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德里罗：“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 ）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里罗笔耕不辍，发表的作品既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戏剧和散文。虽然涉足的文学类别众多，德里罗最被人认可的还是他的小说。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视德里罗为美国当代四大小说家之一，[1]而《剑桥唐·德里罗指南》的主编约翰·N.杜瓦尔（John N.Duvall）将德里罗列入了当代小说家的第一梯队。[2]德里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共计发表小说18部，[3]20世纪70年代发表六部，80年代四部，90年代二部，进入21世纪六部。《白噪音》（White Noise，1985）获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天秤星座》（Libra，1988）热销全球、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摘取《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Irish Times Aer Lingus International Fiction Prize）；《地下世界》（Underworld，1997）入围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决选，被《纽约时报》评为1997年度最畅销小说；《毛二世》（Mao II，1991）摘得笔会/福克纳奖（PEN/Faulkner Award）。可以说，如果我们重拾“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这个概念，德里罗的这几部重要作品都有资格进入候选名单，[4]而德里罗本人自然也是当代“伟大的美国小说家”的有力竞争者。

“伟大的美国小说”最早是作为一种国家文化或者说民族身份认同的诉求被提出的，对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家的创作都产生过影响。除去政治意义，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一个评判小说好坏的重要标杆的确立，至今对于文学批评依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就结合着这个概念在近一个半世纪中的嬗变，来考察德里罗在哪些方面够得上是一位“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威廉·德福雷斯特（William De Forest）在1867年最初提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标准：“广泛、真实、感同身受地描绘美国生活，以至于每一个有感知力、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画面与其所熟知的某样东西相契合。”[5]也就是说，对于社会和文化的观照是“伟大的美国小说”的第一要义。在这个层面上而言，德里罗的小说无疑经得起考量。他的小说包罗万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全景式地呈现了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后现代社会的面貌。消费主义、媒介、政治斗争、恐怖主义、科技进步、语言作为主题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在学界也已有诸多讨论，而这些无疑都是构成当代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要素。

托马斯·S.佩里（Thomas S.Perry）认为要写出体现美国身份的小说并非等同于罗列美国的事实和数据：“打动我们的并非是作家选择了什么，而是他加以处理的方式。”[6]也就是佩里第一次强调了“编码”（code）（或者结构）这一要素在语言交流中的作用。[7]他认为作家不是数据家、审核家或新闻记者。在这里，小说家对于虚构和真实的拿捏成为评判“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又一要素。德里罗和其他的后现代作家一样关注文学虚构与史实之间的互动：其代表作《地下世界》正是从民间的视角对“冷战”的记录；而脍炙人口的《天秤星座》是对于肯尼迪遇刺案的重新想象和改写；晚期小说《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则是对“9·11”恐怖袭击案的文学再现。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梳理近一百年的美国小说史时，提出引发艺术变革的四个主要原因，其中最后一条是“个体艺术家在追逐各自的个体项目时具有的经历、能力和视野”[8]，即小说家的自身条件和主观能动性对于艺术革新的影响。刘建华在谈到不同时代的小说具有的不同特点时，也强调了“小说作者意欲超越前人的新追求”起到的作用。[9]从作家对于创作“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渴求来讲，德里罗早在创作初期就体现出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从他的第一部小说《美国派》（Americana，1971）就可见一斑。[10]虽然作家本人后来承认这部作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但他同时指出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职业作家。[11]其实，《美国派》和其他早期小说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贯穿德里罗整个创作生涯的重要话题，算是德里罗小试牛刀。此外，最能体现德里罗雄心壮志的莫过于创作《地下世界》这样的鸿篇巨制。

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指出，“伟大的美国小说”要在地理、社会和智力这三个维度上关注“主街道”（Main Street）。[12]不过华顿所见证的只是一个属于美国的世纪的开端。到20世纪中叶，摆在美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获利国面前的是一场空前的饕餮盛宴。这也是包括德里罗在内的一批后现代作家创作当代“伟大的美国小说”所要面临的新局面。后现代派的小说家们对于小说形式的创新非以往任何时代可比。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品钦、厄普代克等后现代小说的旗帜一样，德里罗在面对新的文化潮流时主动思变，身体力行地拓展着小说这一文类的可能性。比如，他用《拉特纳之星》（Ratner's Star，1976）、《绝对零度》（Zero K，2016）这样的科幻作品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做出了回应；用《白噪音》这样的作品辩证地思考消费社会的“红与黑”；又用《大都会》（Cosmopolis，2003）揭示全球资本运作带来的认知、情感危机。从这样的文化自觉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担当来看，德里罗也无愧为当代“伟大的美国小说家”。

事实上，学界近年也重拾对“伟大的美国小说”的研究热情。在2017年10月举办的“当代艺术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Arts of the Present）第九届年会上，就有一场题为“21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est American Novel of the 21st Century）的研讨会。期间，不仅列位发言的学者给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予以了辩护，而且台下的观众也热情参与到了现场投票之中。在报告会的总结环节，著名的批评家戈登·赫特纳（Gordon Hutner）梳理了“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概念的发展史，并在针对“当下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这个概念”的讨论中不无戏谑地指出其对于辨识不同批评家身份的意义；此外，他还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斥着怀疑的时代，对于美国人而言，有什么理由相信21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呢？值得注意的是，与会学者选出的当代伟大美国小说莫不是直面美国当下的种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批判的印记。[13]但是，小说创作又绝不应该局限于政治、伦理。正因如此，在此时重提“伟大的美国小说”，特别是用这个概念重新考察德里罗这样一位重要的当代美国作家，无论对于反思美国这个国家在新千年面临的挑战，还是对于反思当代美国小说整体面临的困境和出路，都具有现实意义。[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