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君士坦斯与西部，340—350年
曾短暂效忠君士坦丁二世的西部行省在他倒台时大多未受影响，准备转而效忠君士坦斯。有关报复的唯一迹象建立在大家认定的猜测之上，君士坦丁在高卢的近卫军长官安布罗修斯（他有个有名的儿子）是这场政权更迭的牺牲品。[13]在后来几十年的大多数时间，君士坦斯的驻地不是在特里尔（高卢首府，他全家都住在那里），就是在意大利北部。或许他还去过罗马城。[14]皇室去这座古都难得的最堂皇的机会是348年罗马城的1100周年庆典，却没有举行庆贺，本来至少可与在此之前的千年庆典相互辉映，但君士坦斯还是适时地发行了刻有“快乐时光回转（FEL TEMP REPARATIO）”字样的新钱币。[15]340年夏，君士坦斯在推翻了其兄之后仍住在北意大利，这时他接待了一个来自罗马由市长法比乌斯·提提亚努斯（Chron.Min.de Ⅰ.68）率领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大概对他的胜利表示了适当的祝贺，这是提提亚努斯及时表忠的姿态，第二年此人成了君士坦斯属下在高卢长久任职的近卫军长官。
对高卢人来说，至少在早期，君士坦斯治理明显的特点是其执著地打击越过莱茵河的蛮族。他继承了在特里尔统治的王朝前辈的做法。阿米亚努斯（ⅩⅩⅩ.7.5）声称，阿勒曼尼人对君士坦斯的畏惧只有后来他们对朱利安的成功所表现的尊敬可比。至于实际的战事，我们知道他曾两次对法兰克人出征，341年的角逐胜负未定，随之是第二年君士坦斯获胜，敌人屈服，签订和约。[16]343年初，君士坦斯越过英吉利海峡，对不列颠发动了一次短暂的偷袭（6月他回到特里尔）。这件事足以让利巴纽斯大事庆贺，在其歌功颂德的著作中用了几章记述（Or.LⅠⅩ.137ff.），而阿米亚努斯则在他失传的有关不列颠地理的书（ⅩⅩⅦ，8.4）中用了一卷记述。实际上，吸引这些作者兴趣的是皇帝在危险的冬季渡过海峡[17]，阿米亚努斯谈到“大海起伏不定”，没有谈到君士坦斯在不列颠的功绩，看来功绩并不显赫。我们从利巴纽斯的著作（第141章）中得知，这次对不列颠的远征不是因岛上发生反叛或骚乱使得君士坦斯不得不为。据说他只有约一百人的随从（第139章）。显然这不是军事行动，更有可能是为了行政管理，或许我们在阿米亚努斯的记述（ⅩⅩⅧ.3.8）中能看到些迹象。他在谈及君士坦斯在不列颠的活动时，提到被称为areani的一批信使。或可简单地将这一不为人关注的活动当作对不列颠北部边境进行全盘的重新整合，或是为了修建萨克森沿岸的堡垒（在佩文西？）。[18]
如果君士坦斯从其父的统治继承了这样的做法，皇帝需要通过西部来证明他是对抗蛮族的坚强支柱，那么他就不能忘了他是统治帝国的第一个基督教王朝的子孙。与其父或同时代的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不同，他是作为一个已在信仰上行过洗礼的人开始其统治的（Athan.Apol.ad Const.Ⅶ）。正是根据君士坦斯在341年对意大利的代理人（vicarius）发布的法律，对保留在《狄奥多西法典》中的异教崇拜进行了最早的全面谴责：要求停止迷信，废除愚妄的祭祀（cesset superstitio，sacrificiorum aboleatur insania）[C.TH.ⅩⅥ.10.2：显然，君士坦斯在细心地诉诸其父法律的先例，以父辈为先（divi principis parentis nostri）]。次年（ⅩⅥ.10.3），他同意让罗马市长保存城墙外的神庙建筑，京城许多公共娱乐活动都源起于这里，不可避免要有所保留，但不允许有异教的礼仪活动。对罗马现有的习俗，君士坦丁采取的是实用的做法，在整个世纪中其信基督教的继承人都跟随其后，而君士坦斯面临的是要彻底禁绝异教信仰，这代表的是神意。在菲尔米奇乌斯·马泰尔努斯的小册子《论渎神宗教的错误》中明白地要求君士坦斯及其兄弟关注现时：“恶魔留存的少许残迹将被你们的法律全然扫除灭绝，以致往昔偶像崇拜的致命习染终将消失。”（ⅩⅩ.7）
君士坦丁的一个更明确的遗产是将教会政治转入国家事务之中。[19]信仰基督教的统治者不仅相信他们奉召要保持教会首领的团结，而且此时主教也认为他们有权涉足帝国宫廷和“求助凯撒”。在4世纪40年代，罗马帝国由神的两个仆从分享，这加大了主教游说的可能性。君士坦斯在意大利和高卢统治的腹地接纳这些主教，而他们与其东部的同行却有冲突，依照与君士坦斯共治皇帝的命令这些人遭到放逐。[20]337年君士坦丁二世让阿塔纳修斯复职，但他的宽大为怀却维系不了多久，不久阿塔纳修斯的对手就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回归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和其他人（包括安齐拉的马尔凯鲁斯，他提出了有争议的关于神性不可分的观点，结果在336年遭到君士坦丁当面斥责）又被从主教位上放逐。339年3月，阿塔纳修斯被赶出亚历山大里亚。最早容纳这些遭放逐东方人的城市是罗马，尤利乌斯主教接纳了他们（Athan.Apol.c.Ar.ⅩⅩⅩⅢ）。虽然西部皇帝不会不知道这些人来到罗马，但直到三年后阿塔纳修斯才被招来与君士坦斯在米兰见面（Apol.ad Const.Ⅳ）。或许是因为在军事上战胜法兰克人带来的自信，使得皇帝将注意力引向解决教会的分裂，更不用说还有接近宫廷的主教的影响，比如特里尔的马克西米努斯，他赞成那些被放逐者（此时包括遭放逐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保罗）的事业。[21]与其父亲一样，君士坦斯遇到的也是一个主教不和、教义分歧的世界，这使得信仰基督的统治者意识到自己对神的责任，力图去干预。他与其兄弟主动召集会议，要在帝国的东部边界萨尔底迦召开一次包括西部和东部主教在内的大公会。在米兰见面时，他告诉阿塔纳修斯，就此问题他已与君士坦提乌斯沟通。第二年（343年），正是从特里尔的宫廷出发，阿塔纳修斯和受尊敬的科尔多瓦的奥西乌斯一起去参加公会（Apol.ad Const.Ⅳ）。萨尔底迦成了君士坦斯的尼西亚。
大约170名主教（西部主教占了多数）在皇室召集下去萨尔底迦，[22]但两派各自为政，在相互诘责和开除教籍的气氛下会议失败。西部派别有自己的组织，东部主教找了个借口离开，他们要聚会庆贺君士坦提乌斯战胜波斯人（Hist.Ar.ⅩⅥ.2），此时教会和世俗因素交织在一起。在萨尔底迦公会召开前后的那些年，西部和东部之间的帝国外交主要讨论的是主教的放逐，一个统治者放逐主教，另一个则支持他们。344年春，君士坦斯派了代表团去安条克（Hist.Ar.ⅩⅩ.2；Theod.HEⅡ.8.54），由两位主教（卡普亚的文森提乌斯和科隆的幼发拉底斯）和一位将军（骑兵长官弗拉维乌斯·萨利亚）组成，目的是迫使他的兄弟送阿塔纳修斯回亚历山大里亚。他还与阿塔纳修斯在意大利和高卢见面，商讨阿塔纳修斯复职的事（Apol.ad Const.Ⅳ）。西部皇帝发动的外交攻势，或许还得到君士坦提乌斯关注波斯边境的助力，最终得到结果，阿塔纳修斯被允许回去（自345年6月“代职的”格列高利去世后他的主教职位一直空缺）。346年10月21日，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得意地宣称他又得到了自己的城市。[23]阿塔纳修斯后来在《为君士坦提乌斯辩解》中声辩，他在造成皇帝兄弟内争一事上是无辜的。这说明教会纷争确实对君士坦丁后代间的和谐（concordia）造成了影响，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君士坦斯显然在准备对其兄弟动武。[24]他们政治上的疏远还反映在，两人346年的联合执政权（前一年共享官职）却在君士坦斯的半个帝国得不到承认。[25]在利巴纽斯对皇室兄弟的赞颂中，对联合领地分开的两位统治者的同胞感情的颂词也许只是官样文章。
然而，君士坦丁的另一遗产开始困扰君士坦斯的政府。347年，两个帝国官员保罗和马卡里乌斯[传说称他们为书吏（notarii），无古代文献证实]到达迦太基，目的是为阿非利加的教会和施舍分发钱财（Optatus，Ⅲ.3）。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分为天主教派和多纳图派，君士坦丁曾绝望地要将后者放弃，交给“主去审判”，这就使他们的任务难以完成。按照多纳图斯及其信徒的看法，他们被认为是明显偏向天主教会众。[26]正是这些君士坦斯的代表最早激起人们提出个有些冒犯的问题，这个信教的皇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quid est imperatori cum ecclesia）？他们到达努米底亚，挑起了多纳图派的抵抗。巴该主教召集了成群的多纳图派信徒，与官员对抗。官员派出军队，主教成了牺牲品（Optatus，Ⅲ.4）。很快其他多纳图派信徒也成了殉难者，347年8月15日，阿非利加总督在迦太基发布君士坦斯的一项法令，作为对暴乱的回应，下令将所有教会都联合置于迦太基的天主教主教管辖之下。这就使君士坦斯在阿非利加的天主教徒眼中成了“宗教的化身（religiosissimus）”，保罗和马卡里乌斯成了“上帝神工的臣仆”。[27]不过，对多纳图派信徒来说，迫害和殉难的时代再次来临，君士坦丁是其异教先辈的转世化身。他们难以赞同科尔多瓦的奥西乌斯后来对君士坦提乌斯所说的，即认为君士坦斯从未对主教使用暴力，他的官员也从未采用强制手段（Athan.Hist.Ar.ⅩLⅣ.6）。
君士坦斯治下的阿非利加多纳图派臣民对欧特罗庇乌斯受审（Ⅹ.9.3）表示赞同，认为此人是“无法无天的外省人”。君士坦斯在高卢成功地打击了日耳曼人，他对此颇为得意，然而甚至就是那里的居民也都对维持连续用兵的财政负担颇有怨言，认为皇帝为了国家的其他地方抛弃了他们。[28]军纪开始损害士兵的忠诚，已到这样的程度，最后君士坦斯在军队中也不得人心，军队的态度冷漠（militi iniucundu s）。据说，他周围都是些宵小之徒，使得他听不到逆耳忠言（cf.Amm.Marc.ⅩⅥ.7.5），这通常会导致统治者垮台。可以肯定，他的下属中有贪婪之辈，比如行政官欧盖纽斯；[29]有传言称，他身边有一批蛮族俘虏，用以满足他的同性恋癖好，这听起来像是敌对者散布的谣言。[30]对君士坦斯的不满已很明显，推翻他的团伙的头目来自朝廷的军界和政界：弗拉维乌斯·马格努斯·马格南提乌斯是野战主力联队（约维安联队和赫尔库尼安联队）的指挥官，行政长官马尔凯利努斯是君士坦斯的皇家私产官（comes rerum privatarum）。马格南提乌斯的叛离更说明问题，他为皇室服务可以追溯到君士坦丁在位时。此人对君士坦斯本应忠心耿耿，因为君士坦斯曾在一次军事叛乱时救过他（Zos.11.46.3，Zon.ⅩⅢ.5.16）。另一个有名的背叛者是法比乌斯·提提亚努斯，在4世纪40年代他一直在君士坦斯手下担任高卢近卫军长官，不料竟与马格南提乌斯为伍，回到罗马就第二次出任市长（350年2月）。同样背离君士坦斯的还有老格拉提安，未来皇帝的父亲，从显赫军职退役后就回到在潘诺尼亚的家（马格南提乌斯后来曾去那里做客。Amm.Marc.ⅩⅩⅩ.7.3）。君士坦斯的军团中有一些头面人物显然已不忠于他。
马格南提乌斯发动政变的地点是奥吞，这座城市是由君士坦斯的祖父重建，其父又给它增添了荣誉，但此时该城已不如作为皇室高卢驻地的特里尔。马格南提乌斯的篡位，使奥吞最终产生了一位皇帝。[31]350年1月18日（Chron.Min.Ⅰ.237），有人报告君士坦斯外出打猎，在这里马格南提乌斯的同伙就大张旗鼓地为马尔凯利努斯的儿子庆贺生日（Zos.11.42；Epit.de Caes.ⅩLⅠ.22；Zon.ⅩⅢ.6）。在选择好的时间，马格南提乌斯离开酒宴，不久当他再次出现时竟穿着皇帝的紫袍，并得到在场人的欢呼；他的称帝很快就被奥吞及附近地区的居民以及军团的士兵所接受。到处都发生了叛乱，使得君士坦斯无法抵抗，只能向南往地中海方向逃跑。除了一名低级军官（Amm.Marc.ⅩⅤ.5.16），所有人都抛弃了他，他在一个以他祖母名字命名的小城海伦娜（埃尔纳）被捉后处死。领导这次胜利征讨的军官盖索得到奖赏，与马格南提乌斯共同担任351年的执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