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与模式

沿用达数百年之久的“禅让”，无疑是构成中国中古王权独特景观的重要元素。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是权臣对于“篡位”的伪装与回护，与前述石勒们的非主流评价相比，其实并无多大进步。与其批判古人为“真小人”，莫如站在和他们同样的“伪君子”立场，努力理解这一王权更替模式的原理与运作，并借此探寻与之相应的王权之特质。

《上尊号碑》碑额拓片

就完整程序而言，作为一种王权更替仪式的“禅让”，要比前引赵匡胤即位时的草率情形复杂精致得多。如历史上首次成功实现的禅让即汉魏禅代的过程，在《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的《献帝传》中留下了详尽记载。延康元年（220）十一月，魏国臣僚开始据多种符瑞图谶向魏王曹丕劝进。对此，魏王坚辞不受。当月十三日，汉献帝发布第一次禅让诏书，派御史大夫奉皇帝玺绶于魏王，尚书令、侍中等群臣劝进，诏书同时公布于天下。魏王坚辞不受。二十日，汉献帝发布第二次禅让诏书，尚书令、侍中等群臣劝进，魏王再次坚辞不受。二十五日，汉献帝发布第三次禅让诏书，相国华歆以下九卿劝进，这一次魏王最初仍然坚辞，但相国华歆以下九卿再次劝进后，即初步表示接受。二十八日，汉献帝发布第四次禅让诏书，尚书令等奏言：“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王公群卿，具条礼仪别奏。”魏王也不再推辞，直接令曰：“可。”其后就是正式的即位仪式，“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曹魏王朝于焉成立。

《受禅表》拓片（局部）

不可否认，以上程序的每一个步骤，无论是汉一方的反复劝进和让予，还是魏一方的从拒绝再到接受，应该都经过了事先的精心设计和准备。劝进主体不断升级，内容也步步深入，形成了一个关于汉魏交替“正当性”的整体论证方案。参与者可以说是在“演戏”，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履行“仪式”。仪式的作用主要不是在“外国”观众（匈奴单于、四夷朝者）面前宣示国威，而是通过这个漫长而又不可或缺的过程，让参与者们顺利完成新旧君臣身份及身份感的转换，新王权的正当性所在亦由此得到确认。

值得重视的是，接受汉献帝禅让天子之位的曹丕，其身份并非一般的汉廷大臣，而是“魏王”，即“魏国”之王。某种程度来说，禅让仪式的本质，就是“汉国”之主，将领有天下的资格与权力——象征性地表现于“皇帝/天子”之位——让渡给“魏国”之主。这是以一种模拟的“封建制”秩序为依托而实现的王权更替。西汉武帝时代以降，郡县制早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基本支配体制。东汉诸侯王并无实权，异姓大臣更是连封建为王的合法资格都不具备。现在汉魏交替过程中这一事先张扬的“封建制”，毋宁说是为了完成新旧王权交替而刻意设置的意识形态装置。

这一装置的设置并非始于曹丕。如所周知，曹丕的“魏王”身份继任于其父曹操。建安十八年（213），在基本平定关中地区、完成华北大部统一后，汉献帝以冀州之河东等十郡册封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216），进爵为魏王。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死去时，虽然并未登基称帝，但身份其实已经不是纯粹的“汉臣”。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在生前所享受到的种种“不臣”待遇——如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设天子旌旗、冕十有二旒、驾六马，更为重要的是，封建魏国这一行动本身可以说就是以“禅让”的王权更替为终极目标的。就这一角度而言，讨论曹操是否想做皇帝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

更进一步说，早至建安元年（196）曹操做出迎献帝都许的政治决策并付诸行动时，以“禅让”模式完成新旧王权更替的设想或许就已经被模糊酝酿了。当时并非不存在其他政治选项。如袁绍阵营对于是否迎献帝就一直存有争议，袁术的僭号称帝也是因河内张炯之“符命”及“代汉者当涂高”之类的谶文，从中基本看不到新的“禅让”模式的可能迹象。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仅是一种功利化的政治策略，其中应该也包含了其周围集聚的精英士人关于未来王权更替模式的设想，而这种设想必定是与他们关于新王权起源的正当性理念相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