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洛阳伽蓝记》是我国北魏时期一部以记载洛阳寺庙为纲，具有极高的文化与文学价值的文献，是与郦道元《水经注》、颜之推《颜氏家训》相媲美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在历史、地理、文学、佛教方面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近代以来，《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杨衒之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 研究现状
近代以来，《洛阳伽蓝记》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阶段，重在对《伽蓝记》进行版本校勘、人物注释与史事考证。20世纪上半叶，对《伽蓝记》进行全面整理的，是民国4年（1915）北平唐晏撰写的《洛阳伽蓝记钩沉》，该书以吴若准《集证》本为底本，仿《水经注》例，凡书中出现人物，考订其大概。民国19年（1930）海宁张宗祥综合诸家版本，校以《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法苑珠林》《太平寰宇记》《水经注》《文选》（李善注）、《开元释教录》《魏书》等现存文献，作《洛阳伽蓝记合校》，然亦有讹夺之处。民国26年（1937），吴兴周延年撰《洛阳伽蓝记注》，该书依唐晏《钩沉》本次第，对《洛阳伽蓝记》加以全面注释。专题论文方面，1939年陈寅恪发表了《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1943年孙次舟发表《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金陵女大集刊》第1辑）；1944年郑骞撰写了《洛阳伽蓝记丛考》，该书后更名为《洛阳伽蓝记丛谈》，收入其《景午丛编》一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为第二个阶段，由于受当时政治大气候及《洛阳伽蓝记》涉及的题材敏感等问题所限，《洛阳伽蓝记》研究显得相对沉寂，一些观点显得相对保守。但在《洛阳伽蓝记》文献整理和校注方面成绩不菲。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和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是两种有广泛影响的校注整理本。周著长于佛典训释，言简意赅，初步划分正文和子注，有开拓之功；范著校勘精审，注释详明，颇便于研读。论文方面，黄公渚发表了《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介绍了《洛阳伽蓝记》产生的现实基础、内容、艺术性及其价值，杨衒之生平及其思想，分析较为深刻和全面。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用了2万余字，分析了《伽蓝记》与北魏佛教的关系，介绍了杨衒之与《洛阳伽蓝记》及其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已故南京大学教授管雄先生的《洛阳伽蓝记疏证》5卷，该书三十余万言，据张伯伟先生讲，该书是管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成果。陈延杰曾评价此疏证“体例最为完善，材料极富，并根据学理，非凿空者可比”。可惜“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但管先生的《洛阳伽蓝记》研究资料为张伯伟先生所得，曹虹教授注《洛阳伽蓝记》时借鉴较多，可见其为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洛阳伽蓝记》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八个方面。
1.《洛阳伽蓝记》作者之姓氏籍贯与生平经历
关于《洛阳伽蓝记》作者的姓氏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詹秀惠、王建国、范祥雍、刘跃进等认为衒之当姓杨；清人周延年、郑骞，今人周祖谟、黄公渚、王仲荦、范子烨、周子美、刘重来、刘波、曹虹、金大珍等力主其为阳姓。
衒之的籍贯，《广弘明集》只交代其为“北平人”。但据魏收《魏书·地形志》所载，元魏时有2个北平郡：一属定州，一属平州。主“杨”姓说者，大多倾向于认为衒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倾向于衒之属于平州之北平。
衒之的生平，学界一般认为，衒之曾任北魏奉朝请、期城太守以及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衒之任秘书监，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认为其说很不可信。关于衒之的卒年，严可均定为北齐文宣帝天保（550—559）中期，而范子烨则定为武定八年（550）前后，但缺乏有力佐证。
《洛阳伽蓝记》成书的时间一般定在武定五年（547）。
2.《洛阳伽蓝记》的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
版本方面，罗晃潮的《〈洛阳伽蓝记〉版本述考》，张翠萍、陈志伟的《〈洛阳伽蓝记〉版本考释》总体论述了《洛阳伽蓝记》版本的源流。吴晶《〈说郛〉本〈洛阳伽蓝记〉的版本价值》、陈倩《李葆恂手校〈洛阳伽蓝记〉之价值》则介绍了我们研究《洛阳伽蓝记》应该注意的版本。
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文体问题是20世纪以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唐刘知几《史通》即称此书的文体为“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认为杨衒之曾自为子注。大概至宋时，流传的版本即把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加以分别。故自清以后很多学者致力于区分正文和子注，如吴若准《集证》、唐宴《钩沉》、周祖谟《校释》、杨勇《校笺》，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洛阳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范祥雍《校注》本即未作区分，这也显示了老一辈学者治学态度的审慎。
在笺注方面，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王建国针对周、范、杨等书未注出的词语拾遗补阙，如对“火凤舞”“绿水歌”“白马寺经函”“《大乘义章》”“弹指”“拔陀”“石关”“白马寺”等前贤未充分揭橥之处考证补苴，阐幽发微（《〈洛阳伽蓝记〉丛考》）。化振红的《〈洛阳伽蓝记校注〉疑误商榷》、舒昌勇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史实异议》、谭代龙的《〈洛阳伽蓝记校注〉的一处断句失误》《〈洛阳伽蓝记校注〉标点献疑》等文则对范祥雍先生的《校注》失误之处作了纠谬补正。而周一良先生《〈洛阳伽蓝记〉的几条补注》则针对范祥雍、周祖谟书中个别疏忽之处作了纠正。
《洛阳伽蓝记》文体渊源的问题，陈寅恪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支愍度学说考》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和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体现。近来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吴晶就认为陈寅恪的“合本子注”说仅适用于《伽蓝记》中的部分章节（如卷5录《惠生行纪》时兼引《道荣传》和《宋云家纪》部分，以及书中类似史书论赞的“衒之案”），整体上并非“合本子注”体。[1]范子烨则认为《洛阳伽蓝记》虽说是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进一步溯源，其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衒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2]
3.杨衒之的思想和《洛阳伽蓝记》创作的主旨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创作主旨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认为《洛阳伽蓝记》寄托了作者故国之思，这一点学界达成了共识；而杨衒之对于佛教之态度，则聚讼纷纭。一种意见认为《洛阳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黄公渚、范祥雍等均赞同此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洛阳伽蓝记》并没有表达杨衒之反佛的意思，如罗根泽、曹道衡、曹虹等。调和两者之间的，则有方宜《〈洛阳伽蓝记〉之佛教观探微》，认为衒之对佛教灵异事件详加描述，无不透露出他对佛教神秘力量的肯定，郁结着浓厚的佛教情结；而作者在现实中却是排佛的，他以国计民生为重，描述佛教灵异事件是对统治者佞佛迷梦的警醒。
4.《洛阳伽蓝记》的史学价值
关于《洛阳伽蓝记》的史学价值，20世纪以来史学界关注较多。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认为杨衒之是在一份浓厚的历史、宗国感情的驱策下创作《洛阳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实用意是要保存这一段“信史”。王美秀则指出杨衒之身处民族矛盾激烈冲突的时代，杨衒之的著作涉及对汉人文化的认同问题，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尹福佺则认为中国著史向来以编年、纪传以及纪事本末这三种体式为主，衒之则采用以佛录史的方式，把佛教和历史结合起来，从多角度记录了北魏王朝的兴衰成败。白翠琴认为该书记述丰富，可信度高，史料弥足珍贵，其中不少史料可补《魏书》之不足，并为《资治通鉴》所采用。
5.《洛阳伽蓝记》与佛教
在佛教史研究领域，《洛阳伽蓝记》也广受关注。如王建国在《〈洛阳伽蓝记〉与北魏洛阳的佛教文化》中探讨了北魏洛阳佛教的发展状况，洛阳大伽蓝的地理分布及建筑特色、洛阳佛教的兴废和北魏政治的关系、佛教风俗对洛阳社会生活的影响、北魏洛阳的佛教文化交流。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魏佛教》则根据《洛阳伽蓝记》一书中所记载的大量有关佛教事迹，勾画了佛教在魏都洛阳如何发展、繁盛的情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则从《洛阳伽蓝记》保存的有关教法流播、民俗风情以及建筑、园林等大量资料中细致分析，认为北魏皇室推行的汉化政策和佛教法化对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产生了重大影响。
6.《洛阳伽蓝记》与建筑和园林艺术研究
《洛阳伽蓝记》以伽蓝为叙述中心，记述洛阳的建筑规制，层次明晰，条理井然，是研究元魏城市、园林、建筑规划的宝贵资料。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陈昊雯《由〈洛阳伽蓝记〉谈北魏寺庙布局的特点》等文分析了洛阳园林的建筑特色和寺庙、佛塔的布局形式。马娜《从〈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城市佛寺园林》一文则分析了元魏洛阳佛寺园林的文化特色、形制特征以及对后世园林的历史影响。
7.《洛阳伽蓝记》的文学成就
《洛阳伽蓝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由于传统的文学史在记述南北朝文学时多重南轻北，《洛阳伽蓝记》也被搁置一旁，缺少应有的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其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
在辞赋方面，曹虹的《洛阳伽蓝记与汉晋辞赋传统》认为衒之的辞赋观应是审美性和真实性的统一；在《洛阳伽蓝记》与辞赋的关系上，她认为京都大赋与《洛阳伽蓝记》的中原正统意识、“侈丽闳衍”的赋风与《洛阳伽蓝记》的都城图景有某种联系。可能受曹文的影响，王柳芳认为《洛阳伽蓝记》与京都赋同属表现帝京空间之美的作品，它对京都赋多有借鉴，描绘景物多为四字句，整饬典丽，又运用赋笔铺叙物产之丰饶，具有夸炫特色。京都赋的大一统思想、颂美、讽谏之旨及主客问答的模式，也为衒之所继承。孟光全则对《洛阳伽蓝记》收录的姜质的《庭山赋》作了评析，认为它对考量北朝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活动有重要意义。
在艺术手法方面，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认为其“熔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手法不可多得。台湾学者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和热笔》认为，衒之以冷笔写空间，以热笔写时间，冷热交织，遂令这部书永垂不朽。林晋士的《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则对《洛阳伽蓝记》文学史价值作了全面研究，认为该书在中国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单就文学史料而言，《洛阳伽蓝记》保存了大量的古籍佚文与俗谚歌谣，其价值就值得我们重视。
在小说方面，周建江《〈洛阳伽蓝记〉的小说史地位》一文认为《洛阳伽蓝记》既是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继承与总结，又下开唐宋传奇的叙述范式。韩国学者成润叔认为《洛阳伽蓝记》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譬如题材由志人、志怪演为四类，明显地看出其超越六朝小说题材的地方；再如艺术手法由缺乏结构主题，到结构曲折、主题繁富；文字由单纯叙述到有叙述有描写，间杂俗语、对话；文采由朴质记录到骈散并行、修饰烘托。这一切都使衒之小说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传奇的过渡形态。
8.《洛阳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作为北魏时期现存为数不多的语料之一，保存了大量的中古新生语词，因此《洛阳伽蓝记》具有极高的语言学研究价值。《洛阳伽蓝记》语言学研究的论文有：薄守生关于复音词、单纯词、并列合成词的研究，牛太清关于双音新词的研究，萧红关于结果补语、判断句式的研究，蒋绍愚关于“已”“竟”“讫”“毕”虚词的研究，李莎莉关于名量词的研究等，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而董志翘《试论〈洛阳伽蓝记〉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语料价值》则认为《洛阳伽蓝记》的语料价值体现在其中出现了大量中古时期的新词、新义和突出地反映了一些常用词在中古时期的变迁交替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学方面大陆出现了3篇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化振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洛阳伽蓝记〉词汇研究》着重探讨了佛教词语中土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洛阳伽蓝记》词汇系统中三个比较独特的词汇现象。山东大学张悦的博士学位论文《从〈三国志〉、〈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看魏晋南北朝汉语双音合成词的发展及演变》则立足于语言文献的比较研究，分析魏晋南北朝双音词的演变过程。南京大学萧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洛阳伽蓝记〉的句法研究》则详细分析了该书的句法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台港澳地区及国外的《洛阳伽蓝记》研究也不断深入。港台地区《洛阳伽蓝记》整理版本值得我们重视，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注》、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这三部著作，体现了台港学界校勘、注释《洛阳伽蓝记》的学术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则试图按照杨衒之著书体例以大小字体区分正文和子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异议。此外，专题论文研究方面，台湾徐高阮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詹秀惠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和《杨衒之与禅》、易毅成的《〈洛阳伽蓝记〉的著述理念及方式》、林晋士的《〈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粟子菁的《〈洛阳伽蓝记〉中的智慧老人》、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李奕德的《从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时人的文化认同》、王伊同的《〈洛阳伽蓝记〉札记兼评周祖谟〈校释〉》《诠译〈洛阳伽蓝记〉志余》等论文，角度新颖，视野新奇，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研究专著方面，台湾学者王文进的《洛阳伽蓝记——净土上的烽烟》和王美秀的《历史，空间，身份：〈洛阳伽蓝记〉的文化论述》值得我们重视。学位论文方面，台湾大学魏采如的硕士学位论文《〈洛阳伽蓝记〉之时空叙事与记忆认同》、云林科技大学黄浩彬的硕士学位论文《〈洛阳伽蓝记〉中的人物形象研究》、香港大学叶永恒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洛阳伽蓝记硏究北魏后期（A.D.493-534）的政治，社会，经济与佛教》也值得我们注意。
在国外，《洛阳伽蓝记》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日本出现了两种版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洛阳伽蓝记》、日本学者入矢义高以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本为依据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年版）。日本研究论文方面尚有入矢义高的《洛阳伽蓝记抄》以及神田喜一郎的《洛阳伽蓝记劄记》等。在欧美，有两部关于《洛阳伽蓝记》的译著值得我们关注，一是英国学者詹纳尔（W.J.F.Jenner）译注的《洛阳之忆：杨衒之和毁弃的京城（493—534）》（克莱林顿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3]二是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Yi-tung Wang）的译本《洛阳伽蓝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4]。《洛阳伽蓝记》的研究领域业已扩及全球。[5]
二 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截止到2019年4月，关于《洛阳伽蓝记》研究方面的论文在中国期刊网上能搜索到的有192篇，除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以外，大多停留在知识性介绍和概述这一层面上，缺乏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文献学研究。就学位论文研究现状而言，大陆有近30篇硕士学位论文，其中16篇集中在语言学研究方面，1篇是考古学方面，只有4篇涉及文学和整体研究，但深度和广度方面则略显不足。有4篇博士学位论文，其中3篇涉及语言学方面，另1篇则涉及北魏洛阳城市风貌。台湾有5篇硕士学位论文，较大陆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要厚重些，而博士学位论文则暂付阙如，因此《洛阳伽蓝记》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拟从文献学角度进一步推进《洛阳伽蓝记》的研究：
首先，梳理学界关于杨衒之姓氏问题的各种观点，结合文本给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厘清杨衒之任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四个时期的时间和经历，考证杨衒之一生的主要经历。
其次，结合杨衒之所处的时代情况，分析其创作《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
再次，结合《魏书》《北史》以及出土文献等，全面考证《洛阳伽蓝记》一书所涉及人物的姓氏籍贯、生卒年月、生平情况；比勘《洛阳伽蓝记》与正史记载的异同，判断其实际情况，从而评价《洛阳伽蓝记》独特的文献价值。
最后，广泛钩稽《洛阳伽蓝记》中所提到的重要寺庙的相关资料，以寺名为关键词，考证其所处方位、建筑情况和与之有联系的重要人事，以期准确了解北魏洛阳寺庙的情况，为研究北魏佛教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
[1] 吴晶：《〈洛阳伽蓝记〉概说》，《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2期。
[2] 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
[3] W.J.F.Jenner，Memories of Loyang：Yang Hsu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
[4] Yi-tung Wang，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5] 主要参考了王建国《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