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兵参将骆尚志七书

对于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援朝东征，明清时代的中国史籍基本上都持否定、贬低的态度。[38]即使在7年战争期间，前后几位东征军最高统帅宋应昌、顾养谦、孙鑛、邢玠等人的传记，《明史》都付诸阙如，提到时也是以他事入载，更遑论其他参战将士。因此，《唐将书帖》的面世，对我们来说，不啻是一部福音书：它让我们看到了万历援朝战争诸多真实片段和更多的光彩耀人的人生篇章，骆尚志书尤为可贵。

一 骆尚志第一书（N18；16-209；52-581）

故土初复，民物渐归，正当变理颓纲，百工听命之际。何遽□贵恙而过于忧国也耶！料吉人天相，获愈可待；须宽心调理，为上弗负贵国主倚佐江山之重望耳。此地山川形胜，昨已略观大概，但未细玩，俟公少愈请教，如何？特此，附候不尽。侍生骆尚志拜。

案：南兵参将骆尚志致柳成龙书帖共7封。此第一封书帖时间是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日军退出汉城，骆尚志等南兵随即进入，听闻柳成龙身患疾病不适，致以问候并略通舆情的便笺。柳氏《年谱》载：“丁未，有疾调治，骆参将尚志来问疾，与论兵事。”当时柳“症势危重，天朝将士来见者，亦皆有忧色，陆续来问，至六月始离枕席”。[39]

骆尚志，号云谷，浙江人，万历十三年正月，以都指挥佥事署任大同入卫游击将军[40]；十五年升任大同东路左参将，十九年“革任听调”[41]，随以钦差统领浙直调兵神机营左参将率兵入朝，膂力绝伦，能举千斤，故号“骆千斤”，“体甚肥大”，凡事躬亲，“造车之时，亲持其役”，虽然性急但“为人表里如一”[42]。

二 骆尚志第二书（N11；16-202～203；52-579）

近因倭奴畏威效顺，让还朝鲜，退回日本，盖亦良心所发，悔过迁善之大端也。既而送还尔国储君并被掳居民，及剔发为倭者，一一还之，是亦□□之意也。今闻贵国之人，欲同倭奴往日本者，何也？恐彼反怪无情，谢□不杀之恩，有言同去之说，又恐尔国法度森严，归则概付法曹者有之，是借处之无可奈何耳！为今之计，理宜与诸公各陪臣议之，何不将计就计，宥其既往之愆，原其来归之意，早早出令宣谕曰：汝等各军民人等，被倭所掳者，皆出不得已之意，内岂（203）有不念汝祖宗坟墓，与夫父母兄弟子侄妻妾子女之属哉！我知汝等进退两难，特此宣谕，早早出来，既知征战之法，我今正欲卧薪尝胆，以图报复，或将倭巢出来之人，一万数千有余，立一大元帅统之，定立头目，教习武艺，修整器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千教万，务成精兵，虽倭奴有复来之念，我有精兵待之，法曰弗侍不来，侍吾有以待之，何如？军务纷纷，草草布达，此亦富国强兵之道，百姓安堵，居民乐业，岂不美哉？骆参将。

案：这则署名书帖的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日军退出汉城、送还朝鲜王子之后。在此，骆尚志建议柳成龙将曾经降倭的朝鲜人组织起来，教习操练，增强实力，防备将来再犯的日军。柳成龙立即接受其建议，其《年谱》有载：“六月，上状请抄择精兵以为后图……又上状，乞练兵，且仿浙江器械，多造火炮诸具，以备缓急之用。”[43]其上书朝鲜国王曰：“不如乘此南兵未还之前，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筤筅、长枪、用剑、鸟铳、器械，一一传习，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则数年之后，可得精卒数万，倭虽再来而势可防守”，也完全引用骆尚志的原话，朝鲜遂兴起练兵之事。

柳成龙《西厓集》中有三封致骆参将答书，中心都围绕练兵之事。其一曰：“前日老爷所教操练之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甚为切要。虽孙、吴复起，其为小邦谋不过如此矣。……近于城中召募年少伶俐之人得数十，伏愿老爷先下营中，各以南兵一人，主教一人，如教阅歌舞者之依趁节奏，择城内房屋闲旷之处，逐日训习，以试其成否如何？所选四十余人，其中十余人乃炮手，其余枪、剑、筤筅、阵法，随其所习，无所不可。又已令京畿诸道，挑选习斗骁健者，各数千余人，以相传习，千万怜察而指挥之，使小邦生灵永蒙老爷之恩，以有辞于万世也。”[44]如此看来，朝鲜兴起的练兵之事——人数虽少却级别甚高，初在汉城的数十人，均住南兵营中，与南兵同吃同住，“南兵一人主教一人”，由南兵手把手地进行教练，除了专门学习火炮的十余名炮手，其他枪法、剑法、阵法等各有专人教习，还有京畿诸道“各数千余人”，等待“以相传习”。这在朝鲜古代历史上并不是一件不足为道的小事，而是具有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的大事。

尤其是五六月间，骆尚志南下以后，柳尚请求“欲抄择伶俐数人，随行学习，而其间有年幼不便远行者，且恐路中多事，妨于训习，如蒙老爷留下数人，使之仍前提撕，不日可以成才，尤出陶甄万万”[45]。可见，即使骆南下，军中仍有随行学习的朝鲜军人。

三 未署名骆尚志第三书（N24；16-222～225；52-585～586）

（222）正适闻荣登贵国首辅，诚贵国有幸，砥柱中流而永赖矣！果不负苍生之素望也，曷胜庆贺，庆贺！今生与贼为邻，操戈无息，变出不常，何时是了？自南原拒贼之后，而营心设备机宜，劳工修造将竣，而调赴大丘、八莒，与刘总府合营防御。正采寨木将完而欲成栅，又为庆州报警，率兵急奔救援，动辄人先，官兵怨苦，嵠岖鸟道，（223）极目边涯，暑往寒来，经年旅邸，征人莫不惨伤。及诸营到后，方据山立寨，或木或土，成坦[垣]俱草苫栖止。生因执木调度，被树节偶伤，左腿臁脊，俄尔成疮，形如小碟，动履艰难，痛不可忍。饮食俱废，勉强支持，在此陪臣无不知见。十月内，倭奴突犯庆州迤南，二十里之间烧掠，随发官兵堵截，不遂而遁；又于十一月初三日复统大众，六路连营，恣肆烧荡，延至安康，离庆州北数十里之程，系各县运粮通衢，焉得不发兵救剿？生带兵守住营寨，以为后应。吴游府统兵前去，相机拒堵。彼处草深林（224）厚，被贼诱入咽喉，两下冲杀，讵料贼众漫山寨[塞]涧而来，不但无暇取级，抑且折损官兵，深愧无谋，以至如此。但生所部不满六百，安能自展庸才，徒付之慨叹！虽然安康遭害，幸得庆城安堵，亦可塞其责耳。值今隆冬，风狂地燥，祝融不仁，各营无不遭禄。看得庆州城内，地址宽广，仅可分居远离，防其不意，已移入本城数日矣。俛思城垣倾圮，防御甚艰，意如南原修饰设备，亟恐不能如是。今城外已加木栅一层，并叠高城垛数丈，及造高耸敌台一座，（225）皆为加增式样。当此严寒，恐劳工役。欲在明春修理，犹恐事生不测。以愚度之，修得一事，恐得一事之济；苦疮疾日侵，犹豫未果。诸事营心，容颜顿改。如留善后之兵，俱系倍经战斗之役，朝夕枕戈，身极疲惫。况地方穷苦，盐、酱、蔬菜无易，精神不足，安能恋战？胡有不思归之叹也！风便附候，兼布愚衷。不尽。名具正幅，左冲。

案：此帖失名，从书法、字迹细长无锋顿特点看颇似前载骆尚志书，证以内容可判定为实。骆尚志署名书有第11、18、40通，未署名的4通（第24、27、28、29通）可断定为其所作，一个最鲜明的标志就是“所部不满六百”，原额600余名[46]，战后剩400余人。此帖还谈到几个时间节点：一是柳成龙擢升领议政[47]的时间窗口；二是十月庆州之战；三是十一月初三日的安康之战；当时修建庆州城已“加木栅一层并叠高城垛数丈”还“造高耸敌台一座”，皆如南原城式样加增。综合判断写作时间是在隆冬十二月前后。骆尚志在此书中谈到的情况十分重要。第一次战斗是从南原调赴大丘、八莒，在与刘合营采木建栅之际，因庆州报警而急奔救援，当即九月之战。目前有关庆州战役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韩国学者金冏泰（）认为安康战役是“影响战争大局面的小事件”并从有关战斗的时间、地点、次数、作战背景、规模、目的、意义等方面分析，结论为加藤清正并没有从这场战斗中得到任何政治利益。[48]

事实是八月上旬，日军声称将进攻庆州，朝鲜已有警惕。宣祖指示备边司策应“庆州等处作贼之报”[49]，备边司认为“凶贼尚屯海上，为筑城久驻之计……且有攻犯庆州之语”，忧虑其“先声鲜有不实之时”[50]。当时，刘驻扎高灵，离庆州有“数日程”。经略宋应昌移咨朝鲜：“朝鲜管粮官金润国为因缺粮，欲移兵马，故捏庆州有惊，讹传妄报。副总兵刘未探的实，据其讹传亦即发兵，不惟疲劳士卒，抑且警扰地方，则皆金润国欺妄之罪也。”[51]此咨未载《经略复国要编》，从宋应昌奏疏看九月其注意力尚在安排朝鲜战守：练兵屯粮，筑成修台，减免赋税，招徕逃民等，未注意到日军已发动战事。

九月，庆州战事正式开始。郑琢记载：“癸巳九月（吴惟忠）同骆尚志、谷燧等连营在庆州。惟忠与贼战于安康县，兵败多死伤。惟忠曰：‘吾恨不听老将之言，以至于败。’盖其时尚志戒勿轻战也。”[52]除透露当时连营驻扎庆州的南兵将领之间出现意见分歧外，这条记事的时间十分重要。九月，《宣祖实录》记载政院以庆尚监司书状备忘三条，其一为“贼势如此，连续飞报，使中朝一一知之，可也。经略虽已还，可成咨文，急急报于辽东”；其二为“如此勇敢之人，各别破格升赏事”；其三“庆州、蔚山之兵，最能捕贼，其守令已为堂上姑待后效”，还建议包括军人也都“下书慰谕给某物”[53]，这说明外围的朝、日军队双方已进行过多次战斗。骆尚志营卷入安康之战的背景即如此。

但九月战斗，在骆书中记载的并不是很明确。只提到所部官兵崎岖鸟道，寒暑往来，急奔救援，大概未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所以说得比较模糊。另外两次就很清楚：十月，日军突犯庆州以南二十里之间烧掠，在明军官兵堵截下，不遂而遁。十一月初三战事，即吴惟忠军，书中所谓的“吴游府”折损兵丁最多的这次。当时南兵各营均已搬入庆州城内居住，据山立寨筑墙，或土或木，上盖草苫，隆冬风干物燥，经常失火。因时间仓促，不能像南原那样修建城墙，但也增加木栅一层并叠高城垛数丈。骆尚志就是在亲自斫木修城的过程中伤及大腿，疮口迁延难行，甚为痛苦，这与他凡事躬亲的个性特点也相符合。正因为骆尚志拥有修建长城敌台的经验，故在庆州城外也造了“高耸敌台一座”，“皆为加增式样”，给朝鲜留下了城垣建筑的经典标本，实乃有关朝鲜古城建筑史、南兵驻守南原、庆州的重要史料。[54]据经略宋应昌汇报：“南原府城，先该骆参将督率将城加高三尺，修筑垛口，并建悬楼三十余座，小楼七十余座。外壕、重墙、木栅足堪保御。”[55]而《宣祖实录》记载南原城“元高十三尺……最为完固，垓子亦且深峻”，“女墙则骆参将尚志所修筑”，杨元进驻之前想增筑此城，接伴使郑期远建议在旧女墙之上加筑女墙，使城高十六尺，这样“用功不至浩大”，粮饷也够支持三千兵四五个月。[56]可见，骆尚志所修南原城的大致规模。

四 骆尚志第四书（N40；16-258～259；52-596）

（258）夜来兵校并守牛人役，各不谨慎，致烧草舍，各兵棉衣亦弃。□须进兵之际遭此不虞，于心何安？已将不谨员役军法治之外，今各炮车牛畜，或多少乞即差官查发，甚幸。昨赐腰刀，小儿云乃别官长出入自佩之器，故不敢当，（259）乃奉璧。今仍掷先与直，其物虽微，足见元老高情雅况，无加矣。统俟回日，面谢，不暨。（骆参将）侍生骆尚志拜。

案：此署名帖中“骆参将”三字，当是阅读或保管者后来添加的。书中提到因看守不慎，明军草舍失火被烧，冬季棉衣也失。草棚易燃，冬季用火不当即有火灾，写作时间即万历二十一年冬。此书与以下未署名的第五、第六、第七书，都可通过所部600人及炮车、炮火判断同为骆尚志书帖。在这封书帖中，骆尚志希望柳成龙给炮队提供拉车的牛畜，也说明南兵炮队一直有装车重炮随营。根据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制定的规程，战车、骑兵、步兵相互配伍，“以车为正，以马为奇，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车中有随车鸟铳可发，佛狼机则“断不可离车……随车军兵，必每车留数名。车正等役，必留车中”[57]。骆尚志东征朝鲜所率的600余人，应该就是包括炮兵、车兵的辎重营。隆、万年间蓟镇练兵，戚继光曾练成辎重六营，“二营战车五百余辆”，当时总计造就战车千余辆，仅储车房屋就需1500—2000间。[58]再联系经略宋应昌万历二十一年奏疏中提到“本部委官叶思贤等发去轻车三百辆，都司修造、各道解到明火毒火药箭、委官李大谏等制造大将军灭虏炮、火药委官吴梦豹转运一应军火器械”[59]的信息，基本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辎重营的装备，骆尚志即可谓主管炮兵营的队长。此信还透露骆尚志有一个儿子随侍军营，这也是难得的史料。骆收下柳所赠腰刀也照值付款，可见南兵将在收受朝鲜赠物方面普遍谨慎小心，与那些被记载公开索要财物的官将有云泥之别。

五 未署名骆尚志第五书（N28；16-234～235；52-589）

（234）径渎。敝营官兵原额六百余员名，除阵亡、病故等项，见在不满五百矣。所费行粮，较之别营一日之需，可济我兵十日之用。今奉文撤兵回国，闻得前路驿站，钱粮不敷，有碍进发。俛想敝营官兵自守义州及破平壤，东至全罗，南原，庆州，光阳，顺天等处，备御侦探，辛苦最久，倍出诸营，为国除氛，颇有尽心之效。但兵少贼多，不能如愿悉扫为恨（235）耳。今因给散关内解来坐粮，故停缓一二日，准拟初十日，官兵先行。烦念久戍之劳，乞先发一文，或差一官于前途，如开城、平壤诸处，预备大米百数包接济，足仞始终之盛德，何如？如何！否则，各营人马将至矣，恐不能普及，千乞吹嘘于户曹，速赐预图之，不惟生之感佩，足见贵国少分优劣之阶耳。冯妇多端，弗嗔，幸甚。名别具 冲。

案：此书从“原额六百余员名”即可断定作者为骆尚志；时间当是万历二十二年初接令回国之前，恐撤归路途断粮，希望柳成龙早作预备，在前途开城、平壤等处预备粮食，供骆营400余人食用。骆尚志还谈到本营的作战经历：战守于义州、平壤、全罗、南原、庆州、光阳、顺天等地，“备御侦探，辛苦最久，倍出诸营”，阵亡、病故的损失百余人，所剩不满500人，折损率接近1/3，也是有关南兵辎重营炮队极为重要的宝贵资料。

六 未署名骆尚志第六书（N29；16-236～237；52-589～590）

正 昨承贵国主送乂枪一对，极精致，生甚爱之，但乏人持带，并铜炉一个，今奉上，乞照存。外旗帜一副送用，如练人马，正系有用之物，希照入。外有小通事李仲庆，自壬辰冬，自义州随营督运炮车，进兵平壤及往全罗、庆、尚等处，寒暑风霜，生至一处，渠随之一处，经年劳瘁，甘苦倍常，（237）极其效劳。又有平安道出身金得龙，随征已久，专管习炮火，亦效劳有据，均属优勤，以励将来者也。昨具闻贵国主遗忘二人，希公垂青，劳役已久，恳赐扩恩。凡有可用处，乞为照拂，不惟二役蒙恩，庶亦尽生不负用人之本意也。统惟鉴亮，不既，名别具。

案：此帖为离朝前交代未尽事务书。谈及赠送朝鲜与练兵有关的旗帜并铜炉及转赠国王所赠一对乂枪等事。判断此书作者为骆尚志，不仅因其爱用枪，且谈到随营督运炮车的朝鲜通事李仲庆，以及随征学习火炮技术的平安道人金得龙二人，透露了南兵炮营的行动轨迹及朝鲜军人跟随炮队学习火炮技术的相关细节，主笔者除骆尚志外，不可能为其他将领。作书时间大概在万历二十二年三四月间。

朝鲜史料记载的两个细节可资佐证：

一是三月二十五日，朝鲜礼曹参判李忠元“承命往骆参将寓处问安，呈物膳礼单”，转告朝鲜国王自义州屡次欲会而未获，“每闻老爷尽心小邦之事，寻常感激。今来此城，切拟奉慰。而老爷气适不平，未参诸将之会，国王心甚缺然”。骆尚志回称：“平生之志，唯在官事，不在金帛。前者我先领兵而来，不就拜国王，避人言也。今日之疾，非他，近有怏郁之事，未得参进。况受命之事未了，何敢受此馈乎？”还以暮夜三知之说却之。李忠元再三请求：“国王为将军之心甚隆，而此数种海味、弓矢之具至微，不害于礼接之间。而以将军大度拒之至此，臣亦惭愧，何以报国王也？”骆尚志因出辞帖示忠元，亲捧内赐物件及膳品。[60]

二是《宣祖实录》载“通事李亿礼以骆总兵差备通事，炼兵时最有奔走，句当传译之劳”得到赐给“熟马一匹”奖励，时为万历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61]骆尚志在得知小通事李仲庆、金得龙二人未得奖时，特请柳成龙加以照顾，体现出来的周到细心，殷切感人。

七 未署名骆尚志第七书（N27；16-232～233；52-588）

（232）正汉城匆匆话别，且承贵国主厚待，多方冗费，皆公等推爱所致，言莫以谢。其各项防御炮火、阵图、进止及武艺、御敌机宜，生势不及久居教演，已托委官闻愈等，代生（233）以为授受之勤，倘或略有次第，即当遣发归来，而莫迟滞，感感。余情缕缕，使回冗夺，不及详裁，幸弗深罪，谢谢。书吏金彦希勤劳，亦希拔擢，谢谢！贱名别具，慎余。

案：此书虽未署名，但“委官闻愈”直属骆尚志营，且所谈之事关系重大，可以判定是骆尚志所书无疑。时间在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前后。其所言之事，在柳成龙的文集中都有回应：“都城八方操练之事头绪渐见，此乃闻、鲁二子体奉老爷吩咐，尽心纲纪之效，敝邦之人方以为幸，不意相继沦逝。”他回忆起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四月，骆尚志来访时谈及练兵备倭及其他守国之要，遂募汉城人70余名，分军官统领二队，“送于骆公阵下，请学南方技艺、鸟铳、筤筅、长枪、用剑等事。骆公拨营中南校十人分教之，公或亲至卒伍中，手自舞剑用枪而教之甚勤。余以其事驰启行在，此我国训练之所由起也。既而骆公还中原，余请留教师数人，公临行在西郊，为留闻愈、鲁姓人而去。二人体公之意，二年在国中训士，昼夜几尽成才，且教营阵之法，不幸相继而死，槁葬城内。至是，二人姓亲来护丧柩而去，时骆公在蓟州，寄书于余，请护送其丧，余答书云云”[62]。骆尚志撤回之后，委官闻愈等继续留居朝鲜，帮助朝鲜练兵。

闻愈是戚继光亲军，“尝与戚启[继]光同事，其作《纪效新书》也亦同参云”[63]。作为戚家军老将，闻愈到朝鲜时为“千总”，不仅“谙炼火炮制度”，且为人“甚温雅”。与闻愈同时留下的另一“鲁姓人”教官名叫鲁天祥[64]，二人在东征大军撤回后执行骆尚志命令，继续留在朝鲜练兵且教营阵法，不幸相继辞世，为朝鲜训练新军献出了生命。柳成龙的答书，点出了骆尚志及所属南兵教练对朝鲜的意义，为训练朝鲜军队做出的贡献与牺牲——朝鲜军队尤其是火炮人才的培养和训练，首先得益于明朝东征军的教导和南兵将、南兵师的艰苦工作。

1592年朝鲜战争爆发，次年春天即流行瘟疫，“军士多病”，东征经略宋应昌曾紧急动用马价银，买药制丸4000包，运抵前线应对突发情况[65]。当时明军得病、死亡的比例很高，《宣祖实录》记载“天兵疾病居半，死者亦多，锐气顿衰”[66]。闻愈与鲁天祥应即春季瘟疫牺牲品。“鲁姓人”名鲁天祥[67]，骆尚志回国后，羁留朝鲜练兵的闻愈和鲁天祥就先后染上时疫病殁了。骆尚志还特地写信请柳成龙派人护柩回国，只是这封信未能保存下来。可见，以上7封骆尚志的书信，并不是全部，还有部分遗失或未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