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翻译和研究概况及今后展望

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夏目漱石就是借着五四运动的东风较早地与我国读者见面的日本文豪。而我国最早发现夏目漱石的则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1923年，鲁迅为《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选译了《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并且慧眼独具地赞赏说：“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1]这里特别应该指出，当时夏目漱石谢世刚过七年，日本文坛因无产阶级文学开始勃兴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正面临着剧变，还未来得及评定夏目漱石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就毫不犹豫地把“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地位送给了夏目漱石，这是富有独创性的见解。总之，夏目漱石是我国被毛泽东称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最爱读的外国作家之一。1936年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还记载了他购买阅读《夏目漱石全集》的事。

夏目漱石是我国翻译出版界最注目的日本资产阶级作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小说集中一般都选译了他的作品。例如，《近代日本小品文选》（谢六逸译，大江书馆1929年版）、《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现代日本短篇杰作集》（丘晓沧译，大东书局1934年版）、《日本小说名著》（鲁迅等译，启明书局1937年版）等。1932年，开明书店出版了由章克标翻译的夏目漱石作品专集，收入了《哥儿》《伦敦塔》和评论《鸡头序》。

我国翻译介绍夏目漱石作品的特点之一是重译本比较多。从重译本的多少可以看出我国读者的喜好，尤其是《草枕》特受中国读者的青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三种译本：崔万秋本（真善美书局1929年版）、郭沫石本（美丽书店1930年版，北平美丽书店盗版本）及李君猛本（上海益智书店194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有丰子恺定名为“旅宿”译出。此外，台湾光复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出版了郑清文先生的译本。1986年，福建省海峡文艺出版社把《哥儿》与《草枕》合为一集出版。这样，《草枕》在我国至少有六种译本。《哥儿》次之，也有五种译本。长篇小说《心》有四种译本：最初由古丁译出，新京（长春）满日文化协会1938年出版，1940年由东光书苑再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董学昌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周炎辉本（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和周大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最早译成中文的是其代表作《我是猫》，1926年风文书院出版，程佰轩译出。新中国成立后，由胡雪和由其合译，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夏目漱石选集》第一卷出版。其他一些著名长篇小说，一般也有两三种译本。如前期三部曲之一的《三四郎》有崔万秋本（中华书局1935年版）和吴树文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其后》和《门》也各有两种译本，译者分别是南京大学的陈德文和上海译文社的吴树文。

尽管经过我国几代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在翻译介绍夏目漱石的作品方面成就不小，然而夏目漱石描写日本资本主义初期矿工的生活、思想及其恶劣的劳动条件的长篇小说《矿工》，以及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虞美人草》《行人》《过了春分为止》和反映夏目漱石思想到达最高层次的优秀中篇小说《风暴》，以及不少俳句、短歌和大量评论还有待翻译出版。我以为现在已经到了组织力量把翻译出版更多的夏目漱石的作品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在我研究了夏目漱石的主要著作后，越来越觉得这是值得我们下功夫的一个领域。

已经译成中文的短篇小说，除了鲁迅先生的两篇外，还有《梦十夜》《伦敦塔》《印象》《文鸟》等。还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就十分重视翻译夏目漱石的理论著作，《文学评论》早在1928年就由哲人翻译，由厦门国际学术书社出版，《文学论》由张我军翻译，1931年上海神州书店出版。可能由于印数不多，现在很难找到这两本书。现当代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有关夏目漱石的文章，大多没有提及这两部著作。甚至连《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介绍夏目漱石时，都未谈及其文艺理论。可以说，夏目漱石的文艺理论，是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家未涉及的领域。以上资料说明，我国对漱石的文论还谈不上什么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主要成就在于翻译介绍夏目漱石的作品，但还有不少重要作品尚未翻译。所以，曾长期从事日本文学教学工作的北京大学教授刘振瀛先生说，“我国过去对日本文学研究的底子薄弱”[2]，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对整个日本文学的研究是如此状态，对夏目漱石的研究也基本如此。有鉴于此，我以为今天摆在日本文学翻译、研究和出版家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要扩大翻译出版夏目漱石作品的范围，尤其应该多翻译一些评论文章，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夏目漱石的基础。只有走出走好这第一步，才能吸引、动员更多的人去了解、研究夏目漱石。进一步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学习借鉴夏目漱石如何正确对待东西方文学艺术，加以综合利用，使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时代的最高峰，这对于建设富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下面主要谈谈我国在夏目漱石研究方面的问题。我国夏目漱石研究方面的主要特点是与翻译出版作品密切结合。从鲁迅开始，翻译出版作品时一般都附有译者或专家的序言，对有关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分析。于是，我国的夏目漱石研究也是作品论比较多。这些序言在介绍夏目漱石方面也有不少精彩论述，功不可没。其中刘振瀛先生为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选集》写的前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较系统地评论夏目漱石的文章。此后，刘先生又写了《哥儿》《后来的事》两个译本序和《〈我是猫〉笑的剖析》《夏目漱石的艺术书简》《夏目漱石的思想与前期鲁迅思想》等评论文章。刘振瀛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文科二部。据刘振瀛先生晚年回忆说：“它是日本政府所管辖的学校，它所讲授的课程，有关日本文学，只限于古典部分，而且着重于训诂及书志学等方面，不太分析作品的内容，也不讲近代文学。”刘振瀛先生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日本文学系教了四年书，讲的也是《平家物语》《谣曲》之类的日本中世纪文学。1951年刘先生调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最初几年教的是日本语言，也很少和日本文学接触。至1957年他才开始讲授日本文学史。中间又经过“文化大革命”暂时中辍。刘先生的经历，在中国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家中很有代表性，成就也很突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林林先生为刘振瀛先生的论文集写的《序言》中，称赞刘先生“身兼三种工作：研究、翻译和教学，都做出卓著的成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认真细致，有自己的见解，在日本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的确，为完成自己的教育任务，刘先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也可由我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刘先生编写的讲义为证。这些讲义说明，刘先生努力摆脱了日本教育的影响，开拓自己的研究道路。他的日本文学通史从古代神话一直讲到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并且比较重视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分析。不言而喻，夏目漱石也是刘先生重点讲解的近代作家。由于课时的限制或一个人讲授一国文学通史，自然不可能全面、系统分析夏目漱石的。因此在夏目漱石研究方面，刘先生仍留下不少待开垦的空白地。我们作为他的学生，理应精耕细作，结出丰硕的果实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对夏目漱石的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一些评论文章已经不再是某部翻译作品赏析，它们可以脱离作品而独立存在，甚至以传记或专著形式出版。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何乃英教授的《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广岛大学客座研究员李国栋的《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论文有东北师范大学谷学谦教授的《夏目漱石和老子思想》（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论丛》，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揭侠的《夏目漱石之中国认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论丛》，1991年），以及拙文《夏目漱石与汉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文学研究集刊》1993年第15期）等。虽然有些文章仍以评论作品为主，评论方法或切入问题的途径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受到日本研究方法的影响，如李国栋就说，他从他的日本导师相原和邦先生以“逻辑”“事实”“真实”等关键词语为线索，论述《心》《明暗》等作品的系统论中得到方法论启示。如果没有他先生“卓越的三部作品系统论”，就没有他的“头脑”与“心灵”的“相克论”。李国栋及其他一些学者的文章也开始触摸夏目漱石的一些较深层次的思想理论问题，如“则天去私”问题等。

我国的夏目漱石研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即漱石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如上所述，刘振瀛先生写过题为“夏目漱石的思想与前期鲁迅的思想”（1988）的文章，在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李国栋的书中，也收入了近似的文章《初期鲁迅与初期漱石》《〈野草〉与〈梦十夜〉》。我国新老两代学者所作的这个题目是颇有中国特色的。

总的来说，我国的夏目漱石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说是很够的。我国对夏目漱石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已经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方面。虽然也偶尔涉及一些理论，但还很零碎，主要引用于对其作品的解说。尤其是与川端康成研究相比，对夏目漱石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了。而对日本现代文学和日本人民的影响，我认为夏目漱石更大一些。所以今后应该加强对夏目漱石的研究，当然我不是说对川端康成的研究已经很透彻，再搞下去毫无意义了。我只是觉得重心应该有所转移，川端康成热似可适当降温而已。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夏目漱石研究的方法问题，怎么样继承发扬由鲁迅先生开拓的有中国气魄的评论方法，以确立富有我国特色的方法论。应该说这不是新问题，因为已有学者做了试探，刘振瀛先生的评论就很有中国的特色。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中国学子东渡攻读文学，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也学到日本教授的不少评论方法，成为我国夏目漱石研究的生力军，有的还出版了专著，可以说我国的夏目漱石研究后继有人，可喜可贺。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日本评论家虽然有其独特之处，然而也有许多方法并不先进。因此，对于日本资料和研究方法，我们应该批判地学习吸收，目的就在于确立富有我们中国特色的夏目漱石研究方法。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分析研究夏目漱石的文艺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领域有可能取得与日本同行迥异的成果。如果我们一味套用日本方法或只对个别结论做些修补，而无我们的理论体系、理论特色，那就只能说是日本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沿用。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排斥、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方法，例如实证主义方法。上一节中我已经肯定日本学者以此方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我也清楚地指出了它的局限。我以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才能克服这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