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邦与天下：中西政治思维理路的差异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政治思考的方式与传统，与古希腊哲人所创立和发展出的西方政治思考方式和传统两相比较，其特色将显得更加独特而鲜明。

由为数众多、政体各异的城邦所形成的政治背景，为古希腊政治哲人对城邦的各种政体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提供了最佳的便利条件，诚如英国学者麦克里兰在其所著《西方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所言：“一趟古希腊之旅，就是上一堂比较政府课的好机会。”[1]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孜孜不倦地考察和反思城邦的政体问题，比较论究各种政体的优劣，不仅深切关注什么是城邦最好的政治制度，还认真探索城邦的最佳规模问题，这无疑展现了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学说中一个最为独特的方面。

与之不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列国纷争、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不仅社会政治领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一场震古烁今的大争鸣，当时哲人辈出，思想自由，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富原创性和最为多元、开放、活跃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产生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各种流派——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他们无不深切关注并积极探讨和思考政治的问题。尽管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救世方案和政治主张，但他们殊途同归而在政治见解上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要从根本上化解和走出列国纷争的混乱失序状态，就必须重建整个天下的政治秩序。所以他们认为，最根本、最重要和最大的政治问题是整个天下的安平治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维持一国一家一族的治理秩序问题。对天下问题的政治关切，可以说最集中而鲜明地彰显了古来中国政治哲人最独具特色的问题意识与政治情怀。

要而言之，城邦与天下是中西政治哲人所关注的两种性质极为不同的对象，它们亦寄托着中西政治哲人不同的政治理想与最高目的追求，正是由此而演生出了中西不同的政治思维理路。其不同主要表现在，古希腊政治哲人主要关注和思考的是城邦的政体与正义问题，认为政体的好坏优劣关乎着国家的治乱安危，而中国政治哲人所主要关注和思考的则是天下的治与乱、有道与无道以及“统治”的公正无私与否的问题，而且与强调城邦政体的重要性不同，他们更主要的是认为统治者个人的德性修养和品行的好坏善恶决定着天下国家的治乱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