现出辈分之别，人伦之序。秋夕祭祖仪式之后，晚辈要向长辈行礼。这时的行礼并非简单的点头或者鞠躬。而是大礼，行大礼的方式又因行礼者的性别和受礼者的身份的不同而不同。男子的大礼为“稽首拜”，韩国男子只对自己的直系亲属，妻子的直系亲属，以及方圆八村以内的尊长者行这种大礼。女子向长辈行的大礼分为“肃拜”、“平拜”、“半拜”几种，其中以肃拜最为恭敬。
其次，长幼有序。韩民族异常注重不同年龄层的秩序问题。不管男女老幼都非常重视兄长弟幼的观念，前后辈关系非常明确。尊老是韩民族恪守的传统礼仪。“尊老”不限于对老年人，而是及于所有的年龄层，成了一个年龄大小的问题。也就是说，韩国的社会秩序的原则之一，便是按照每个人的年龄大小，将之纳入到一个等级序列中去，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决定先后尊卑关系。有句谚语叫“年龄长者是两班”，“两班”是高丽和朝鲜时期的世族阶级，在当时，两班们即使再穷困潦倒，也会受到庶民的绝对尊敬。把年长者视为贵族，可见“长幼有序”观念影响之深。秋夕中，只有长子才具有祭祀权。不仅是秋夕祭祀，其他各类祭祀活动也是由长子主持。比如在葬仪中，逝者子女每年逢秋夕、春节、清明节、忌日（逝世日）四次聚拢到长子家里，由长子领头，举行祭祀仪式。[84]
再次，男女有别。“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秩序渗透于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俗语有“男人是天，女人是地”的说法，家庭生活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方式，亲朋相聚时，要男女分而席之。男性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女性结婚后则隶属于男性，成为夫家的人，要绝对地服从丈夫。秋夕祭祀中，立于牌位之前的是男非女，祭拜顺序之中先男后女；女子若已婚，则需参加夫家的祭祀而非娘家的祭祀。
最后，贵贱有分。这既体现在家庭家族生活中，也体现在社会结构中。一方面，如前所述，嫡长子才有祭祀权，体现了嫡庶的身份贵贱差别。另一方面，和中国古代社会一样，韩国也具有家国同一意识，具有“家国同构”的独特社会结构。把家庭中的“礼”延伸到国家和社会中，则成为上下有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式社会规范，形成贵贱有分的等级式社会秩序，君臣、主仆、官民之间都存在着社会角色的身份差别，上下尊卑十分严格。
数千年来，忠孝礼治等儒教思想已经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孝”为核心、以“礼”为结构，传统韩国形成了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无上权威，建构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秩序和家长制的社会秩序。而秋夕正是通过祭祀沟通和调节人与神的关系，以其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代代相承的神圣仪式，建构并强化着韩民族精神世界的这一伦理秩序，维系着国家统治和社会运行的基础。
（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神与人之间
表面上看，秋夕仪式或神圣或世俗，或娱神或娱人，似乎都和自然无关，其实不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两类，分别融于人与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通过贯穿于秋夕始终的仪式，人与自然的交流无处不在。
1.神化自然
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特征决定了该民族会崇拜哪种神，原始思维中的神其实就是对自然伟大的力量的具体化。面对自然中为人所不能认知无法控制的成分，人将其神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转化为人与神的关系。古代生产技术落后，生存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人与自然之间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正是人面对自然的这些紧张和冲突，这种对自身的卑微感和对神力自然的敬畏心理，才产生了自然信仰，产生祭祀袓先或各类神灵的仪式。
韩国作为稻作农业民族，其自然信仰主要表现在农人对创造有关农事诸神的崇拜。关于人造神，恩格斯曾精辟指出，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85]就韩国而言，其奉祀的农事神有水神、日神、雷神、雨神等。农人们在从事种植业生产过程中，遇到风调雨顺时，获得大丰收，遇到自然灾害时，歉收乃至颗粒无收，于是便对某些自然力产生感恩和畏惧，从而对大自然中的太阳、雷、风、雨、水等予以人格化加以崇拜。太阳、水都是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生长不可缺少的要素。[86]回顾秋夕的源起和发展历程，从生成意义上说，其正是因自然崇拜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祭祀仪式活动，与月亮崇拜直接相关。月亮的律动自古不变，人们通过对新月、满月、上弦月、下弦月等月相的认识，去关联那些有着发育、生长、衰老、死亡和复生的万事万物的生命模式，领悟人类在宇宙中的生存。秋夕月圆之日，恰值水稻收获时节，一年的月圆月缺正好关联一年的播种收获。在这样特殊的节点，人们将月亮神化，对月亮进行祭拜并以歌舞等形式取悦，去祈求下一年的风调雨顺，去祈求新一轮的五谷丰登，期盼得到神灵的眷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秋夕的诸种游艺活动大多是因此而产生的，如拔河、龟戏、“羌羌水越来”等。这种秋夕祭祀活动，表面祭祀的是月亮，其实是被神圣化后的自然。通过这种周而复始的祭拜，形成人们社会生活的节奏，原始的敬天感恩思想沉积为人们内在精神的秩序。人们通过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仪式活动中去，理解并记住了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方法和原则，并通过每次过节不断强化，从而使人们自觉地在生活中践行。
2.顺应自然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一类囿于对自然界不可知力量的畏惧和敬仰，人们神化自然并祭祀自然；另一类是面对自然界已经为人所知晓和掌握的部分，人们则将其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并将其渗透于自身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表现为对自然的顺应。
从发生学上看，节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要么跟节令农时有关，要么跟宗教神话有关，要么跟政治事件有关”[87]，秋夕无疑是与节令农时有关的。在韩国这样一个有着古老农业传统的国度里，人们对自然季节的变化十分关注，天时成为人时的重要依据与指南，人终始与四季流转的节律合拍，春种秋收，顺时而动。秋夕作为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循环的接合点，过渡仪式和转换习俗特别突出。秋夕的各种节俗仪式都可以用盖内普的通过仪式来解释，感恩庆丰与祭祀祈丰并行，继往与开来同在，承前与启后共时。人们通过大量的节俗仪式，去庆祝一个农业周期年的收获，在这些仪式之后，进入对下一个周期的期待。这种“有规律地循环的节庆，引发了人们对自然秩序的规律性的观念”[88]，从而对人类社会的运作秩序也产生了自然的对应感。对秋夕而言，这种对自然的对应感和仪式化处理，最后归于人与自身及与他人的关系上。一方面是欢庆仪式中体现的娱乐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水平的提高，秋夕仪式也不断地演变发展，充满神秘色彩的祈神、娱神主旨逐渐被较为单纯有趣的娱乐所替代，萌发了娱乐精神，调节了人们的内心秩序。另一方面是集体游艺中强化的协作意识。基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以稻作为主的韩国农耕文明更需要大量的协作，因此，对于人与自然的把握，体现在秋夕节日中，即是农业生产所需的集体劳作。这种生产协作的共同体观念，体现了农耕社会的生产秩序。这部分将在下一节中具体阐述。
综上，在人与自然这一对二元结构中，反映出的秋夕的节日功能，一方面是前文所述“人—神”结构中的建构精神世界伦理秩序，另一方面是下文将要详述的“人—人”结构中的建构物质世界的社会生产秩序和社会成员内心秩序的功能。
（三）调节人与他人的关系：于世俗仪式中建构生产秩序
如果说神圣仪式主要是以家庭关系为中心去调节人—神关系，强化家族的血缘关系、建构伦理秩序的话，那么，世俗仪式则通过对人—他人关系的调节，建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生产秩序。
韩国秋夕文化和稻作文明联系密切，在传统社会极低的生产技术水平的背景下，农耕活动必须通过协作劳动才能完成。所以，在韩国传统社会中，村落实际上是农耕生活的共同体，韩国民众以村落为单位，团结协作的观念很强。韩国从古代流传至今的民俗游艺大都是集体性的户外项目，很多比赛都是以村落为基础进行的，都要求有较强的协作意识。具体到秋夕的民俗游艺活动，则更为明显。不同于中国的中秋节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家庭内部，萌芽于原始时期的韩国的传统民族游艺大多为户外活动，并且多数为集体活动，如摔跤、荡秋千、跳板、农乐舞、“羌羌水越来”、牛戏、龟戏、拔河，等等。据统计，在韩国传统游艺活动中个体游戏只占6%，其他94%的游戏都是两三个人以上的分组游戏以及大规模的集体性游戏。[89]这些从祈丰感恩的娱神仪式逐渐转变为娱人的世俗仪式的集体游戏都是以村落为基础进行的，例如一场拔河比赛，至少要调动几百人、上千人参赛，而且仅是编制拔河绳，就需要村民共同参与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互助协作来完成。
秋夕是收获之后的万民齐欢庆的盛大节日，具有特别强大的吸引力和非常广泛的参与性，每逢秋夕，不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同日而庆。人们以此感谢神灵，将村社结成较为牢固的共同体，以增进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满足农业生产和生活上互助的需要，从而形成社区文化传统，形成了融洽的人际交往氛围，加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并强化了村社成员的公共意识和集体精神。在前面我们也探讨过秋夕及秋夕游艺活动的来源，都是和在农业文明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人们的相互协助有关。在农耕社会里，人们的劳动生活必须相互协助，这自然而然地使每一个成员都产生了自己和他人共存的观念，韩民族互相协助的精神就是这样逐渐发展而来的。
现代文明的冲击和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古老的传统农耕生活方式消失殆尽。不过，秋夕节日文化仍然代代相传，这些长期积淀而成的民间节日习俗依旧在今天发挥着作用，承担着团结家庭成员、促进邻里和睦相处，凝聚社区、整合社会的维系功能。韩国是受儒家文明影响极深的国家，极其重视血缘亲情，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邻里、朋友、亲戚等。秋夕为人们提供了广泛交往的机会和舞台，成为拉近亲人朋友间、密切邻里间关系的极佳契机。如家庭成员在秋夕团聚，一边一起包松饼，一边互拉家常。同学亲友间秋夕期间互相探望，互赠礼品，可以加深感情，弥合平常疏远的关系。而民俗游艺能激发人们对乡土的热爱，增强协作精神，是加强人们整体意识的极好手段。正如任东权先生所言，“因为民俗游艺具有乡土特色，某一地方的民俗游艺尤其能引起当地人强烈的共鸣，更令他们振奋。同样，一个民族的民俗游艺对该民族来说也是如此”[90]。由此，也不难理解，在朝鲜被殖民统治时代，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何要禁止秋夕的某些民俗活动的开展。
以集体欢腾为特征的秋夕世俗仪式在以农业伦理为基本背景，以村落、家族、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传统韩国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仪式活动参与者总是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意识，正因为参与者的这种主体意识，便产生了凝聚功能。因此其在联系、传承、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纽带联结作用，更是成为界定群体身份的标志。由此，秋夕世俗仪式可以通过强化地缘认同来整合社会关系，进而发挥自身维系地缘共同体从而建构生产秩序的功能。
（四）调节人与自身的关系：于圣俗交错中建构内心秩序
秋夕对人与自身关系的调节在于对社会成员内心秩序的建构，这在圣俗仪式中皆有体现。
一方面，秋夕的神圣仪式可以提供心理安慰。古代韩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生产不仅是古代百姓的衣食之源，也是统治者的立国之本。但是农业生产活动对自然的气候条件非常依赖，农业生产的收成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所左右，而非人力所能控制。这就使得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披上一层神秘化的色彩，人们通过举行各种各样的神灵祭祀仪式来祈求好的收成。秋夕即是以感恩祈丰仪式为核心的节日。仪式反映了农耕文明对自然的依赖，然而未必真正有实际效果，毕竟祈丰与丰收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尽管如此，仪式带来的心理安慰，使人们能够在面对困难时保持信心，获取精神力量，为战胜困难、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同时，自然灾害频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因此通过祭祀、祈祷仪式，可以舒缓和发泄心中因各类紧张和冲突引发的焦虑。这种通过神圣仪式获取心理安慰、维护经济活动的秋夕传统，稳定了社会成员的内心结构，成为韩民族重要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秋夕的世俗仪式具有调节功能，即通过补偿、娱乐、宣泄等方式使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心理得到调适的功能。
首先，处于收获时节的秋夕作为韩国最隆重的节日，具有很强的满足人们生活的物质补偿功能。秋夕有“五月农夫，八月神仙”[91]的俗语，秋夕的存在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张弛有度、劳逸结合。这一天人们还可以根据风俗仪礼制作各种饮食，带着收获的喜悦享受自己创造的丰富的食物和美酒，在物质匮乏的传统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其次是娱乐功能。节日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原始宗教信仰的痕迹，远古时期的人们，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和生存环境的恶劣，相信神灵存在，囿于自身的渺小和对神力伟大的敬畏，期盼得到神灵的眷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宗教的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92]所描述的一样，人类把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幻想出来并刻有人的痕迹，人神同性，人神同形。人们对威力无边的神灵进行祭祀并以歌舞游艺等形式来取悦神灵。这为以后岁时节日民俗所具有的娱乐性质的出现奠定基石。经过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之后，以娱神为目的而进行的歌舞游艺等节日民俗逐渐超越了原初的形式，褪去神圣外衣，走上了一条神人共娱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人类认识自我水平的提高，把人与神分离，愈发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性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娱神仪式演变为娱人的活动，成为众人狂欢的节日，具有了世俗娱乐和调节生活节奏等功能。
最后是宣泄功能。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社会等级严格的韩国社会，个体本能在群体生活中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平时处在社会最下层的百姓，终日辛苦，很难有机会参与到社会集体文化活动中。秋夕时大量的游戏等节日活动带来的狂欢正可以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宣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和平日循规蹈矩生活中所积压的心理能量。而沉浸于集体狂欢中的人们似乎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年龄、性别、身份和地位界限，严格的等级结构、紧绷的社会关系得以松动自由，人们在世俗仪式中达到特纳所说的“共睦态”。人们在节日里可以被公共允许“放纵”，用节日里的宣泄来调整平日里的压抑。
可见，秋夕在其世俗仪式活动中，改变了日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按照人类学家特纳的“结构—反结构”模式，由于“反结构”状态的出现，人们在狂欢化的仪式和集体欢腾中实现了一种潜在的“平等意识”和“补偿心理”，使人们交融和谐在秋夕仪式之中。正是基于此，韩国秋夕建构了社会成员个体的和谐的内心秩序。
我们可以以秋夕中的女性为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总的来说，韩国传统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很低，尤其在李朝时期，受儒家伦理的影响，韩国妇女参加社会交往和公开娱乐活动的机会十分有限，“女子不能抛头露面”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女性不成文的道德观约束，传统社会中的女性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约束。且妇女们终日劳碌，被大量的繁重家务所羁绊。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所生活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她们的情绪也十分压抑。即便是在当代韩国，男尊女卑依然突出，韩国女性社会地位低微，在世界排名第84位。[93]詹小洪研究员在以日记体撰写的书中提到在“人民韩国”网站上看到一则帖子，很能说明韩国的男尊女卑意识仍然很浓烈：男人在家绝对是家长、一言堂，男人一回到家，通常只对妻子说三句话：“我回来了！孩子呢？吃饭吧！”[94]直到1998年12月23日韩国国会的环境劳动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男女雇用平等法修正案》，第二天，国会的程序委员会通过了《禁止男女不平等待遇及其救济法》。虽然这两个法案还要送到国会正式表决才算完成立法，可是之前两天，已有50多位妇女活动家冒着严冬酷寒，在国会大楼外边等候结果。好消息传出后，大家一齐鼓掌欢呼，拥抱祝贺，喜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95]尽管已经有了立法，尽管有些受到男女平等思想影响的年轻男性在婚后会帮助太太做一些家务，但是四五十岁的男性则很少这样，韩民族彻底改变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意识，恐怕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然而，秋夕的时候，节日合理的出行游乐可以使她们开阔视野，获得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她们可以抛却平时的桎梏，穿上鲜艳的衣服，荡秋千、跳跳板、跳“羌羌水越来”的圆圈舞，一舒平时的郁结之气。美国神学家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说，节日是表达被压抑和忽视的情绪的机会，这也是节日的三个关键因素之一，这三个因素分别是故意放纵、积极庆祝、对比性。故意放纵表示庆祝活动就是为了追求愉悦，所以放纵的庆祝行为都是故意的；积极庆祝所表示的意思是庆祝活动总是需要保持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才能产生最深远的愉悦的心情；对比性与放纵元素有关，这意味着，节日之中必须出现比照，并且它必须明显与日常生活不同。[96]其实，该说法和特纳的仪式结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涂尔干学派的观点，节日是一种社会时间的制度性安排，以区隔出日常的生活作息。秋夕调节个体与自身对立关系的有效性正是源于它在“被区隔出来的时间”里，通过固定的世俗仪式，完成了从带给个体紧张和冲突的社会“结构”到颠覆了结构的“反结构”状态，即“交融”或“共睦态”的转变，通过“交融”或“共睦态”实现了从“反结构”再到“结构”的回归。回归后的“结构”，消解了矛盾，为仪式所强化，更为稳固。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在节日的世俗仪式带来的狂欢中，秋夕调节了民众的生活，抚慰了民众的心理，平时心中积累的紧张、不安和焦虑得以宣泄。秋夕仪式之后，人们的内心复归平静，开始新一周期的生活。对于韩国社会文化环境下长期被压抑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
秋夕通过其神圣仪式和世俗仪式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智慧，调整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建构着韩民族精神世界以“孝”和“礼”为核心的伦理秩序、物质社会互助协作的生产秩序和“结构—反结构”式的个体内心秩序。表面看，节日中的节俗仪式很琐碎，活动也很简单，但抽象而缜密的秩序却蕴含其中。并且，由于日历中日常时间和节日并置的时间序列，节日变成社会关注的独特时刻，每年同样的时间设置会使人记忆起往年的仪式，正是这种周期性的间隔使得“此时”具有同质性，从而也会产生大体相同的感觉体验。帕累托说过：“重复，尽管它没有半点逻辑—经验的价值，但比最好的逻辑—经验论证更为有效。”[97]秋夕正是如此，通过周期性的重复在无形中强化了社会秩序，内化了社会秩序的要求，使得社会得以“均化”，从而维系着社会体系的稳定及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