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普拉东诺夫研究概观

自1990年始，普拉东诺夫学术研讨会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地举行。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ИМЛИ РАН）和普希金之家（ИРЛИ РАН）所做的档案资料和会议论文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是现代普拉东诺夫研究的主线。两者分别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了《普拉东诺夫的哲人之国：创作问题》[12]（Н.В.科尔尼延科主编）和《普拉东诺夫创作：研究和资料》[13]系列丛书。由Н.В.科尔尼延科和Е.Д.舒宾整理出版了《普拉东诺夫创作的世界》和《同时代人回忆普拉东诺夫》[14]以及《普拉东诺夫档案》第一卷（2009）[15]。这些工作为未来的普拉东诺夫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普拉东诺夫研究不可错过的重要参考文献。如今，格列尔在1982年所阐述的普拉东诺夫研究悖论已经不复存在。除了俄罗斯以外，欧美也有一批普拉东诺夫研究专家，他们时常活跃在普拉东诺夫国际研讨会上，其研究成果得到俄罗斯乃至全世界学术界的认可。其中，英国可以说是普拉东诺夫研究和翻译的重镇。在专家数量和对普拉东诺夫作品的兴趣方面，英国可能是继俄罗斯之后研究普拉东诺夫的第二大国。[16]著名的英国学者和普拉东诺夫作品译者Р.钱德勒在2009年9月举行的第七届普拉东诺夫国际学术会议暨作家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所做的口头报告中，指出了把握普拉东诺夫创作的难度。他说：“普拉东诺夫是相当复杂的天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来自俄罗斯经典作品、哲学、政治报告和宣传口号。他的文本涉及诸多领域。”钱德勒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普拉东诺夫或许是俄罗斯过去100年最伟大的作家。”

自2011年起，普拉东诺夫的出生地沃罗涅日设立了普拉东诺夫文学艺术奖，旨在嘉奖在文学艺术领域做出重大贡献，创作出优秀作品，或者推动俄罗斯人文传统发展的国内外人士[17]。2019年适逢普拉东诺夫诞辰120周年，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以及坐落于作家故乡的沃罗涅日国立大学均举办了规模空前的纪念活动，以此纪念这位伟大作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化空间中的普拉东诺夫”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普拉东诺夫研究专家。值得一提的是，同年，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亦举办了纪念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俄罗斯自我认知问题：人民可以活着，但却不被允许”[18]。

由于其作品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发现在研究者的著作中，存在多种视角、研究方法和原则，普拉东诺夫研究者们主要试图从主题、人物形象、生平创作等方面展开。此外，将普拉东诺夫作品与其他作家进行对比研究，也是近年来盛行的一种研究视角。

1.主题思想研究

对普拉东诺夫作品主题的研究，有的囊括作品中的所有主题，有的针对某一主题，有的针对某一时期的创作。总体来说，主要围绕爱情主题、复活主题、死亡主题、孤儿主题、梦境主题、圣像画主题、乌托邦主题等。研究者们通常将作家的思想与存在主义、宗教哲学、人类学、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思想、共同事业哲学等进行对比阐释。

巴尔什特在《论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爱情主题》[19]一文中，对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爱情主题进行了研究。他所归纳的普拉东诺夫笔下爱情主题的内容和特征，与传统文学批评将爱情主题普遍归属于道德伦理学范畴不同，他所归纳的普拉东诺夫笔下爱情主题的内容和特征有了很大突破，较为真实地揭示了普拉东诺夫的爱情观，也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中爱情主题的内涵和外延。维·尤金在论文《普拉东诺夫的“共同事业”：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复活主题》[20]中，对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复活主题进行了研究，在思想渊源和对话关系上获取了一些新的启示和定义，给普拉东诺夫复活主题的宗教哲学本质增添了些许“世俗天堂”的色彩。Т.达维多娃在《俄罗斯新现实主义：思想体系、诗学、创作演变（扎米亚京，什梅廖夫，普里什文，普拉东诺夫与其他）》（2005）中，将普拉东诺夫同扎米亚京、什梅廖夫、普里什文、布尔加科夫等一同视为俄罗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作者还对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的神话元素、乌托邦性和反乌托邦性进行了探讨。Н.斯雷德涅娃在专著《普拉东诺夫散文的主题》（2006）中，指出了作家各个时期作品的主题思想特性。该学者研究发现，各个作品的主题是相互作用的集合，这些主题集中围绕统一的思想核心。Н.斯雷德涅娃认为，揭示这些主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特征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作者的构思，作家的价值论以及世界观。И.斯皮里东诺娃在文章《普拉东诺夫战争短篇小说中的圣像画》[21]中，对普拉东诺夫1941—1945年间战争短篇小说中所使用的圣像画主题的特点进行了阐释，并与20年代早期散文中的圣像画主题进行了对比。Н.波尔塔夫采娃在《普拉东诺夫和乔伊斯创作中作为文化问题的孤儿主题》[22]一文中指出普拉东诺夫和乔伊斯创作中共同的孤儿主题，分析了两位作家在描述现代人生存困境方面的异同。我国学者池济敏于2019年出版了专著《普拉东诺夫小说中的孤儿主题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把孤儿主题置于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民族背景进行考察，剖析了传统与现实的割裂给人民生活和心灵带来的巨大影响。德国学者龚特尔在专著《乌托邦的两极》[23]中研究了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乌托邦与记忆、历史中的乌托邦、肉体性、时空结构、启示录主题等。书中还采用对比的方法将普拉东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多罗夫[24]的思想进行了对比。德米特洛夫斯卡娅[25]对普拉东诺夫作品世界图景中的空间和时间，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人学概念进行了研究，并在附录中对某些代表作品中的“身体”“心灵”和“意识”等概念进行了阐释，从语言学和文化学等多种视角分析了作家的世界观。В.玛洛什、Ю.帕斯图申科、М.德米特洛夫斯卡娅等学者指出“大地”“湖水”“洞穴”“生命树”“种子”等神话原型或宗教象征时常以直接或变体的形式出现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中，他们致力于从原型象征意义出发分析作家的作品。[26]法国学者米·格列尔著有《寻找幸福的普拉东诺夫》，出版于苏联解体之前，是较早对作家创作从思想层面进行研究的著作。[27]格列尔认为，普拉东诺夫的几乎所有作品都遵循一种模式，那就是形而上层面的寻找幸福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总是傻瓜在寻找，这是对列斯科夫“聪明的傻瓜”的继承。该学者还指出，普拉东诺夫的独特语言是对古罗斯文学诗学元素的发展和使用。

同个别的哲学学说、哲学流派的关系是普拉东诺夫研究的重要部分，普拉东诺夫的文学文本是其哲学思想的特殊言说方式。在跟费多罗夫思想的对比中展开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成为普拉东诺夫研究的传统。代表著作包括：杰斯基《普拉东诺夫和费多罗夫：基督教哲学对苏联作家的影响》[28]，龚特尔《乌托邦的两极》[29]。С.谢苗诺娃[30]亦揭示了宗教哲学家Н.费多罗夫对普拉东诺夫产生的思想影响。中国学者薛君智在中译本《切文古尔镇》（古扬译，1997）序言中指出，普拉东诺夫的世界观复杂而异常，在他的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俄罗斯思想中某种原始而纯朴的哲学观念的反映，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曾受费多罗夫《共同事业的哲学》的影响。普拉东诺夫作品与尼采哲学之间的关系是О.莫洛斯（2001）和 Е.雅布罗科夫所做研究的重中之重。一些研究者将普拉东诺夫和存在主义、普拉东诺夫创作和巴塔耶的思想进行了比较。В.扎曼斯卡娅的专著《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传统》认为普拉东诺夫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个体意识和存在主义思想倾向，反映了人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茫然无所依的生存状态，以及国家集权体制和个性自由之间的尖锐冲突。[31]俄裔美籍文化学家米·爱普施坦认为，在对神秘存在的认知及语言表现上，普拉东诺夫接近于海德格尔。他们的语言都是言说存在，不同之处在于：海德格尔通过确定词源获得词最为原初的意义，而普拉东诺夫关注词语综合在一起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为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可以把所有词义归结到原初的意义。爱普施坦认为，人们业已习惯的表达方式已经远离了存在，普拉东诺夫通过对语言成规的背离恰恰表达了对存在本身的持守。[32]

К.巴尔什特在《普拉东诺夫散文诗学》[33]（2005）中，发展了普拉东诺夫研究者将其创作置于俄罗斯宇宙论下的学说，重点强调世界的能量观念，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相互关系。指出人包含在整个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并且强调在普拉东诺夫创作中人与自然冲突的重要性。该研究者还指出爱因斯坦，Н.罗巴切夫斯基，Г.明科夫斯基，德国哲学家斯坦纳的人智说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其他自然和哲学思想对普拉东诺夫的影响。X.科斯托夫在其著作《普拉东诺夫〈幸福的莫斯科娃〉中的神话诗学》（2000）中尝试重建体现人类在世界中存在的作者神话[34]。按照该研究者的观点，这一作者神话既包含固定的，也包含变化的特征：前者是指普拉东诺夫把神话思维作为自己诗学主要模式；后者是指对重建世界的乌托邦计划以及人类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态度。他认为在30年代下半期的普拉东诺夫散文中体现了对肉体和本能的顺从。И.斯皮里东诺娃[35]对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宗教倾向给予了关注，她认为，普拉东诺夫是一位有着基督教精神气质的人，虽然他并非基督徒并在创作早期有过激烈的反宗教倾向。他的宗教气质和宗教精神与他幼年时的成长环境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氛围有密切的关系。А.德尔金[36]指出，《切文古尔镇》中遍布着和基督教相关的象征形象，如“心灵的守望者”“道路”等等，“天—地”“上—下”“肉体—精神”“男人—女人”“世界心灵—存在之物”的结构性对位反映了宗教性的价值观体系。Э.巴利布罗夫[37]认为普拉东诺夫的世界观是一种宇宙论的世界观，和俄罗斯自然科学宇宙论、宗教哲学宇宙论存在内在的继承关系。薛君智对作家早中期的重要作品《切文古尔镇》《叶皮凡水闸》（1927）、《隐秘的人》（1928）和《疑虑重重的马卡尔》（1929）等的思想内容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分析。另外，薛君智对贯穿普拉东诺夫创作道路的红线进行了梳理，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始终包含着这个核心思想，即通过思考人和自然、人和宇宙、人和历史、人和革命、人和国家、人和社会、人和自己、人和别人的关系来探索人的生存意义。[38]该学者还指出了《切文古尔镇》的抒情讽刺问题对塞万提斯、果戈理、涅克拉索夫等作家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可以说，这篇序言是对普拉东诺夫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深入揭示，为国内后来的普拉东诺夫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是普拉东诺夫研究无法绕开的重要参考文献。吴泽霖在文章《基坑——理想与现实断裂的象征》（《苏联文学》1988年第4期）中，针对这部中篇小说的思想性进行了解读，指出“基坑”是个体和整体、过去和未来、理想和现实断裂的象征。淡修安所著《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个体和整体存在意义的求索》[39]是国内第一部普拉东诺夫研究专著，书中指出普拉东诺夫的思想体系涵盖自然哲学、革命理念、社会认知、爱的思想四个方面，并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革命、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的关系五个角度探讨了作家对个人与整体存在意义的探索，揭示了其创作思想的统一性。

祖淑珍的《普拉东诺夫〈基坑〉中的俄罗斯灵魂解读》（《外语教学》2003年第5期）一文，从俄罗斯文化、民族心理和文学传统的角度对《基坑》中所塑造的主人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精神自由的漫游性进行了解读和分析；邓鹏飞在《论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中的宗教意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小说中的乌托邦世界之所以怪异，乃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基督教意识，文本间充盈着基督教末世论的思想成分；司俊琴、赵世杰合著的文章《论普拉东诺夫的文化人格及其家庭伦理思想》（《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表现了普拉东诺夫渴望以善的思想和爱的伦理克服隔膜和疏离，使世界走向和谐的理想；司俊琴的《论普拉东诺夫的弥赛亚意识》（《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2期）对普拉东诺夫作品中蕴含的弥赛亚意识给予了关注。这一类型的代表文章还有吴嘉佑的《普拉东诺夫的道德探索》（《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司俊琴的《论普拉东诺夫的家庭伦理观》（《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2期）、《论普拉东诺夫的人道主义思想》（《世界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普拉东诺夫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宜宾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等。一些研究者针对普拉东诺夫作品的反乌托邦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黑龙江大学冯小庆的博士学位论文《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思想和诗学研究》（2012），以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三部曲《切文古尔镇》《基坑》和《初生海》为研究对象，对作品中的反乌托邦性进行了深入解读，并揭示了三部曲与俄罗斯思想的紧密联系，对作品中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霖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反乌托邦小说探析》（2005）第二章以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三部曲为对象，从作家创作历程、作品与《我们》的差异，以及小说的“寻找”主题入手，分析了普拉东诺夫反乌托邦小说的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指出在反乌托邦中寄予某种乌托邦理想。郑丽、赵晓彬在文章《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美国主题的流变》（《俄罗斯文艺》2009年第1期）中探讨了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美国主题的变迁，并指出，作为技工出身的普拉东诺夫对美国有着特殊的情结，对待美国的态度是独树一帜的。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作为先进技术掌握者美国的肯定态度，也有对拥有先进技术的美国的失望情绪。

2.人物形象研究

阿布阿什维利在《普拉东诺夫〈基坑〉的诗学和俄罗斯经典形象》中，对比了普拉东诺夫笔下的沃谢夫、娜斯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万·卡拉玛佐夫、阿廖沙·卡拉玛佐夫，揭示二者的互文性。М.鲍格莫洛瓦娅在论文《〈切文古尔镇〉诗学中的主人公肖像问题》[40]中，阐释了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人物肖像问题。该论文还重点研究了水的形象、生产技术主题、音乐形象性、嗅觉因素等问题。В.瓦西里耶夫在《普拉东诺夫生平与创作》[41]（1990）中对《切文古尔镇》中父亲和母亲形象进行了解读。该作者认为，母亲给予孩子自然力量和母性感情，父亲挽着孩子走入新世界。母亲使孩子和自然、道德相连，父亲则是孩子进入历史国度的陪伴者。母亲是历史灵魂，父亲是历史理智，人生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不能将他们对立或者以一方去抑制另一方。А.列文斯通将《日瓦戈医生》中的尤里·日瓦戈和《切文古尔镇》中的萨莎·德瓦诺夫进行对比，以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哈姆雷特形象为中介对他们进行研究，还对与歌德创作的联系进行了分析。[42]布洛克在专著《普拉东诺夫散文中的女性》[43]中，从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作家早期（20年代）和晚期（30至40年代）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者指出，相比传统的（异性间）性别关系，作家更倾向于男性和同志关系，拒绝性爱，他还探讨了普拉东诺夫对待家庭生活的态度等。郭景红、关立新《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儿童形象研究》（《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和徐继芳《普拉东诺夫〈七月的雷雨〉中的儿童形象解读》（《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5期）均指出了普拉东诺夫创作中儿童形象的独特象征意义。

3.语言特性研究

普拉东诺夫作品语言怪诞，具有抒情讽刺色彩。不少研究者一方面感慨其语言的鲜活和多样，另一方面又发现他作品中多冗言赘语、奇谈怪论、错格修辞甚至语言错误。М.米赫耶夫在其专著《透过语言探究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中，将语言分析同形象结构相结合，侧重对普拉东诺夫特殊语言含义的挖掘。米赫耶夫得出结论，认为读者在阅读普拉东诺夫作品时，需要努力猜测其特殊言语结构的潜在意义，对其稍加修正，从而找到通常情况下习惯使用的规范替代语。他所进行的语言学分析为理解普拉东诺夫独特的艺术世界奠定了基础。他认为，普拉东诺夫的世界以其强烈的物质性、合理性和机械的因果关系为特点。Т.拉德比尔的专著《艺术文本的语言异常：普拉东诺夫及其他》[44]在语言异常概念的背景下，对普拉东诺夫及哈尔姆斯等其他作家文本语言的特点进行了分析。М.穆辛采用静态研究的方法，对20世纪初一系列作家，其中包括普拉东诺夫的语言进行了研究，指出他们的概念系统的特征[45]。Е.缅什科娃在《怪诞意识：苏联文化的现象》（2004）中，以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沃罗申等作家为例，指出普拉东诺夫作品语言的狂欢怪诞性，并把这点作为苏联文化现象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郝代尔[46]对普拉东诺夫从《在星空下的沙漠上》到《切文古尔镇》等作品中独特的语言风格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47]。比利时学者Б.多格[48]擅长对作家进行语言学研究，在其专著《普拉东诺夫语言的创造性改革和其世界的作者概念化》中，把作家成熟作品中的语言变革看作系统现象进行了描述和分类，提出《切文古尔镇》《基坑》和《幸福的莫斯科娃》中以精神活动和感受为特点的空间结构的阐释。他还提出了维诺库尔语言学理论对普拉东诺夫新词创造实践影响的可能性，并指出普拉东诺夫和赫列勃尼科夫以及哈尔姆斯相互之间在新词创造上的类型学关系。[49]

4.诗学特征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普拉东诺夫研究的角度呈现出从思想研究转向诗学研究的趋势，作家自成一格的诗学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涌现了玛雷金娜的《普拉东诺夫的美学》[50]和《普拉东诺夫：回归诗学》[51]；梅尔森《“自由之物”：普拉东诺夫的陌生化诗学》[52]，巴尔什特《普拉东诺夫散文诗学》[53]，维·尤金《普拉东诺夫神秘诗学：风格形成与文化概述》[54]等一系列专著。

其中，玛雷金娜的《普拉东诺夫美学》是该学者在二三十年代文学进程的背景下对普拉东诺夫艺术手段的探讨，《普拉东诺夫：回归诗学》一书是在前书基础上对普拉东诺夫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研究的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55]，后都收录在《回归诗学》一书中。梅尔森研究了语言破坏的接受功能，把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这是普拉东诺夫独特的艺术规则。因此把普拉东诺夫诗学称为陌生化诗学。巴尔什特首次系统描述了作家艺术本体论和人类学的基本要素，并分析了普拉东诺夫的艺术密码和19—20世纪重大的科学思想、设想和发现（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的相互联系。Л.尤丽耶娃[56]致力于普拉东诺夫的体裁和文体研究，她认为，普拉东诺夫的创作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诸流派的表现手法，文体风格呈现出高度杂糅的特点；并指出，虽然普拉东诺夫的创作常常被划归到反乌托邦文学之列，但他的作品相比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而言更为复杂，他的小说往往表现为史诗和戏剧、抒情和讽刺、纪实和荒诞、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并存和合一。在研究普拉东诺夫创作诗学的所有著作中，要着重指出维·尤金的专著《普МалыгинаН.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учеб.пособие / Н.М.Малыгина.-М.: МПУ, 1995.拉东诺夫的神秘诗学：风格形成与变化概述》（2004）。B.维·尤金提出这样的思想，他认为普拉东诺夫的不可理解性，他的作品阐释的多种可能性是由作家所预设的自身特性和效果类似于民间创作的“神秘”文本决定的。维·尤金指出，普拉东诺夫作品体裁的生成遵循神秘的总体原则，集中体现在民间文学体裁的神秘性。认为普拉东诺夫作品的神秘性是作家20年代和30年代上半期大部分创作的特性，从30年代下半期开始，普拉东诺夫的创作不再延续神秘的原则。他从多个角度对《切文古尔镇》《基坑》两部重要的作品进行研究。该研究者尤其关注了作品中的民俗元素，因此他系统地分析了《切文古尔镇》中的梦，并且认为这些梦中隐含了迷信、禁忌和神话等元素。另外，维·尤金还认为普拉东诺夫的民间故事创作中也隐藏着乌托邦理想，这些作品是作家乌托邦理想的体现。Е.科列斯尼科娃的专著《普拉东诺夫的小散文（上下文和艺术定型）》（2010）依靠从文献学著作所获得的经验以及作品的草稿来研究作家的诗学特性。这种研究方法使Е.科列斯尼科娃得出作品片段、草稿和终稿的思想和主题内容具有多变性的结论。科斯托夫[57]对普拉东诺夫未完成的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的诗学特性进行了总体研究。М.德米特洛夫斯卡娅、Т.尼科诺娃等学者着重研究普拉东诺夫小说的时空体特征，认为他笔下的时间和空间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概念，更有着形而上的存在论含义。М.德米特洛夫斯卡娅认为，普拉东诺夫笔下的时间表现为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两种模式，循环时间是宇宙时间、自然时间、神话时间，线性时间则是历史时间。该学者在《А.普拉东诺夫笔下的循环时间》[58]一文中总结了普拉东诺夫作品中循环时间的表现方式，指出，普拉东诺夫频繁使用循环时间是为了表现世事变迁、时移世易背后永恒的本体性存在。Т.尼科诺娃[59]则分析了普拉东诺夫笔下无限空间（开放空间）和有限空间（封闭空间）的对立性；С.博恰罗夫、В.斯米尔诺娃等学者重在考察普拉东诺夫独树一帜的、反常规的语言面貌。普拉东诺夫的语言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语言，不同范畴的词汇之间，不同修辞色彩的表达之间，奇异的组合连接都显示出某种冲突或张力。С.博恰罗夫将普拉东诺夫的语言特点形象地概括为：“这种表达仿佛克雷洛夫寓言中的人物那样，把四面八方的词汇汇合在一起。不同层面、语境、范围，也就是不同风格的概念的相遇显得很怪异。”[60]抽象、具象词汇的并置是其中非常常见的一类，В.斯米尔诺娃和М.德米特洛夫斯卡娅两位学者对此予以了关注。[61]

学者们普遍认为，作家的语言模式就是他的世界观模式，作家有意偏离语言常规，造成错格修辞、不能连接的连接、省略和冗言赘语，是为了反映在他看来更为本真和本原的存在现实。“的确，普拉东诺夫的语言缺乏‘正规’的表达，但这种‘粗糙’的文风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他语言的独特性植根于对世界的直接把握当中。这给我们的印象是，作家特意（或者下意识地）清除了人们设立的各种范式、规则和套路，使自己从陈规旧套的束缚下摆脱出来，用世界的语言讲话。”[62]

托尔斯塔娅和维·尤金是普拉东诺夫诗学研究的重要代表，前者认为作家的诗学是古怪的诗学[63]，后者则认为是隐秘的诗学[64]。针对普拉东诺夫诗学的结构原则，科尔尼延科把怀疑视为作家的叙述策略[65]，雅布罗科夫提出了普拉东诺夫创作的可逆性原则[66]，梅尔森提出了普拉东诺夫创作的陌生化手法[67]。以上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普拉东诺夫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对战争时期（甚至可以说是40年代的创作）没有或者较少涉及。

5.比较研究

普拉东诺夫和俄罗斯及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家作品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肖洛霍夫、列昂诺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歌德等的比较，发现普拉东诺夫与这些作家在哲学思想、创作题材或者人物形象体系上存在对话、继承或互文的关系。在俄罗斯和中国，对比普拉东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著作悄然出现。比如玛雷金娜在《普拉东诺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68]一文中，研究了两位作家笔下“基督形象”及附着在人物形象身上的宗教哲学思想之间的对话和继承关系。我国学者王宗琥在《普拉东诺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俄罗斯文艺》2001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切文古尔镇》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基督形象和同貌人形象的互文性关系。梅尔森《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拉东诺夫：被忽略者的重要性》[69]则是英语世界普拉东诺夫比较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对普拉东诺夫和同时代作家的对比亦是普拉东诺夫比较研究的热点。比如伊万诺夫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与普拉东诺夫（创作比较）》中，对两位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这三个历史阶段文学创作上的接近现象展开研究。扎别瓦洛夫则在《普拉东诺夫与肖洛霍夫：〈归来〉与〈一个人的遭遇〉》[70]一文中，称两位作家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战场归来走向和平生活这一题材的思考和创作方面可以并驾齐驱。Н.科尔尼延科在专著《说俄语的普拉东诺夫和肖洛霍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相逢》[71]中关注了后革命时期的普拉东诺夫创作，详细描述了两位作家之间的生平和文学创作，以及普拉东诺夫（包括《切文古尔镇》和《基坑》）和肖洛霍夫作品中音乐、歌曲和乐器形象的文学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Э.巴利布罗夫的文章《А.普拉东诺夫和М.普里什文：俄罗斯宇宙论的两维》指出普拉东诺夫和普里什文的创作都表达了关于存在完整性、万物有机联系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宇宙论的文化根源[72]。立陶宛学者雷索夫在论文《列昂诺夫与普拉东诺夫：创作经验的互动性分析》[73]中，把两位作家比作“俄罗斯心灵的两个扇面”；《两进地狱：普拉东诺夫和沙拉莫夫》[74]认为，普拉东诺夫和沙拉莫夫均以艺术的嗅觉深入到地狱，并在此基础上对二人的创作进行了对比分析。普拉东诺夫和欧美现代主义代表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与卡夫卡、瓦尔泽尔、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等欧美作家的部分作品创作风格和主题的比较上。有代表性的是Л.尤里耶娃[75]的研究。该学者在20世纪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通过和赫胥黎、奥威尔等的对比，分析了普拉东诺夫创作的反乌托邦特点（同时还分析了布尔加科夫和扎米亚京的作品）。普拉东诺夫作品同其他艺术文本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年来普拉东诺夫研究的热门，出现了以副博士论文《普拉东诺夫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电影戏剧学：时代背景下的创作历史》（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2020年）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该论文不仅探讨了电影文本在普拉东诺夫整体创作中的地位，还论述了普拉东诺夫电影文本在时代背景中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由苏联喀山大学语文系教授恩·阿·阿桑诺娃著，我国学者陈思红翻译的文章《古华的〈芙蓉镇〉与A.普拉东诺夫的〈基坑〉——比较类型学分析的一次尝试》（《国外文学》1991年第4期），是苏联学者对中国和俄国文学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我国学者较早对国外普拉东诺夫比较研究成果的译介。

6.生平研究

扎拉伊斯卡娅对1918—2000年普拉东诺夫生平和创作研究的出版物所做的综述（俄语版，2001年），对于普拉东诺夫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6]恰尔马耶夫的《安德烈·普拉东诺夫》[77]探讨了一位独特而复杂的作家的创作；А.瓦尔拉莫夫在大量研究作家生平和作品的基础上编写的《普拉东诺夫传》[78]; В.瓦西里耶夫的《普拉东诺夫：生平与创作》[79]（1990）揭示了作家个性与其生活和工作时代的关系。普拉东诺夫与同时代作家的关系以及同时代人对普拉东诺夫的评价，是研究作家生平和创作的重要视角。科尔尼延科的《我经历过生活：普拉东诺夫的创作与生活》[80]（1999），是普拉东诺夫作品选集的后记，条分缕析地梳理了作家生活和创作中的关键事件，各个阶段创作的不同主题、情节和人物，是一篇全面而清晰的介绍作家生平和创作经历的文章。别尔辛在《1943—1951年普拉东诺夫与法捷耶夫关系》[81]中对二人的往来信件和苏联历史档案进行了研究，谈到了少有人关注的两位作家40年代的关系问题，并指出这一时期二人的矛盾趋向缓和。这些著作都是研究普拉东诺夫生平和创作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文献。

7.哲学性和宗教性研究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无神论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官方否定基督教传统，试图割裂俄罗斯文学的宗教起源。但是基督教信仰并没有消亡，基督教文化传统更是深深扎根于俄国作家的意识深层，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大多运用社会历史方法研究文学，这种方法固然行之有效，但是对于俄罗斯文学这样一个有着浓郁宗教色彩的现象来说，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挖掘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才能真正探究到俄罗斯文学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开始重新审视宗教，认真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特征，为基督教正名。尤其是从90年代以来，俄罗斯涌现了一批研究俄罗斯文学与宗教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莫斯科神学院神学博士杜纳耶夫的《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82]（六卷本），是一套全面分析俄罗斯文学作品与东正教思想之间联系的鸿篇巨作。作者较为详尽地分析了从17世纪古代文学到20世纪下半叶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东正教思想，并设专章探讨普拉东诺夫与东正教的关系。关于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宗教思想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的。

叶萨乌洛夫在他1995年出版的专著《俄罗斯文学中的聚合性范畴》一书中提出，处于危机中的俄罗斯文学史形成“新文学观”的前提是认清诞生俄罗斯文学的文化类型——“正教精神类型”[83]。正如该学者所言，苏联文化现象本身，其中包括对以东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俄国文化的态度，研究得还不够充分。[84]我们还同意该学者所说“俄语与东正教精神的根本体系不可分割”的观点，但是他将普拉东诺夫认定为“与东正教精神完全割裂，创作语言丧失了东正教密码，从而导致向另一种语言，即与俄语切断关系的苏联语言的转变，而后者有自己的一套与俄语无关的字母和非民族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充满对缩写词的热情，不仅与基督教精神完全割裂开来，还失去了用俄语创作的可能性”。[85]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显然有失偏颇。

通过阅读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和文章，我们发现，研究普拉东诺夫难以绕开东正教。普拉东诺夫曾经有过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曾经退党。尽管他生活的时代正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难确定他本人是否是基督徒，但是童年的经历在他的内心种下了东正教的种子。作家早期的文章，尽管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抗上帝的倾向，但是之所以可以反抗上帝，恰恰说明他的内心曾经是接受上帝的；只是因为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才欢欣鼓舞地接受革命，把革命当作建立人间天国的手段。但是当发现激进的革命手段无法实现他改造世界的美好想法时，他开始怀疑这一手段的合理性。我们认为，无论是反抗上帝，还是寻找上帝，毋庸置疑的是其参照物均为上帝。早期关于普拉东诺夫思想和世界观研究的文章，不可能涉及作家的宗教性，因为时代不允许。无神论的观点是对苏联作家最好的概括，在苏联时期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总是单一的否定态度，其根本目的是要根除教会和信仰。[86]而对研究者来说，最好就是不讨论作家的世界观问题。

当然，苏联解体以来，普拉东诺夫思想研究在俄国取得的成就不容小觑，许多研究者把普拉东诺夫称为哲学家式的作家，将他的作品放在柏拉图、笛卡尔、柏格森、斯宾格勒、费多罗夫、鲍格丹诺夫、罗赞诺夫、别尔嘉耶夫等哲学家的思想语境中进行探讨。然而普拉东诺夫思想的宗教性研究真正启程较晚，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作家创作的宗教性进行了探索，比如龚特尔[87]、托尔斯塔娅[88]、玛雷金娜[89]、科列斯尼科娃[90]等。近年来，从作家各个时期创作中的基督教文化密码的视角进行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包括圣经形象、引文、联想，圣徒传母题、圣愚和受难题材等基督教文化元素等。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代表有阿列伊尼科夫[91]、格列尔[92]、龚特尔[93]、德尔金[94]、科尔尼延科[95]、卡拉谢夫[96]、库兹明科[97]、谢苗诺娃[98]、雅布罗科夫[99]、斯皮里东诺娃[100]等。其中一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发。比Алейников О.Иносказательные образы животных в прозе А.Платонова 1920-30-хгг./ О.Алейников // Осуществлен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А.Платонов и ХХ век: материалы III Междунар.Платоновских чтений.Воронеж, 2001.сс.186-194.

Гюнтер Х.Любовь к дальнему и любовь к ближнему: постутопиче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А.Платонов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1930-хгг./ Х.Гюнтер //《Страна философов》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М., 2000.Вып.4.сс.304-313.

Карасев Л.В.Знаки покинутого детства:（《постоянное》у А.Платонова）/ Л.В.Карасев //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0.№ 2.сс.26-43.如，斯皮里东诺娃对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宗教倾向给予了关注。她认为普拉东诺夫是一位有着基督教精神气质的人。虽然他并非基督徒并在创作早期有过激烈的反宗教倾向。他的宗教气质和宗教精神与他幼年时的成长环境、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氛围有密切的关系。德尔金在宗教文化大背景下，对普拉东诺夫创作意识进行了研究，把他称作隐秘的思想家，并且指出，《切文古尔镇》中遍布着和基督教相关的象征形象，从而形成了宗教性的价值观体系。[101]谢苗诺娃揭示了宗教哲学家费多罗夫对普拉东诺夫产生的思想影响。[102]玛雷金娜在专著《普拉东诺夫：回归诗学》[103]中，重点关注了作家诗学的各个角度（形象结构，人物体系，体裁模式，题材形成原则等）和作家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包括“光、太阳、未婚妻、音乐”等象征形象的来源及其在普拉东诺夫作品中的变体）。作品中使用各种结构的典故，其来源包括文学作品、民间创作、圣经、政治话语等。研究者们指出了普拉东诺夫作品中基督教主题、民间文化元素、神话、政治、社会思想研究的现实可能性；无论是主题、思想、主人公、题材、象征形象，还是母题，在各个作品之间，保留了同源的“记忆”，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哲学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涅列金娜（С.С.Неретина）、尼克尔斯基（С.А.Никольский）、鲍鲁斯（В.Н.Порус）等合著的《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哲学人类学》（《Философск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Москва, 2019）一书。这部专著是由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对普拉东诺夫的艺术和哲学文本进行仔细的文本细读基础上展开的跨学科研究。该书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中看到20世纪布尔什维克时代和30年代上半期的哲学思考。普拉东诺夫所选择的现实主义幻想体裁，是欧洲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主要属性。普拉东诺夫是一位先知，他预见到了半个世纪后席卷西方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普拉东诺夫是一个颠覆者，他和共产主义的另一位探索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一样，发现存在主义哲学的抽象概念无法充分描述人类的另一面生活。该著作也是近年来出版的普拉东诺夫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为我们所做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和视角。

在普拉东诺夫研究领域有一个公认的事实，即作家从同时代人的政论作品、评论、文学；从政治、文化、社会、个人生活（生活方式和习惯、爱情经历、工程师工作的经历等）中为自己的作品寻找题材来源。研究者们试图综合各种文化密码，攻克普拉东诺夫作品内部的矛盾性和多样性。与此同时，普拉东诺夫作品中常使用典故和“他人话语”。普拉东诺夫将基督教母题、东正教文化和精神元素运用到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这些元素在普拉东诺夫艺术作品文本中发挥着符号文本的作用。在新的形式语义关系中，各种元素在普拉东诺夫艺术作品中被读者认知：读者把这些视为熟悉的，在文化传统中有一定地位、功能和意义的元素。已知的模式在现实的上下文语境中再次组合，实现了“重新编码”[104]。借助重新编码意义得以构成，然而，这种新的意义并不排斥传统文化的语义。在艺术作品中，基督教元素对于作家和读者来说是共知的文本。揭示普拉东诺夫战争小说中基督教元素的功能，是本书研究的任务之一；无论是同源记忆，还是文化密码，都可以用互文性理论来更好地解读。关于互文性理论，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介绍。除上述研究以外，众多学者以比较的视角将普拉东诺夫置于俄罗斯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将普拉东诺夫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也给我们的研究思路带来了启发。由尼克利斯基著、张百春译的《俄罗斯文学的哲学阐释》[105]一书，尤其是其中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部分，对我们亦有启发，该著作是从哲学视角研究文学的有益尝试。

8.普拉东诺夫创作与东正教圣像画研究

本书还涉及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圣像研究，我们将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大致梳理如下：十月革命以前，语文学家基尔皮奇尼科夫（1845—1903）曾对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像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该学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圣乔治和勇敢的叶戈里》；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曾经在1966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论文集，主题为古罗斯文学和圣像画的相互影响；此外，圣像学家乌斯宾斯基、利哈乔夫也曾把显灵圣像故事作为古罗斯文学中的独特题材进行过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一次的国际会议《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像》[106]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最好例证。该会议组委会主席列巴辛，近年来出版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著作[107]。其中，《圣像画与圣像性》[108]一书的出版可被视为近年来基督教文学世界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专著作者语文学家、神学家和圣像学家列巴辛，试图对东正教圣像画的存在维度和文化功能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列巴辛的著作是对业已形成的传统的继续，包括对理论和事实材料的经验总结，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对东正教圣像学的总体观点和理论发展的前景。东正教圣像学在如今的人文研究领域中已经占据显著地位。这部专著毫无疑问是传统与革新，正典和启发式的成功结合。列巴辛的另一部力作《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像画》[109]全面讨论了从古罗斯文学到普希金、果戈理、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再到布宁、叶赛宁、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作品中涉及的与圣像画有关的元素。其中，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针对《温顺的女性》一文所进行的阐释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他重点强调，女主人公自杀时怀抱圣像画的举动以及圣像画本身，是对信仰的特定象征作用。学者考姆科夫在副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了专著《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正教圣像思维传统——以普希金、果戈理、列斯科夫和什梅廖夫为例》[110]，该书以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圣像画为切入点，比较分析了一批俄国文学家如何将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艺术的精髓融汇到自身作品，使人对文学作品中的圣像画艺术表现手法以及这种表现手法所具有的价值形成了清晰脉络。美国康奈尔大学森捷洛维奇教授[111]阐述了圣乔治形象的诞生和演变过程，对俄罗斯文化中的屠龙者乔治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以批评的视角对中世纪各种形式的文化中圣乔治崇拜的产生和历史展开了溯源研究。该学者还针对该形象在契诃夫等一些作家文本中的体现进行了具体研究[112]，专门研究了契诃夫作品中的圣乔治题材，从主人公名字出发研究题材的分布和定型。著名民间文艺理论家普罗普[113]不仅研究了古罗斯绘画中的圣乔治题材，还对圣徒传文献中的屠龙题材进行了溯源，分析了对乔治形象进行的典型描写。

国内学人对圣像以及圣像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徐凤林所著《东正教圣像史》是专门研究东正教圣像的第一部中文著作，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介绍和解释了东正教圣像的历史起源、神学含义、宗教功能、艺术特点、基本类型以及从拜占庭到俄罗斯的圣像艺术发展历程。赵桂莲和崔艺苧[114]曾以《列斯科夫的小说〈士官生修道院〉与鲁勃辽夫的圣像画》为题撰文讨论俄罗斯文学与圣像画的关系。该文对笔者启发很大，作者引用列斯科夫在《关于俄罗斯圣像绘画》一文中所表达的诸如“圣像是书”“圣像对于普通百姓就像书籍对于识字的人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等观点，阐述了圣像画对于俄罗斯普通百姓的重要性。不过作者也指出，阐述圣像画的意义并非列斯科夫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该文的核心内容在于拯救俄罗斯衰败的、鱼龙混杂的圣像绘画艺术。作者在文中论述了《士官生修道院》与鲁勃辽夫的圣像画的关系，将两种看似不相干的艺术形式联系在一起，引起该文作者重视的主人公姓名的隐含深意，以及作者对此进行的分析也启发了本文对普拉东诺夫创作中人物名字的关注。

9.普拉东诺夫战争小说研究

在俄罗斯，相比作家创作高峰时期作品的丰硕研究成果，专门针对作家战争小说所开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根据我们的统计，目前仅学者斯皮里东诺娃出版有专著《普拉东诺夫战争短篇小说诗学研究》[115]一部和博士学位论文《普拉东诺夫战争短篇小说的艺术世界》一篇。该学者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从诗学角度出发，专门针对这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并且将普拉东诺夫放在卫国战争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研究做出了补充和修正。一些学者的文章散见于普拉东诺夫研究论文集中，比如学者果赫[116]研究了普拉东诺夫创作中的死亡主题，并指出死亡问题在普拉东诺夫战争时期创作中获得的道德层面的意义；学者恰尔马耶夫[117]认为，普拉东诺夫通常借助理性的力量，有时则在费多罗夫和齐奥尔科夫斯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把战争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转化成充满希望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不断寻找对死亡的辩护和对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安慰。除此之外，由俄罗斯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编纂的论文集《普拉东诺夫的哲人之国：创作问题》第5卷[118]，是专门针对作家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集中研究。其中收录了库拉金娜的文章《民间文学和普拉东诺夫战争时期创作中的士兵形象》，该文指出俄国士兵对灵魂不朽的信仰是不可战胜的，这一思想无论是在勇士歌、童话，还是在普拉东诺夫战争小说中都得以体现。除了第5卷，《普拉东诺夫哲人之国：创作问题》系列论文集以及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出版的《普拉东诺夫：研究和资料》系列论文集均收录了一些针对战争小说的研究文章。其中，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发的文章包括但不限于谢苗诺娃《极端条件下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普拉东诺夫的战争短篇小说研究》一文，她在文中指出：“普拉东诺夫战争小说的真正独特之处在于，普拉东诺夫关于战争、杀戮和死亡的短篇小说，不仅是关于生，更是有关永生的。”[119]

此外，普拉东诺夫与妻子的通信[120]以及普拉东诺夫的《创作笔记》[121]，是我们研究作家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参考文献。我们在分析作品的过程中所引用的文本大多出自普拉东诺夫的这些作品集：《死亡不存在！1941—1945年短篇小说和政论文章》[122]和《普拉东诺夫作品选》[123]。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目前国内除了《归来》（又译《伊万诺夫一家》）等少数作品之外，未见针对作家战争时期创作的其他研究成果。

尽管国内有不少学者对普拉东诺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对我国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的作品仍旧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奥秘，尤其是这位作家庞杂而矛盾的思想体系，更是有待我们去揭示，留待我们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发现，欧美学者和俄罗斯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两者在对普拉东诺夫乌托邦性和反乌托邦性的阐释和对其发生学和比较类型学关系的阐释，以及费多罗夫、索洛维约夫、鲍格丹诺夫和其他思想家对普拉东诺夫创作的影响方面，持有并非完全一致的观点。

在中国，以吴泽霖和薛君智为代表的“老一代”普拉东诺夫研究前辈们对作家创作总体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把握非常精准，以淡修安等中青年学者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前辈所做研究基础上开展的工作则更为深入细致。但是相比国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目前中国学者对普拉东诺夫的研究还存在明显差距，与作家创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相比，更是只能算作九牛一毛，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