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兵游击王必迪八书

在《唐将书帖》中，南兵游击王必迪致柳成龙书帖最多，有八通，前四通均自称“侍生王必迪”，后三通则自署“朞服生王必迪”，尚有一通失署者，从时间、内容、书法判断，也归入王必迪名下。此外，《唐将书帖》中时间最早的一通书帖也出自王必迪。其八书勾勒出南兵入朝参战、驻扎安州，追击日军南下汉城、安康之战及驻守庆州的情况，重现了战争诸多细节，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富矿。

一 王必迪第一书（N4；16-187～188；52-574～575）[1]

（187）不佞未发师时，闻丰院君治国如家，口碑载道。继履尔境，观之时势，察之舆情，果言非泛然。如是而行，诚哉贤相也。敬服！敬服！远辱来言，足征雅意，窃惟王京之势，虽将有溃败，但穷寇勿宜急追，兵难运手必胜，乃古今格言。总之，竣于此事者，亦不喻二月终、三月之初也。况王师数万，孰无故乡之（188）□念，恨不能一鼓殄灭，即日班师，又何廑注意若此乎？平壤迤东，地土荒芜殊甚，去年虽被残害，居民苦楚至极，今春趁此兴其农业，不佞谆谆劝谕者，为抚民首务，幸速图之，勿迟。匆匆附覆，余不既 左地 侍生王必迪拜。

案：这通第四号书帖，按内容判断，可知是王必迪八通书帖中时间最早的，当在万历二十一年平壤战役之后、进入汉城前的二、三月所书。

王必迪，浙江义乌（今义亭镇铜锋王阡村）人，号吉吾，以军功授金华所千户，历任蓟镇崔黄口守备，升北京神机营游击转中路游击将军。[2]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与游击楼大有等领兵渡过鸭绿江，前往朝鲜，一周后的十九日发往安州。[3]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平壤大战，是明朝东征军大部队入朝之后，与日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主要运用火炮优势，歼灭日军千余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基本上实现了明朝以战止战的战略目标。参加战役东征军共43500名，其中就有王必迪所率的南兵1500名参加战斗。

明军光复平壤、开城后，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也告恢复。但正月二十七日，提督李如松以少数亲随在碧蹄馆与日军遭遇、受挫，明军主力撤回平壤，明、日之间和谈使者，开始出现，穿梭往复。书中王必迪所云“竣于此事者，亦不喻二月终、三月之初”之语，反映了明军将领对战事的预期，就是一场以战止战的决胜战，最晚到三月也将结束，普遍对战胜日军持乐观态度。大部分东征明军将领（甚至包括高层）都没有估计到战事会发展成迁延不绝的持久战，完全没有在朝鲜长居久住的打算，正如经略宋应昌所言“近日朝中议者，俱谓不宜深入……倭奴卑词乞哀，纵未必真否，而我假此纵归，朝鲜故土不失尺寸，天朝兵马可以速还，钱粮可以减省”[4]，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故王必迪也希望柳成龙能抓紧农业生产的恢复工作，自己打完仗就赶紧回家。

二 王必迪第二书（N12；16-204；52-579）

侍生王必迪拜。道途咫尺，无由一晤，心怀宁想，节荷雅爱，足忉高情。惟贤相为国劳神，驱弛王事，则用情于苍生者多矣。敬羡，敬羡！李山谦营中事体，昨已具禀，通知俱获。平安倭情如旧，无劳过念。又承远惠鱼扇，谨领受。倘江边事情，希勿吝，一一报闻，何如？平旋肃此，布复，余不尽。

案：此书提到的李山谦，为朝鲜著名的义兵将；而平安倭情指平安道附近的日军情况；可大致推测此信乃王必迪在平安道向南（黄海道开城、王京汉城方向）追击日军途中所作。其所言“江边事情”，当与水师调度有关，可呼应柳氏提出的三路合势的计划，时间应当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前后。

查柳成龙文集，题名致王必迪书有二，分别为癸巳（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八月所作。前者表彰了王必迪所率的南兵在平壤战役中的功绩：“老爷总统南兵，自平壤之战，异绩尤着，表表在人耳目。远近之人以及稚童贱妇，莫不以老爷为依归……诚以南军之宣力最多，而老爷之诚心恻怛，所以怜悯小邦者，特出于寻常万万故耳。”他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与王必迪的想法不谋而合：“今日，鄙生条列军中事宜，启禀寡君，其中一款，正论此事，不图来喻之意，与之相符，不胜欣慰。”他建议：“天兵从江华出于南方，乘其不意，一举荡击，使首尾断绝，则京城之贼，虽以铁为城，势不得不溃矣。”朝鲜忠清道水军节度使丁杰、京畿水军节度使李薲、义兵将金千镒等各率舟师“从江华进兵汉江下流，要截龙山，贼势已蹙矣。天兵乘船，不一二日可达通津等处，而南方郡邑粮谷稍优，馈饷亦易。此实不可失之机。伏乞老爷，千万主张，决策无疑，不出数日，而大功可成”[5]。柳成龙认为以朝鲜的兵力、财力均难以支持长期战争，派出精兵截击龙山日军，偷袭其粮仓所在地，以求日军迅速土崩瓦解才是可行之道。后来，明军偷袭龙山，正是执行了此计。这也是移居汉城之前，王必迪与柳成龙商讨的一个重要决策。

柳氏《答天将书》的对象应该也是王必迪：“伏闻：体探兵回自李山谦之营，未知所言如何，在老爷高见必有成算，而诸公之议又相契合否？”[6]柳成龙担心明军内部有不同意见。他后来追忆：“平壤战后，李如松退回，留王必迪独守开城。至四月初七日，提督还开城府。十九日，贼兵弃城南去。二十日，提督大军入京城。先是余贻书王必迪曰：‘贼方据险固未易攻，当进驻东坡、坡州蹑其尾，选南兵一万，从江华出于汉南，乘贼不意，击破忠州以上列屯，尚州以下之贼疑天兵大至，必望风遁逃，京城之贼归路断绝，必向龙津而走，因以后兵覆诸江津，可一举扫灭。’必迪击节称奇策，拨侦探军三十六名，驰往忠清道义兵将李山谦阵，察贼形势。时贼精兵皆在京城，而后屯皆赢疲寡弱。侦卒踊跃还报，云不须一万，只得二、三千可破。李提督北将，是役也，痛抑南军，恐其成功，不许。”[7]柳成龙透露在日军退出汉城前，曾与王必迪商议，欲抛开北兵，单独以南兵作战，得到王必迪的积极响应，他还派兵与忠清道朝鲜义兵将李山谦联系，侦探日军动向，探讨双方联合作战的可能性，但被统帅李如松等制止。

朝鲜义兵将李山谦，作为西人党、义兵将赵宪的继承者，命运蹇迫，与明末清初著名朝鲜将领林庆业类似。[8]而韩国有关朝鲜义兵将的研究，一直都是壬辰战争研究的热点之一，成果丰硕。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学界对于朝鲜义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不再全面肯定义兵活动，开始关注包括直接影响到朝鲜官军建设等消极方面。[9]

事实上，经略宋应昌的原计划是利用朝鲜水军对付撤归日军。令朝鲜“集水军万余，俱集海口，俟倭归出港，遇其船，或撞碎，或烧毁，使其前不可过海，后不可返王京，我兵则须俟其粮尽力疲，一鼓灭之”，而明军“只宜远彼倭一、二日路程，尾后而行，切不宜赶上，急与交锋，为彼行时百般防备，恐落其彀中”[10]。宋应昌的持重是站在明朝经略的立场上，以贯彻和谈封贡政策执行者的身份行事，与朝鲜君臣迫切想消灭来犯日军的立场完全不同。这不仅是因为穷寇莫追的古训，更因为缺粮此时已成为扼住明军脖子的严重问题。

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宋应昌移咨朝鲜国王，提到三月底明军粮食供应将出现问题，一是朝鲜储备粮料用尽，二是中国粮料转运不及。[11]正是三月底这个时间节点，决定了四月初明军撤回国内的时间表（参见附录《表一》），战场上也出现明军“有一城之粮草，进一日之兵马”，尾随日军“挨城而进”[12]的奇怪局面。粮饷运输的实际情况，决定明军的行动和速度。随后出现明、日和谈局面，朝鲜只留刘及南兵三营将分据半岛南部战略要地庆州、南原等地，粮饷供应实为制衡战局的利器，也是影响战争进程最为关键的因素。

三 未署名王必迪第三书（N10；16-201；52-578～579）

足下系国安危，凡所利病，必能擘画。值此军储窘迫之际，当必有调停之石画也。本营客戍已久，数月以来，风雨暴露，俱患伤寒、痢疟，死者接踵。感事兴悲，不胜剜。乞垂念官兵之苦，有盐酱惠赐一二，感当何如哉？抵闻庆驿使之便，草此代候，并致缕，惟受[孚]亮之，荷荷。八月廿后四日具左冲。

案：此书虽无名，但据时间、内容和书法，可以推断为王必迪所书，当时王营已抵达闻庆，离日军清正部在撤退途中曾列城驻守的尚州不远。

四月十九日，日军退出汉城。五月，清正部尚驻守尚州、善山一带，“列寨无算，联络数十里不绝。虎牢、木栅、石城、土堡，极其坚固，一路险恶，处处埋伏”[13]。日军入侵朝鲜后建造的倭城，大都集中在朝鲜南部，也就是在东征大军逼迫下，退向釜山一带沿海地区之后逐渐修筑的（参见附录《表七》）。宋应昌建议“今日借箸而筹朝鲜者，无过于因地设险，因险设防为第一策”[14]，“今日不必议战，只以固守为上”[15]，“只留游击将军王必迪守开[城]府”[16]。

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柳成龙在庆尚南道陕川有《答王游击（必迪）书》，解释了朝鲜方面的调度困难：“本道郡邑，二年沦为贼巢，公私赤立。自四月以后，各站粮饷皆取诸全罗道，逾越山险，担负支给，不期贼陷晋州，声言又犯全罗，众心汹骇，运粮人夫各自逃还，仍致粮路断绝，猝难收合”，加上“户曹管粮官李诚中病死，代者不时，至催督等事颇致稽缓”，“谨将鹿四端、茶食二百叶，奉呈行橐，而盐六包，略备营中支给之需”[17]。从四月开始，明军粮饷供应困难，各地催督迟缓，留守明兵闹起饥荒，大家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度日。万里驰援的明军在吃、住、行、医等方面均面临严重匮乏，伤、病减员不断，又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损耗极大。即使王必迪等所率南兵移住庆州以后，情况也没有大改善。且至入冬以后更加困窘，朝鲜陪臣海平府院君尹根寿曾以面临“经略以军粮乏绝，至欲棍打臣”[18]的窘境向国王投诉，可见情况确实十分危急。

缺粮成为常态，不仅王必迪一营如此。六月，“刘、吴惟忠等兵留防岭外，有食而无盐菜”[19]。八月，宋应昌移咨朝鲜国王：“刘等官兵驻扎大丘等处，人无粮，马无料，非但荤菜不能沾唇，即盐酱未曾入口，至皆相向而泣。”[20]到十二月严冬季节更惨，“骆总兵、吴游击时驻庆州城中，军粮乏少，已曾累次启闻”。即使放粮也是蒸米交杂，或继或绝，而“骆总兵部下四百余名，仅以黄豆支给，他余军卒，自明日更无可支之米”[21]，可见留守朝鲜明军中，断粮是常事，即使有粮也往往无盐无菜，生活困难。故柳氏八月回书言及“饥困之民，疲于转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并赐南军盐品、、果诸端，欲稍解明兵的燃眉之急。

四 王必迪第四书（N2；16-179～182；52-572～573）

（179）侍生王必迪再拜。足下以旋转雄才，撑持国是，倭难一日未靖，贤劳一日未已。丁此多艰之会，脱非忠荩之臣，则垂亡之祚，何以维之？用是贵国以铨衡重任，畀之足下。古云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良有以也。乃今抱疾征进，百艰萃体，万钧之担，即欲一释而不可得。昔范蠡、种辈俱以其身任国家安危，故卒能起沦没之国而复不世之仇，矧今（180）足下之贤，又迈越臣之上，则今日虽遭困踣，翌时之雄据诸国，又未必非此变基之也。国以一人而兴，而一人而亡。足下多材厚德，植国本于千百年之固，有繇然矣。翰示饥困之民，疲于转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不佞披诵至此，不觉戚然增悲。纷纭劻勷之际，又承垂念本营之苦，馈以盐品并锡[赐]、果于不佞，嗟嗟！原德高情，有加无已，愧不佞胡以当哉！欲却，恐拂高雅拜嘉，又增赧颜。二者横于方寸而莫知所措，岂非（181）足下有以致之然耶？尊恙未痊，属劳王事，事不避难，虽臣之节而为国爱身，亦不佞拳拳注望于足下也。车旗西发，不及一面，瞻念之私，不知何日可罄谈吐？译官李麒寿向随奔走，艰劳万状且又忠实，并不扰索馆站，行谊尤可称录。惟足下矜其勤劳，特为荐拔，颙望，颙望。前衣箱、物件托寄安州，今值天寒，倘遇便使，乞发王京赦[敝]寓，又所极感。使旋，草此鸣（182）谢，临楮不任依依。外具青屯绢壹端淆[侑]缄，希叱纳是荷。八月二十九日具冲。承惠刀扇三事，致谢！

案：此帖为王必迪承前书致柳氏赐予盐品诸物的答谢书，所缺年份亦可断定为万历二十一年，内容多有铺陈，以示感激之情。王必迪在前八月二十四日信中言及已抵闻庆，此信仅在5天后写发，应仍在闻庆及附近地区，因感“天寒”，希望柳氏能将其先前寄放在安州的衣箱、物品等托运到汉城寓所，可见当时军邮系统的运行情况。万历二十一年，秋季气温很低，八月仲秋之后已感“天寒”，预示着接下来的这个冬季将会十分漫长寒冷，缺医少药且经常饿肚子的东征明军又会怎样度过这个严冬呢？

五 王必迪第五书（N34；16-248～249；52-593～594）

尔国遭此大难，又兼兵马蹂踏地方，居民困苦，不忍见闻，良为叹息。承惠牛八只，又返其原价，足仞大义，谢谢！查得应付驮载军器牛四十余只内，有无主跟随者十一只，皆瘦弱不堪，以八只留犒三军，三只完璧，希查收发票为照。其（249）余牛只，通候事完之日发还，特此示知，见存牛四十五只，谨具。云履壹双，绫帕贰方，奉申芹敬。侍生王必迪拜。

案：王必迪此书通报本营官兵吃了8头瘦弱的无主之牛，剩余3头无主之牛还给柳成龙。当时明营中尚留有45头牛，主要用于驮载军器。参照《宣祖实录》谈及朝鲜国王还都之初，见到明军食用马、牛，引发朝鲜人的“骇愕”之状[22]，故将此书系于万历二十一年十月之后。

从朝鲜战争开始，到万历二十一年五月，明军运到朝鲜战场的牛只将近500头，还仅限于两次犒师之用。二月二十三日，明军犒师用牛210只，三协官军每协分牛70只，军丁每人折酒银5分，盐20万斛，由双山管盐官王三知委买，“牛肉、食盐尽数俵散”；五月犒师时，用郑同知解牛120只，分守道解牛80只，佟养正解牛60只，共260只，犒赏三协及刘之军；东征明军两次犒师吃了将近500头牛，可见当时的主要供应还是依靠辽东内地。明军强牵朝鲜百姓牛只，受到军令严行禁止，这一点，无论是管粮通判陶粮性、军需官张三畏、艾惟新等人的相关史料都可以证明。仅万历二十一年二月，明军一次运输食盐就达20万斛，还包括“兀喇达靴”等其他军需品。[23]王必迪的这封书信，不仅展示了中朝两国物力及风习的差异，也可想见缺粮少菜的东征明军，度过严冬的一个权宜之计，很有可能就是杀食那些驮载军器的瘦弱牛马充饥，这也见诸万历二十二年六月朝鲜赵庆男的记载：“前日民间虽窘而或有储谷者，故牛马杂物贸换有所，且官谷用市转卖多方。今则公私俱荡，场无升米。时有牛马者，卖于天兵，一日屠杀百牛，四境牛马、鸡犬亦尽。”[24]明军从朝鲜民间买牛马充饥，附近地区鸡犬不存。

六 王必迪第六书（N22；16-217；52-583～584）

朞服生王必迪再拜启。昨寓八莒，具尺一申，候谅登记室矣。十月初三日，倭犯安康，本营防守庆州，势不容于不援，距州北三十里许，遇贼截杀，众寡不敌，彼此多伤。本营阵亡官兵二百十六员名，丁壮之夫，横罹锋刃，情实可惨，第不能代贵国歼灭贼寇，久戍于此，只增汗颜。皮箱、顺袋已收，另跟役褡裢物件，尚未见掷，已耑役走领，虔此布谢，不尽惓惓。外，上好大样花席，乞代领，多寻数条，其价容奉偿也，特恳。

案：此帖关系最重者，莫过于提到十月初三日安康战役南兵损失216名。写信时，王必迪驻守八莒。对照前述骆尚志书提到：九月救援庆州、十月堵截庆州以南、十一月初三日战于庆州以北30里的安康，而王必迪所说的十月初三日安康之战，很可能是误记或“十”后“月”前，脱落了“一”字，即十一月初三日战事。他提到的战斗地点在庆北30里，与下文将出现的骆尚志记载的第三场战事可以重合，而十月战事发生在庆州以南，地点不合。故推测从十月到十一月间，驻守庆州地区的南兵，与日军在庆州南、北各地发生过至少两次冲突，可见，安康之战是由系列战事构成，也是继晋州、南原之战后，庆州地区最重要的战事。王必迪、骆尚志致柳成龙的书帖，都提到了三次相关战事的细节。要厘清历史事实，自然须以这些书帖重见天日为前提。

七 王必迪第七书（N3；16-183～186；52-573～574）

（183）朞服生王必迪再拜。昨差官回，曾具启帖，候想清澈矣。久不获晤念，想为劳兹。闻国王驻驾王京，足下匡辅左右，凡安集人民，惠养黎庶，赈贫恤死，兴灭举坠，俾垂亡之国脉，焕然振拔而更新，此足下真宰相事也。不佞当拭目以观太平，伫望，伫望！迩来倭奴窃聚，犹然未渡，屡肆侵犯，抢掠沿海。贵国官军宜乘此振发，戮力歼贼，譬之芟草，不至除（184）根，不可遽已，方为完算。奈何倭奴一报，远近奔徙，甚至有甘心降敌，运负粮米马牛，且多代为向导者。若然，出将君父之恩置之何地？朝鲜系箕子遗风，不意有此悖逆之辈。更忠州一带，盗贼蜂起，不拘有物与否，遇孤旅单行，即便杀害，往来官军，屡为寒心。夫天兵之来，所以救援贵国，每动遭毒害，此风一闻，以贵国为何如人也？今我南兵驻守庆州，与贼伊迩，兵寡力疲，不堪屡战，况日夕哨伏，无时休息。毋论先后阵亡将四百人，感病物故（185）贵国者，已二百余人矣，俱系良家子弟应募而来，望博功名，今踵籍而死，莫非皆贵国累也？昨承惠布，骆爷兵四百余人，每名得分布二匹。本营三千官兵，除各死亡外，见在二千三百余人，五、六名不得分布一匹。彼此均系南兵，共戍一营，而受惠有厚薄之殊，官兵多有愤闷而不平者。庆州天将，吴、骆泊[洎]不佞，止三人耳！地方官供应馈送之类，每每厚薄有无不一，同为贵国而分等第、别厚薄，恐非所以服人心也。不佞扶病奔驰，将已半载，更二舍侄，均病死于此。异域征夫，每为伤（186）感，贱恙转增，即不佞惧不能自保时下，每欲乞归，而大马倒死，苦乏骑坐，动辄艰难，每有不可愬者。恃足下雅，敢辞，缕及之。小介亲领所寄物件，不知曾发付否？专此驰布，统希炤原，不尽。左地。

案：原自称“侍生”的王必迪，此时自称“期服生”，当与此帖所言“二舍侄”[25]病死于朝鲜有关。王必迪前书已报告王营兵士，经十[一]月初三日安康之战损失216名。这封书帖继续报告驻守庆州的南兵状况：先后阵亡近400人，病故200余人，驻守庆州的3000南兵已减员20%，其中包括两位亲侄。写作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一年冬季。本书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细节，就是日军屡肆侵犯，抢掠沿海，明兵日夕哨伏，无时休息，兵寡力疲，不堪屡战。在缺衣少药的情况下，明、日军队仍对阵不已。可见，南兵驻守庆州的这个严冬，正是东征第一阶段最为艰苦难熬的日子。

万历二十一年秋，日军开始骚扰朝鲜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庆州。明军从九月开始，即频频与战，无论是骆尚志所说的“急奔救援，动辄人先，官兵怨苦，溪岖鸟道”，还是王必迪透露的“与贼伊迩，兵寡力疲，不堪屡战。况日夕哨伏，无时休息”，都反映战事频繁与应对不易。王必迪营的三千南兵，减员超过1/5。何况庆州、安康地区的存粮都被日军抢劫，朝、明守军“粮饷乏绝”[26]，濒临绝境。加之朝鲜地方官营私舞弊，加剧了明军困难。如高灵县监郭天成，贪鄙无状，每入纳征米大租30余斛外，加纳菜、果诸物，声称支供天将，科敛多至20余种，“孑遗之民不堪怨苦，将至流散”，甚至在“骆参将自居昌向高灵时，厌惮支待，逃避山谷”。另一位咸阳郡守李觉，领到军粮后被窃数百石，为此“别造小斛”[27]颁给明兵，被发觉后，搜得旧斛比较，大小悬殊。郭天成和李觉都是无良朝鲜地方官的典型代表。

王必迪的年纪较大[28]，资格亦老，个性鲜明，说话耿直。在书中直抒对帮日军运粮且作向导的“朝奸”的愤慨之情，也对朝鲜地方官无力管理治安情况表示强烈不满。除面对战场上真刀实枪的日军，明军还要应对劫杀道途的朝鲜暴民和盗匪，包括无衣无食沦为盗寇的普通百姓，遭受额外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如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朝鲜备边司启平安监司李元翼报告：“唐人一名，逢刃致死于顺安官，所持物件及尸躯索置”[29]；“近日沿途各处，盗贼兴行。至于杀掠天兵，夺取公文，极为骇愕。非但一处，如顺安唐人致死亦甚可疑。而前日竹山屯聚山头、追逐摆拨儿等事，相继不绝”。这些沿交通线发生的劫杀案件，说明饥寒交迫的朝鲜民众铤而走险，是敌是友已难分辨。故经略宋应昌“以徐锄头之事”[30]移咨备边司，要求朝鲜解决问题。为此，备边司请求追究黄海监司兵使之责，且因“湖岭之间，盗贼盛行”[31]，宣祖特派左议政尹斗寿南下救急。严冬的困难局面，不仅是明军和朝鲜所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是日军的问题。安康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里，还牵涉一个南兵营兵数的问题。入朝之际，王必迪所领南兵1500名，至此增为“本营三千官兵”[32]，当是接管了游击吴惟忠部“熟知火器，且久戍蓟镇，颇有固志”[33]的2858名官兵的结果。正是在安康战役中，吴惟忠积极迎战、导致兵丁折损而被削职，王必迪代替吴惟忠为南兵营主管，管辖驻扎庆州的一个南兵营，与另一个南兵营即骆尚志所在的炮营别为一支，且因性质不同待遇有别，这也是王必迪因两营不同待遇提出抗议的原因所在（详见第七章第一节）。最后，他还查问托付运送王京的行李是否已经发出，关系到战地军邮或运输系统的畅通与否，也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八 王必迪第八书（N15；16-207；52-580）

朞服生王必迪顿首拜谢。不佞滥竽贵国，业已阅岁。多辱雅情，感不自已。足下学裕经纶，才堪振起，国虽残破，而爱养元元，光复旧物，不过一转移之力耳！不佞虽别去，亦全权有厚望焉。脱如妖氛未靖，声势孔棘，必宜再请天王，同室有斗，谅能披发樱冠以救也。初三日渡江，军冗猬集，百尔私衷，不尽缕。季春朔后二日，迪生再顿首。

案：王必迪习称“不佞”“迪生”，此书依然自称“朞服生”，是归国前致柳成龙的告别书，写作时间万历二十二年季春三月初三日，正是熬过了最严寒的冬天之后，幸存的明军渡江归国的日子。

王必迪东征归国后，请求恢复原姓楼氏，仍为蓟镇南兵营游击[34]，领蓟州东路南兵驻守马松之地，为蓟镇东路马兰、松棚两个驻守点的合称。在《铜峰楼氏宗谱》中，尚存两份敕书可让后人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敕书载：“皇帝敕谕署都指挥佥事楼必迪：先该兵部议令南兵分为二班，以南将统领回浙。上边三年一换，近年俱不更番，常川驻守。令特命尔充游击将军，统领蓟镇东路南兵驻扎马松地方。务要督兵登台，昼夜了望，遇警极力堵剿，无事照常操练，不许需求科敛，生事害人，听蓟镇总督抚镇官节制。尔持廉奉法，正己率下，以副委任，毋贪得残偾事，自取罪谴，尔其慎之，故谕，敕命。”这也是一份珍贵史料，可补国史记载缺失，真实性也无可置疑。这就解释了王必迪在方志中被称为楼必迪的起因，是“旧从王姓”[35]。该《楼氏宗谱》所载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复姓本》称：

钦差蓟镇中路南兵营游击将军署都指挥佥事臣王必迪等谨奏，为比例陈情，恳恩复姓，以明世系，以重伦纪纲事。臣浙江金华府义乌县民籍，祖系楼姓，高祖浩五生长子楼澄二，次子楼澄三，即臣之曾祖也。因姑亲全一无嗣，出继为子，从姓改名王珪一，后王全一续娶张氏，有二子珪六七、珪十六，是王氏宗支仍然有在也。自臣曾祖楼澄三以及至臣等，凡四世矣，皆以草莽氓未敢奏请，末由复姓。伏思臣以一介武夫，荷蒙皇上抜居重地，日思捐躯报效之未及，又安敢私家之自便。顾木本水源，忍忘所自？矧今王姓流裔繁衍，反置楼氏于不祀，臣心又何安也。臣伏睹大明会典内开一款：凡官员人等过房乞养、欲复本姓者，具奏改正，钦此。臣又查得戊辰进士叶懋中，系臣族叔也，先世亦因出继母舅叶芳为嗣，寄籍江都县，传历四世。自懋中登第之后，具奏改复楼懋中。臣与前例相同，伏乞皇上俯念下私，敕下该部，将臣等准复本姓，承接楼氏宗支，庶世系不泯而存殁，永沾浩荡之恩于无穷矣。为此除具奏，蒙通政司取二姓保给宗图外，理合具揭，禀知须至揭帖者。[36]

可见，王必迪是在东征归国之后请准改姓归宗的——因其曾祖楼澄三因姑亲王全一无嗣，过继为子，改名王珪一，已传四世，至必迪立功异域，请准恢复原姓楼氏，遂认夏演楼姓为祖。若不知其中曲折，欲在义乌找到王必迪其人，还真需要经历大曲折。

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叙蓟门罗文谷斩虏首功”，楼必迪得升“实职一级”[37]，可见东征后期，王必迪也就是楼必迪未再入朝参战，仍驻守蓟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