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君士坦提乌斯与波斯，337—350年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337年秋在潘诺尼亚参加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帝国在其兄弟之间的划分）后，回来住在安条克（在其父亲统治末年他就在此当凯撒），但不久他又要参与在君士坦丁堡新的政治活动。他让尤西比乌斯离开尼科墨狄亚去都城出任不容易当的主教（Socr.HEⅡ.7）。尤西比乌斯曾为君士坦提乌斯已去世的父亲主持过洗礼，并为他度过337年夏季王朝遭遇的混乱岁月起过很大的作用[32]，现在是对他报效皇室给予酬劳的适当时机。在他活着的最后几年（341年底前去世），尤西比乌斯与其亲信控制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身边的教会政治。虽然来不及阻止阿塔纳修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复职，这是君士坦提乌斯的哥哥在高卢操纵的，但第二年（338年）在安条克（已是帝国朝廷驻地[33]）召开的几次会议的首次会议上，他们再次将他免职。339年春，依照皇帝的命令，埃及地方长官护送新主教（格列高利）去他的教区，阿塔纳修斯又踏上西行的流亡之路。[34]这一“圣事”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中也有反应。341年1月在安条克，有君士坦提乌斯出席，为君士坦丁的“金色”教堂落成举行的奉献典礼有97名东部主教参加（Athan.De Syn.ⅩⅩⅤ.Ⅰ；Hil.De Syn.ⅩⅩⅧ）。他们趁此机会将教义由尼西亚会议的“本体同一论”转变为认定圣父和圣子本体“相似”的观点，并开始制定法规，这使得君士坦提乌斯后来为信仰一致所做的努力更为明显。[35]就是在安条克，君士坦斯的使节在萨尔底迦公会之后催促让阿塔纳修斯回来。事情最终得到解决，346年东部皇帝与返回的主教在安条克见面（Apol.ad Const.Ⅴ），君士坦提乌斯准备向亚历山大里亚人民推荐他们的牧首（Apol.c.Ar.LⅤ）。

东部的奥古斯都关心的不只是有关主教的争执以及信仰问题。[36]作为凯撒，君士坦提乌斯面对的是波斯帝国重新发动的入侵，需要关心在北美索不达米亚建造新堡垒，他父亲去世前就准备对萨波尔二世的军队发动进攻，比如，在当时阿夫拉哈特就用圣经中但以理的预言来说明基督教会获胜。[37]君士坦提乌斯要完成他父亲作战计划中希望能实现的任务（Lib.Or.LⅨ.60）。这一任务很急迫。亚美尼亚曾处在罗马的长期盟友提利达特斯统治之下，此时已被亲波斯的派别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常遭波斯人袭扰，早在337年夏，罗马人在该地区的总部设防的尼西比斯城就遭到围攻，这样的围攻后来还有两次（这时当地主教雅各创造了奇迹，他驱赶散播疫病的飞蝇去袭扰波斯人的动物，尤其是还有让人生畏的大象）。[38]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曾被波斯统治者纳入其帝国，只是在不久前的299年才由戴克里先和伽勒琉斯通过条约归还了罗马；有可能这些地方是萨波尔在他去世前派去见君士坦丁“讨论边疆事务”的使节关心的问题（Lib.Or.LⅨ.71），后来到4世纪50年代他们还有外交往来。君士坦提乌斯很快（338年）就成功地在亚美尼亚恢复了罗马的势力范围，没有发生军事冲突，是通过获得新国王阿尔萨凯斯的效忠实现的。从朱利安颂词（Or.Ⅰ.20c-21b）中的暗示我们了解到，有个被流放的君主与其支持者回来了，那些亲波斯的人改变了效忠的对象，这一切都是罗马人慷慨赠礼给予荣誉的结果。采用这些传统外交手段，君士坦提乌斯确保了亚美尼亚在整个40年代都留在罗马人手中。

在美索不达米亚，君士坦提乌斯对波斯的攻势做出军事反应。338—350年他以安条克为基地开始了一场针对萨波尔的长期战争，萨波尔越过底格里斯河不断入侵罗马控制下的东美索不达米亚。虽然君士坦提乌斯的将领发动反攻进入了波斯领土，但他满足于拥有“胜利者”（Adiabenicus）（ILS732）的头衔，利巴纽斯（Or.LⅨ.83）满足于占领波斯的一座无名城镇。这完全是一场防御战。君士坦提乌斯通过占领设防城镇来控制美索不达米亚，这是掌控该行省的关键。罗马防守者成功地挡住了波斯的围攻（346年和350年尼西比斯两次遭到包围），避免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激烈战事。[39]有件事完全是例外，344年（？）在辛伽拉城堡外发生了严重冲突[40]，罗马军队作战失利，原因是士兵热情过头，将战事拖延到夜里，还不听从皇帝的命令，追击敌人时队伍散乱（Eutr.Ⅹ.10）。即便如此，罗马人还是可以宣称他们在此战中打伤了萨波尔的儿子纳尔塞斯（Jul.Or.Ⅰ.24d；Lib.Or.LⅨ.117）。罗马的另一场胜利在安条克举行了胜利庆典，此时是343年，东部的主教参加了萨尔底迦公会后刚回来。但君士坦提乌斯的战略显然只是要挫败波斯人控制东美索不达米亚的企图，并不想大获全胜。这就与罗马在面对波斯入侵时通常的反应完全不同，通常的做法是要深入波斯领土。君士坦丁去世前都在为此大肆备战，363年朱利安又在命运多舛的干预波斯的行动中这样做，其灾难的结局只是证实了君士坦提乌斯明智地采取了保守的行动。并不奇怪，有人为朱利安辩护，他们极力谴责君士坦提乌斯的战略懦弱胆怯，败坏了军队的士气（“如同发誓要站在敌人一边作战”：Lib.Or.ⅩⅧ.206）。[41]他的谨慎可能部分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军队去冒险。[42]显然是出于审慎的考虑，他放弃了征服波斯的鲁莽愿望，而这一愿望本是君士坦丁在世最后几个月的想法。约在340年，所谓“亚历山大巡行”（Itinerarium Alexandri）让君士坦提乌斯想到亚历山大和图拉真的功绩，希望能获得大胜。[43]

尽管朱利安的追随者不赞成这一战略，但尼西比斯的市民肯定会感谢君士坦提乌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顽强防御（cf.Ephr.Syr.C.Iul.Ⅱ.20，Iv.15）。阿米亚努斯写道，有个市民目睹了363年签订约维安条约后该城向波斯人投降的悲惨一幕，反应激烈，而君士坦提乌斯却没有丢失罗马的一寸土地（ⅩⅩⅤ.9.3）。到350年夏，尼西比斯人更应表达感激之情。这一年，该城遭到萨波尔的第三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围攻（包括掘开米格多尼河，用河水冲开城墙）。[44]君士坦提乌斯得到了君士坦斯被推翻的消息，知道西部行省已被马格南提乌斯控制。他还要继续防守美索不达米亚，不与篡位者较量（Jul.Or.Ⅰ.26b-d）。[45]只是在历经四个月的围城波斯军队被击退，对尼西比斯已进行重建（Zon.ⅩⅢ.7.14），君士坦提乌斯才开始撤出军队准备与马格南提乌斯对抗。对君士坦提乌斯来说，转道向西是安全的，因为到351年萨波尔的军队已不会再来。萨波尔的注意力被引向了波斯帝国的东部，阿富汗的当地民族发动叛乱，但同样我们也可怀疑，他是否也受到多年来入侵罗马治下美索不达米亚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失败的阻碍。在底格里斯河萨波尔西部前线的战事降级成了对地方总督偶然的袭扰。[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