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
在以“禅让”模式完成王权更替后，魏晋统治精英仍然继续通过对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来张扬自身的正当性。首先来看《三国志·魏书》中一组尚较少为人关注的结构。在“本纪”与“诸臣传”之间，陈寿以三卷篇幅为董卓、袁术、袁绍、吕布、陶谦、公孙瓒等东汉末群雄立传。对此，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史通·断限》中有着直言不讳的批评：
当魏武乘时拨乱，电扫群雄，锋镝之所交，网罗之所及者，盖唯二袁、刘、吕而已。若进鸩行弑，燃脐就戮，总关王室，不涉霸图，而陈寿《国志》引居传首。夫汉之董卓，犹秦之赵高。昔车令之诛，既不列于《汉史》，何太师之毙，遂独刊于《魏书》乎？兼复臧洪、陶谦、刘虞、孙瓒生于季末，自相吞噬。其于曹氏也，非唯理异犬牙，固亦事同风马，汉典所具，而魏册仍编，岂非流宕忘归，迷而不悟者也？〔7〕
刘知幾所生活的中唐时代距离魏晋已有近五百年之久，显然并不理解陈寿的做法。像董卓、袁绍这些汉末群雄，与曹魏王朝创业之主曹操之间并不存在君臣关系，为何一定要以“列传”的形式置于“魏册”之中呢？在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中涉及群雄事迹当然不可避免，但刘知幾并不认可这种为群雄立传的做法。
然而事实上，类似结构不仅见于《三国志·魏书》，在《三国志·吴书》中也相当醒目。在“诸吴主传”与“诸吴臣传”之间，是刘繇、笮融、太史慈、士燮这些孙吴政权创业江东时主要对手的列传。而若把眼光延展到曹魏与孙吴两朝所修的“国史”，会发现这一结构的存在感更为惊人。以孙吴国史韦昭《吴书》为例，即使只能看到数量有限的佚文残篇，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在孙吴国史中立传的汉末群雄是远远超过了《三国志·吴书》的，并不仅限于江东一隅，而是与《三国志·魏书》所网罗的天下群雄几乎完全重合。当然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三国志·魏书》“本纪”的主角，在孙吴国史中是作为“汉末群雄”来立传的，蜀汉君臣待遇亦然。只不过陈寿在入晋后撰写《三国志》时，从曹魏正统的立场进行了大幅删削。可见在纪传体王朝史中为前朝之末世群雄立传，并非陈寿的个人创意，而是魏晋时期统治精英所共享的意识形态的反映。结合前述对“禅让”模式下王权起源特质的解读，可以说这一结构在王权起源的历史书写中承担了独特功能，通过标示新王权的“驱除”之所在，来最大化创业之主相对于旧王权的“功臣”身份，以正当化“自臣而君”的身份转换过程。在这一意义上，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于新王权之成立不可或缺，或可将这一结构称之为“开国群雄传”。
在凸显新王权创业之主相对于旧王权的“功臣”身份方面，除上述“开国群雄传”外，魏晋王朝国史书写的“起元”方式在当时也极受重视。所谓“起元”，是指在国史书写中从何时开始使用新王权的“元年”纪年。我们知道，纪年并不是单纯的科学，而是代表着权力者对于政治世界时间秩序的控制与支配，也是历史书写的首要元素。此前汉武帝通过创制年号纪年将汉王朝的时间秩序扩展至包括诸侯王国在内的帝国全境，最终实现了“中国一统”，就是代表性的例子。《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在国史书写中何时开始“起元”，意味着新王权“君”的身份正式成立的转换节点。
以曹魏国史王沈《魏书》为例。此书已佚，但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的佚文中可以确认，王沈《魏书》“皇后传”的纪年采用了汉献帝建安年号。由此可以推测，书写曹操创业经纬的“太祖本纪”亦应行用建安纪年。在建安纪年下书写曹操之本纪，与他多年来在汉天子旗号下东征西讨的赫赫功绩相对应，凸显了汉王朝“功臣”身份对于曹魏王权起源的重要性。而禅让完成之后，曹魏国史即改用魏文帝之“黄初”年号纪年，也是无须多言的。
或许读者会有疑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用汉献帝建安年号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曹魏国史在进行历史书写时难道不是理应如此吗？事实上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新王权对自身起源过程的书写，“直书史实”并非唯一的选项。西晋王朝在讨论国史书写应该何时“起元”时，就出现了“用正始开元”“宜嘉平起年”和“从泰始为断”三种意见〔8〕。所谓“用正始开元”，是指在西晋国史中自正始元年（240）司马懿就任辅政之职后，就废弃曹魏王朝年号纪年，而改用“晋元年”之类的晋之纪年。“宜嘉平起年”则是将国史行用晋之纪年的时间点推迟到了嘉平元年（249），此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开始了司马氏的王权崛起之路。而所谓“从泰始为断”，则是要在司马炎受魏禅、晋王朝正式成立之后，国史书写方才开始以晋之年号“泰始”纪年。这并非意味着西晋国史不立“三祖本纪”，而是说在魏晋禅让程序完成之前，仍然要在曹魏王朝的年号纪年之下书写“三祖”。虽然出现了一定争议，但西晋国史书写“起元”的主流意见和实践结果都是“从泰始为断”。
“从泰始为断”，意味着魏晋禅让正式完成之后的泰始元年被设定为西晋王朝的“君之始年”。那么，此前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所谓“三祖”的身份，也必定非“君”，而仍然是“臣”。如陆机《〈晋书〉限断议》所提示的，“‘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不〕如‘传’”〔9〕。西晋“三祖”为曹魏之臣，这固然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他们与曹操一样，实际上没有即位称帝。但是在西晋成立后所撰国史本纪的书写中仍然坚持采用曹魏年号纪年，意味着对于新王权的君臣而言，作为创业之主的三祖需要呈现为曹魏王朝之“功臣”的形象。换言之，旧王权之“功臣”是新王权获致正当性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