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董事会治理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作为股东和经理人连接的纽带，董事会既是股东的代理人，又是经理人员的委托人和监督者，是完善公司治理和优化治理机制的关键节点。如何完善董事会结构和提升董事胜任能力，规范董事会履职行为，激活董事会效能，是董事会治理研究的重点。

董事会规模与结构方面，部分学者集中于探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嵇尚洲和田思婷（2019）发现，董事会结构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另有部分学者探讨了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环境的关系，邹海亮、曾赛星、林翰和翟育明（2016）实证发现，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正向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而董事会持股比例的研究结论与发达国家相反，显著负向影响环境绩效，同时发现两职合一会正向影响环境绩效，但结果不显著，可能是董事长兼任CEO（首席执行官）造成对董事会的操纵和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两种效果互相抵消导致的。余怒涛、杨培蓉和郑延（2017）实证表明，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环境绩效呈正相关，两职兼任只有在国有企业中才能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在有关董事会治理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中，林素燕和赖逸璇（2019）发现，在不对地区进行区分的情况下，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等与企业技术创新成正相关关系。王思薇和牛倩颖（2020）等研究发现，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而董事会规模越庞杂、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则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部分学者就董事会治理与投资效率、内部控制、分类转移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董事会治理领域的研究，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周婷婷，2014）。

董事特征方面，在以往研究中，董事特征一般指董事会成员在性别、年龄、种族、教育及职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程度。一般可将董事会成员的异质性特征划分为可观察的人口统计特征层面的异质性和潜在认知层面的异质性（Anderson、Reeb、Upadhyay和Zhao，2011；Kang、Cheng和Gray，2007），前者包括性别和年龄等，后者包括教育及职业经历等。也有学者将董事特征划分为社会异质性和职业异质性，其中社会异质性指性别、年龄和种族等，职业异质性包括职业经历、任期、教育经历等（李维安和姜涛，2007）。一般来说，人口统计特征层面的异质性（或称社会异质性）更容易被外部观察到，并成为董事异质性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潜在认知层面的异质性（或称职业异质性）更容易激发讨论，提高治理和决策效率。具体来说，有关董事特征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以下方面。Gul、Kim和Qiu（2010）认为，女性董事会成员能够带来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更加多元的观点，并提高决策质量。赵冰梅和吴会敏（2013）从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长期股权投资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计算分析高管性别差异对这三个方面投资比率的影响，从而得出优秀的女性高管和男性高管一样，可以为上市公司做出正确的、适当的投资决策。Bantel和Jackson（1989）的研究表明，平均年龄较大的董事会较少做出战略变革决策。Tihanyi、Ellstrand、Daily和Dalton（2000）的研究表明，虽然董事会成员平均年龄低对企业的成长来说较为有利，但由于年轻董事缺乏经验、稳定性差，因此销售收入波动较大。董事职能及专业背景的多样化，有助于激发董事会对于不同观点的讨论（Simons和Chabris，1999）。Barkema和Shvyrkov（2007）认为，相较性别、年龄等显性的异质性特征，职能及专业背景等潜在的异质性更有助于形成创新决策。Anderson、Reeb、Upadhyay和Zhao（2011）持类似观点，认为董事职能异质性较高，则董事会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将更为丰富。李小青（2012）将职能异质性和任期异质性定义为认知异质性，从创新战略中介作用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的职能异质性和任期异质性分别与创新战略成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且创新战略部分中介了认知异质性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部分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如Tuggle、Sirmon、Reutzel和Bierman（2010）的研究就发现，董事专业背景异质性对董事会讨论决策并没有显著影响。周建、张文隆、刘琴和李小青（2012）的研究表明，董事职能异质性有助于促进企业实施创新战略，但董事专业背景异质性对创新战略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