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文革”历史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几乎涵盖了所有经历过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包括被打倒的一批知识分子（学者、作家、教师等）、接受上山下乡锻炼的知青、积极参与各种运动的红卫兵等。这是因为“创伤主体不仅包括施暴者和直接遭受创伤的受害者，而且包括旁观者、救援人员”[3]。创伤体验不再拘囿于个体与群体，而是属于民族、国家乃至全世界共同的心路历程。创伤也不再指向某个政治事件，而是开始涉及伦理情感、文化积淀、人性反思与生存意义等。当研究开始关注到创伤叙事中的记忆与遗忘、书写与遮蔽时，就与相关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审美风格等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跨领域及多样化的文化群体间的研究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新时期创伤文学作品浮出历史地表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最终形成动态发展、综合考量的创伤研究态势。

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尽管来源于同一的“文革”创伤记忆，但对于创伤叙事中的各个要素的侧重却有着不同的选择面向，形成了不同的创伤叙事类型。新时期初期，作家群体试图通过创伤叙事达到与读者、民众在情感上的交流目的，执着于倾诉，将愤恨、忧虑等充沛的情感得以喷薄与倾泻。但是，“精神创伤是人在受到伤害后，留给主体的记忆。他试图摆脱这种记忆，却又处于不断记忆和不断摆脱之中，精神创伤成为主体的一种心理状态”[4]。而“文革”历史复杂的社会政治性注定了从伊始对“文革”进行创伤叙事就是一个丰富多彩但又难以言说的文学现象。从将迫害者归罪于“四人帮”少数人到否定“文革”，再到真正反思“文革”创伤的文学书写中，发现人人都有创伤，人人都是创伤的制造者，也是创伤的受害者的事实。在新时期文学中呈现出创伤叙事作品里的受创者形象——包括对亲人的背叛、对家庭的逃离，还有背叛后的忏悔、冷漠，以及对旁人、对自己思想精神或心理状态剖析等——在“文革”创伤中或之后引起的创伤症候反应是复杂而多样化的。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根据新时期文学的特点，将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分为家庭创伤叙事、社会创伤叙事、集体创伤叙事、女性创伤叙事四种不同类型。从政治意识、个体意识、现代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引导与规训，考察创伤叙事与“文革”历史记忆的关系，更好地表达对“文革”创伤的认识。从性别意识的视角对女性创伤叙事的书写轨迹与变化进行纵向历史考察，发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受政治、男权与身体等各因素的深刻影响，既有对主流创伤叙事的同声附和，也有对女性创伤的独特唱吟。最后从创伤意识与社会规范、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创伤主题与创伤形式三重悖论性，肯定新时期文学中不同创伤叙事类型都是对创伤历史的应对方式和不同面向的历史反思，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以更好地把握新时期文学中创伤叙事的文化建构过程。

本书主要根据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来完成课题内容。研究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涉及1976—1989年这一时期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相关评论及社会文化环境的舆论导向。查阅的主要文献包括新时期关于“文革”创伤文学作品的发表原稿，同一时期文艺领导人的讲话和相关文件，同一时期出版的《人民文学》《文艺报》《文汇报》等期刊。只有通过查阅和分析有关历史文献，细读新时期文学叙事作品文本，分析创伤各个要素的话语形态，探讨创伤叙事形态的嬗变过程，才能对问题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在此过程中，既可以对某一创伤叙事类型进行翔实的综合考量，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征与意义；也可以辨析出由于社会政治、作家群体等各种因素的渗入与发展而造成的不同创伤叙事类型之间的差异性。既可以通过不同历史时段不同作品的再解读，追溯其不同层面上对创伤记忆的叙事再现；也可以审视新时期文学与新世纪文学中的创伤叙事对创伤症候表达上的承续关系，追溯考察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与政治博弈、合谋及分道的复杂关系。既可以将其作为对“文革”历史叙事的一个时段考察，也可以纵向比较考察其在当代文学中作为历史见证与文学治疗的书写意义。因此，对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法，通过横向或纵向的对比来把握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的演变轨迹。在此研究过程中，厘清文学究竟以何种态度面对创伤，又以何种面目得以示人？面对创伤，文学在遗忘与铭记的不断选择中，最终如何回到以人为本的书写可能性上等种种文学议题，由此，发现创伤因素如何广泛存在于各个时段的文学作品中。将创伤叙事作为贯穿新时期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主线，深入阐释当代文学史，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本书由绪论、主体六章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书选题的缘起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等问题。

第一章是创伤的含义与创伤叙事的文学意蕴。主要界定创伤内涵与创伤性事件，梳理创伤理论的演进历程，辨析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两个概念，限定新时期文学的上下时限，对创伤叙事、文学性创伤叙事和新时期文学的不同创伤叙事类型及其特征进行论述。

第二章是政治意识下的家庭创伤叙事。通过分析新时期关于“暴露文学”“问题小说”等文艺问题的争论，指出以《伤痕》为代表的家庭创伤叙事，既以揭露与控诉的姿态揭示了“文革”创伤给人们精神和身体造成的双重伤害，也在创伤叙事的诉求与目的方面呈现出了独特的属性。在政治意识的制约与主导下，通过家国创伤同体化的隐喻书写，新时期家庭创伤叙事形成了同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新时期家庭创伤叙事既是出自作家真正的对创伤历史的文学反思，更是源自作家们强烈政治意识下对创伤主题的热衷。

第三章是个体意识下的社会创伤叙事。主要从作家逐渐增强的个体意识分析新时期创伤叙事的个人化与自由化倾向，指出以《波动》为代表的社会创伤叙事，塑造了群众受创者形象，在不同层面的创伤叙述中，呈现出异质化的创伤叙事形态。新时期社会创伤叙事在作家个体意识的觉醒中，将个人创伤记忆与社会历史相结合，演绎着创伤话语从国家走向个体、从政治隐喻走向社会文化的创伤叙事建构，具有丰富的意蕴与文学价值。

第四章是现代意识下的集体创伤叙事。通过对受创者关系的文本审视和文化创伤的集体反思，指出以《一九八六年》为代表的集体创伤叙事，在现代意识冲击下，通过记忆之场，聚焦于创伤的各种症候，关注个体生命意义与受创者的精神世界，将其纳入公共视野与创伤研究范畴，凸显创伤事后性特征，呈现出意象化的创伤叙事形态。新时期集体创伤叙事反思的是“文革”创伤造成人们精神创伤的持久性与事后性、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以及如何重构与书写这段创伤历史。

第五章是性别意识下的女性创伤叙事。主要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分析女性创伤叙事从无性别意识到性别意识觉醒的创伤书写，指出以《一个冬天的童话》为代表的女性创伤叙事，在注重对精神创伤症候外在化描写的同时，既有国家民族创伤话语的同声，又有充满性别意识的独特创伤异调。新时期女性创伤叙事的意义在于书写“文革”创伤时精妙传神地表达了受创女性独有的心理体验与状态，发现受创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受制于政治、男权与身体等各因素，拓宽了新时期创伤叙事的视野。

第六章是新时期创伤叙事的悖论与承续。通过剖析创伤意识与社会规范、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创伤主题与创伤形式的三重悖论，指出新时期文学中不同的应对创伤历史的记忆与书写方式在新时期创伤叙事的建构过程中的意义，审视对后继乃至当下文学创伤叙事的承续与变奏，把握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普遍意义与具体走向。

结语部分是通过以上对新时期文学中的创伤叙事研究，从整体上对其特点给予辩证全面的评判，指出新时期创伤叙事中对“文革”历史的反思，不能仅限于群体的生存、精神、人性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而应该唤醒人类的重责大任，达到创伤普遍化认识的历史高度。

[1]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8页。

[2]王欣：《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8页。

[3]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24页。

[4]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