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的漱石论应有中国特色

上一节已谈及方法论问题，有必要设一节做更详细的论述吗？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方法论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放眼世界，回顾我们人类文明史。我国著名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指出，在世界文化的四大体系中，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都在东方，只有欧洲文化体系属于西方。[3]可见东方各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并不少于西方。因此，就国家和民族整体而言，根本不存在此优彼劣或彼优此劣的问题。但由于世界如此之大，经济、文化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能完全同步、平衡的。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较早较快地摆脱中世纪的封建桎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了对东方各国的掠夺，在文化上宣扬西方中心主义。一时间人们竟然忘记了西方人历史上对东方文化的借鉴，以为东方似乎历来就是愚昧落后的。但是到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日益暴露，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这个社会产生怀疑，进行批判，提出种种医治其病根的药方。其中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东方民族，特别是我们中国的独立解放，摆脱殖民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这个先进思想。

可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文化界竟有少数人又提出了早被历史证明行不通的全盘西化的口号，否定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新回顾一下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化伟人夏目漱石是怎么样对待东西方文化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其次，从日本对夏目漱石研究现状看也是很有意义的。

1979年，日本著名作家开高健，在公开信里指出因生活好了而写不出作品的问题后，在作家中激起不大不小的波浪。关于纯文学危机的议论不绝于耳，从而引起对什么是文学的议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夏目漱石又成了作家、评论家注目的对象，夏目漱石热经久不衰。1993年，设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出了个非常大得吓人题目，叫作“日本的想象力”，这个大题目中的一个小题目就是“夏目漱石的想象力”。日本《文学界》杂志 1993年7月号刊载了著名作家古井由吉、著名评论家江藤淳和美国人里维阿·莫奈，就这个题目所作文章及他们的座谈记录。从副标题《以〈梦十夜〉为中心》也可以看出，他们主要围绕短篇小说《梦十夜》展开讨论。这次座谈是通过小说创作来看夏目漱石的想象力的，也未探讨理论问题。江藤淳先生的发言又一次触及夏目漱石与女性的关系问题，不过这次他认为恐惧女性是夏目漱石的基本主题，只是未提夏目漱石与嫂子登世的关系。这个事实说明日本在夏目漱石研究方面并无什么大的进展。而缺少对夏目漱石在理论方面的想象力的分析是不会充分全面地展现夏目漱石的想象力的。因此，我至今仍认为夏目漱石的理论问题是日本评论界一直忽视的问题。这里我想冒昧地说，如果要想重新探讨什么是文学以及怎么样创作、怎么样欣赏、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那么，最好还是从研究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入手。因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下本钱开采的富矿，我深信通过对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的认真研究，肯定有助于日本整体评论水平的提高。日本的漱石研究既然是如此状况，我们不应该走他们的老路，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认清系统深入研究夏目漱石的意义之后，还必须认真解决方法论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夏目漱石研究应有中国的特色，应该以我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记得日本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时，希望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应该写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日本文学史来。这席话令人深思，对人很有启发，当时她那样十分恳切的语气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可以应用于对作家的研究。

对于夏目漱石那博大精深的理论，我们应该像漱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那样，认真研究。毛泽东曾经批评很多留学生的毛病，说“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4]。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更需要负起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

但是光有好的愿望还不够，还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态度和方法。要脚踏实地地搜集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这详细占有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应该说这方面日本学者一般说来做得比我们好，值得学习借鉴。所谓分析不同的发展形态，探寻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就是要辩证地完整地系统地分析所掌握的材料，以便找出客观规律来。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应该看到，在这方面日本学者是比较弱的。这就是我们与日本学者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差异。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怎样对待西方文学，夏目漱石有其独特见地，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篇小说《草枕》里，主人翁说，米勒是米勒，我是我，表示要以他自己的艺术趣味来描绘风流的土佐卫门。在《三四郎》里，夏目漱石又通过一个青年之口，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他说：“我们是研究西洋文艺的人，但研究归研究。我们和屈从于西洋文艺脚下的人根本不同，我们是为了不受西洋文艺的束缚，是为了解放受到囚禁的心灵而研究西洋文艺的。”这段话确切地反映了作者对西方文艺的根本立场。1915年，漱石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中，回忆到他对西方文艺从所谓“他人本位”到“自我本位”的转变过程。他得出结论，即使西洋人说这首诗如何出色，韵律怎么怎么好，那是西洋人的观点。虽然并不是不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但是我们没有也必须这样想，照样贩卖的道理。我既然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决不是英国人的奴隶，那么，作为一个国民这样的见识是必须具备的。从世界上都重视正直这样的道义德性看，我也决不能歪曲自己的意见。[5]我们研究夏目漱石，也应该借鉴学习他研究英国文学的比较科学的正确方法。

以上总结了目前为止日本和我国对夏目漱石研究的概况，进一步开展夏目漱石研究的意义和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

本书主要探讨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重点首先是其文学理论代表作《文学论》的内容、成就。其次是他的文学评论，包括他对英国文学的评论和对日本同代作家和艺术家的评论以及他对自己一些创作经验的总结。最后探讨一下他的文艺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即他的理论来源。通过他与日本同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比较，并把他置于20世纪日新月异的世界文艺理论发展的大潮流中，确定其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本书将首先对漱石的生平、思想和早期文章、评论做些述评。

[1] 《鲁迅译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1页。

[2] 《日本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3] 《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98页。

[5] 《漱石全集》第13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491页。岩波书店1935—1937年出版19卷本全集，下文只注明卷数与页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