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袁洪流是湖北黄梅人，黄梅因禅宗的四祖寺、五祖寺而著名，身为黄梅人，洪流选择佛教典籍来研究似乎有一种地缘原因。我对洪流的认识首先来自他的硕士导师——湖北大学的何新文教授。新文是我的大学同学，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深厚的友情。因为同城关系，我们俩各自指导的研究生若举行学位论文答辩会，常常互请对方来做“座师”。新文曾极力向我推荐洪流。洪流是何老师2000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2003年按时毕业，其学位论文是《王粲思想与艺术简论》，写得不错。他获得硕士学位后，从2004年起就在贵州民族大学（前身是贵州民族学院）任教。在何老师印象中，洪流尊师重道，为人诚恳友善，有个性，追求上进。他聪明好学，基础较好，文字表达能力较强。2009年他考取我的博士研究生后，这些优点也一再被证实。
我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采用三种方式：其一，根据研究生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基础，师生共同商定，这种情况比例稍微大一些，如曾军的博士学位论文《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岳麓书社2009年版）、桑大鹏的博士学位论文《三种〈华严〉及其经典阐释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二，由我指定选题，当然也要考虑研究生的兴趣和基础，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如盛莉的博士学位论文《〈太平广记〉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三，研究生自选，这种情况相对较少。我一般尊重博士研究生的选题，因为作为博士生，理应有独立展开学术研究的能力。袁洪流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属于第三种方式。
我之所以同意洪流选择《〈洛阳伽蓝记〉研究》来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是因为《洛阳伽蓝记》这部典籍在佛教史或古典文献学史上确实是一部重要的经典，北朝佛教之兴盛从此书可见端倪，因此，值得深入研究。大家知道，谈起南北朝时期北朝人的著述，有所谓“北朝三书”的说法，“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三书”很重要，原因在于北朝人流传至今的著述不多，除了“三书”外，还有“两书”也很重要，即《魏书》和《齐民要术》。“三书”中，《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两书性质相近，《四库全书》均收入史部地理类。《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两书的文学价值也类似，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肯定，如四库馆臣评价《洛阳伽蓝记》时说：“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洛阳伽蓝记提要》）刘节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稿》一书里专门例举分析了这两本书的文学性。[1]周祖谟先生也指出，杨衒之“长于著述，叙事简洁，文笔隽秀，足与郦道元《水经注》媲美。既是地理书，又是一部史书，并且是一部极好的文学著作”。[2]但是，我们发现，“三书”在后代受到的重视程度不一，《水经注》最热，早在清代已成为专门的学问。《颜氏家训》也因中国人重视家风家教的传统而被重视，今天讲述家风家教的人，几乎是“言必称《颜氏家训》”。比较而论，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于《洛阳伽蓝记》的关注度则相对薄弱一些。
《洛阳伽蓝记》这部著作虽然很重要，但要展开研究是很难的。因为《洛阳伽蓝记》所记载或描述的寺庙，作为实际的建筑物，随着北魏的迁都，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大都已成废墟，到后代更是荡然无存了，也没有多少北魏文献可以佐证。甚至连该书作者的姓名是“杨衒之”还是“羊衒之”都存在争议，《魏书》与《北史》均无传。好在洪流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对这部典籍涉及的多方面问题进行了长期卓有成效的全面研究。读博期间，他也得到同门的热情帮助。博士毕业后，又不断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加以修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了让读者对洪流著作的内容和价值有所了解，我有必要对其书要点做简明的介绍。
该书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色。
其一，拓宽了《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视野。以前研究《洛阳伽蓝记》的硕博论文，多从语言学、文学、园林学或建筑学的单一视角展开，本书则从古典文献学的角度全方位考察《洛阳伽蓝记》的作者生平、成书背景、人物、寺庙兴废等情况。
其二，作者的文献学功力较深。由于《洛阳伽蓝记》完成于元魏时期，现存可以考信的资料比较缺乏，需要深入地挖掘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平资料。作者为了比勘洛阳寺庙的情况，着实花了很大功夫去点滴钩稽。从搜集资料到完成本书，洪流可谓苦心孤诣，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存文献，使北魏的历史人物、寺庙资料充实起来。为了考查《洛阳伽蓝记》与前代洛阳地志的关系，作者多方辑佚相关文献。从《文选》李注、《后汉书》李注、《资治通鉴》胡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中钩稽了相关资料，一一比勘，删繁去复，排比研究，探求《洛阳伽蓝记》的学术背景，成绩显著。
其三，研究方法得当。为了考证《洛阳伽蓝记》涉及的204位历史人物，作者首先引用大量的正史资料比勘，接着结合出土文献，从《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等书中发掘相关史料，考证其籍贯、生卒年月、主要事迹。另外，杨衒之还有一部《庙记》，已经散佚，零散资料由朱祖延先生钩稽出来[3]，但学界尚未充分利用朱先生的辑佚成果。本书就《庙记》现存的资料和《洛阳伽蓝记》比勘，研究二者之间的学术因缘，提出了可信的结论。
其四，有文献参考价值。作者全方位地对《洛阳伽蓝记》涉及的人物进行分类，分皇族、百官、庶民、僧侣和其他五个部分。若想了解北魏各阶层的情况，按照书后所附《人名索引》，寻找即得，以省研究者翻检之劳。又按照洛阳伽蓝的分布位置，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个部分，比勘现存的四部文献，对每一寺庙进行深入研究，为我们了解北魏佛教情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其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北魏文献“不足征”的缘故，北朝历史研究相对于南朝稍显落寞。《洛阳伽蓝记》是研究拓跋鲜卑的重要文献，对该书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共生的古老国家，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兄弟民族的历史文献，加强民族团结。洪流现在民族大学任教，可以此书为出发点，对少数民族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的宗教史文献继续展开系统的研究。这也是我的一点期待。
我们总结归纳了洪流著作的优点或特色，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没有缺点和问题，相反，缺点和问题一定不少。我们恳切希望学界同仁、专家对此书存在的种种缺陷不吝赐教。
在中国历史上，洛阳既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又是一座很特别的文化古都，关于这座文化古都的兴衰有很多故事和记载，令人难以忘怀。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里记述了北魏建立后佛教兴盛之奢侈：“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但是随着北魏迁都邺城，洛阳旋即荒芜：
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4]
每每读到杨衒之的这种“《麦秀》之感”和“《黍离》之悲”时，我就想起了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得出的结论：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5]
从《洛阳伽蓝记》到《洛阳名园记》，从北魏洛阳寺庙的兴衰到唐宋洛阳名园的兴衰，这中间似乎隐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某些“密码”，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联想，愿与有兴趣的读者分享。
是为序。
张三夕
2019年10月16日
于武昌大华寓所
[1]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123页。
[2]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序》，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首第9页。
[3]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收入《朱祖延集》，崇文书局2011年版。
[4] （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首第24—25页。
[5]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全宋笔记》（第三编）本，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册，第17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