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海外竹枝词之源流

“海外竹枝词”亦称“外国竹枝词”，谓竹枝词中吟咏外国的作品。

海外竹枝词初现于清初，尤侗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的《外国竹枝词》，为此类作品之首创[30]。然在尤侗以前，以外国为题材、无竹枝词之名而可视为竹枝词的作品，间亦有之。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注中提到宋濂的《日东曲》和沙起云的《日本杂咏》[31]，宋濂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比尤侗早了一个朝代。又如明洪武三年（1370）吏部主事林弼使安南（越南）册封安南王陈日熞，其有《珥江驿口占八首》，诗云：

士女填街拨不开，共看天使日边来。

白罗衫称乌纱帽，坐听齐声说泠腮。

泠腮，方言甚美也。

清江十里画船过，落日凉风水不波。

花袴水军齐举棹，歌声唱作马前呵。

小卒横挑丈二殳，褒衣长帽似臞儒。

当街一喝人争避，如此威狞更有无。

蛮官短发皂衣，江驿时来学步趋。

归去休骑割鬃马，底鸦穏卧胜篮舆。

底鸦，绳结肩舆也。

八月伞圆山下路，颠风卷地雨冥冥。

劝君莫汲珥江水，斗死鱼龙气正腥。

俗传古有熊王女子，江山二神争娶，为山神所先，至今犹斗云。

机家舟上女如云，日日机中织缕勤。

忽见江头秋月色，唱歌声到夜深闻。

南人谓绡为缕。

齿牙如漆足如霜，红缕衣裙紫袴裆。

见客不羞娇作笑，谁家昆艾卖槟榔。

昆艾，女子也。

鹦鹉窗前返照明，槟榔树下晚凉生。

女郎浴罢清江去，不断秋砧捣素声。[32]

是诗描述珥江驿站[33]所见越南风俗，写到当地官民的生活、男女的衣着、游戏与劳动的情况，明丽生动，颇具竹枝情致。再如，明永乐十二年（1414），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陈诚奉使西域，归国后进呈《西域行程纪》和《西域番国志》，后一种书中载录不少诗文，中有《至撒马尔罕国主兀鲁伯果园》七绝四首，云：

巍巍金璧甃高台，窗户玲珑八面开。

阵阵皇风吹绣幕，飘飘爽气自天来。

加趺坐地受朝参，贵贱相逢道撒蓝。

不解低头施揖让，唯知屈膝拜三三。

饭炊云子色相兼，不用匙翻手自拈。

汉使岂徒营口腹，肯教点染玉纤纤。

金鞍骏马玉雕裘，宝带珠璎锦臂。

身外不知天壤阔，妄将富贵等王侯。[34]

又《安南女》一诗：

蒌叶槟榔染齿唇，短袍斜袂当衫裙。

生来总不知簪履，足跣童头老此身。[35]

二诗状写外国风物，流利诙谐，甚得竹枝之妙；其对外国与外国人的矜持态度，亦与后世海外竹枝词的许多作品相同。

沈昌直论南社诗人周斌之《柳溪竹枝词》，谓“小之即闾巷歌谣，所陈者不出一乡一里之间，而语本天真，事皆征信，寥寥短章，亦实为一方志乘之所自出”[36]。竹枝词从“一乡一里”，进而至于外洋绝域，五洲万国，是文学的内在发展驱力决定的。这样说，并非贬低尤侗的开创之功，而是说，因缘际会，尤侗在自己身上比较好地体现了竹枝词发展的潜能[37]。

尤侗（1618—1704），字展成，一字同人，早年自号三中子，又号悔庵，晚年自号艮斋、西堂老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尤侗明亡后仕清，晚岁官至侍讲，工诗文词曲，顺治帝尝称为“真才子”，康熙帝亦称之为“老名士”[38]，虽恃才不敬，亦优容之[39]。著《西堂诗集》二十五卷，除《外国竹枝词》外，尚有《亦园十景竹枝词》十首、《沧浪竹枝词》八首、《虎丘竹枝词》六首等其他竹枝词作品。《外国竹枝词》为百首组诗，其子尤珍为之注，首述朝鲜、日本，其次为琉球、安南、占城、真腊等东南亚诸国，再下天竺、天方诸国，后回疆诸地、蒙古（明代西陲未入版图），总计七十八题，分咏八十六个国家和地区[40]。自序云：

历代史记列传之末，例及四裔。读史至此，惟恐卧矣。然要荒朝贡之盛，未有过于有明者。自太祖开国，声教渐被。成祖继之，北征沙漠，南定交阯，复遣郑和扬敕三下西洋。于是属国麇至，毕献方物。今考《会典》、《一统志》所载，暨《西域记》、《香胥录》、《星槎瀛涯胜览》诸书，风土瑰怪，震眩耳目。此固穆王辙迹之所未到，汉家都护之所不能通也。予与修《明史》，既纂《外国传》十卷，以其余暇，复谱为《竹枝词》百首，附《土谣》十首，使寄象鞮译，烂然与十五国同风，不已异乎。[41]

此序与尤侗自撰《悔庵年谱》一致[42]。由是可知，尤侗本人并未身至域外，《外国竹枝词》都是从书本上来的，是尤侗参与撰写《明史》的副产品。《明史》外国列传主要记述各国国事及与明朝往来关系，亦稍涉地理风俗。《外国竹枝词》则反过来，以后者为主，前者则不甚及之。《清史列传》谓尤侗“才既富赡，复多新警之思，体物言情，精切流丽”[43]。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说他“诗初效白，后习宋人，不甚藻饰，叉手而成”[44]。《外国竹枝词》内容上取广而不取深，赋各国仅用一二首，最多者朝鲜亦只有四首，亦有二三国共一首者，可谓勺水一脔，知味即止。这和后世追求面面俱到的海外竹枝词是不一样的。另外，从作风上看，恍若漫不经心，而一经点染，无不诙谐轻妙，确有“叉手而成”的特点。

《外国竹枝词》既从史料中取材，则可从史料中取证。如咏朝鲜诗之一云：“长衫广袖折风巾，硾纸狼毫汉字真。自序世家传国远，尚书篇内九畴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一卷“朝鲜”有云：“国人戴折风巾，服大袖衫，形如弁士，加插二羽”;“其产金、银、铁、石灯盏、水晶盐、、苧布、白硾纸、狼尾笔……”[45]又如咏日本诗之一云：“吹螺挥扇舞刀都，圣鬘罗华知有无。乞得中原音韵去，也来弄笔咏西湖。”注云：“使臣答里麻有《咏西湖诗》云：‘一株杨柳一枝花，原是唐朝卖酒家。惟有吾邦风土异，春深无处不桑麻。’颇寓嘲笑之意。”此诗《殊域周咨录》亦有录，并其他日人诗多首[46]。

袁行云谓《外国竹枝词》“题虽新异，而内容采自《一统志》、《西域记》、《象胥录》、《星槎瀛涯揽胜》诸书，无所是正发明”[47]。这一批评一般而言是可接受的。传说置诸不论，即作为事实入诗者，如说阿鲁[48]“山家多喜喂飞虎，肉翅刚抢三尺低”（注云：“山中出飞虎，如猫大，前后足相连，有肉翅，能飞不远”）。说勿斯里[49]“天江水到自浇田，宝镜能空万里烟。更上浮图二百丈，谁家战马敢扬鞭”（注云：百年不一雨，有天江水可浸田。江上有镜，他国盗兵来，辄先照之。大塔高二百丈，国被兵，则据塔拒敌，可容二万众）。说木兰皮[50]“海西最大木兰舟，载酒千人汗漫游。六尺圆瓜三寸粒，黄羊生割百斤油”（注云：“一舟容万人，中有酒肆。物产皆奇，大羊高数尺，尾大如扇，割腹取脂，缝合仍活”），等等，事皆荒唐、难信，而不加别择。黄遵宪对尤侗亦有批评。《日本杂事诗》云：“日本旧已有史。因海禁严，中土不得著于录。惟朱竹垞收《吾妻镜》一部，故不能详。士大夫足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读其书，谬悠无足怪也。……至尤西堂《外国竹枝词》，日本止二首，然述丰太阁事，已谬不可言。”[51]“述丰太阁事”涉咏日本诗二首之一：“日出天皇号至尊，五畿七道附庸臣。空传历代吾妻镜，大阁终归木下人。”（注云：“隋时致书自称日出处天子，国中称天皇，以尊为号。有五畿七道三岛，附庸百国余。《吾妻镜》纪本国君臣事迹。吾妻，岛名也。木下人为平秀吉。万历中篡夺倭国，自号大阁王。”）据今人所著《日本简史》，丰臣秀吉本名“木下藤吉郎秀吉”,1573年改称“羽柴秀吉”,1585年被天皇授“关白”之职， 1586年被任命为太政大臣，并赐姓“丰臣”,1591年统一日本以后，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秀次，自称“太阁”[52]。注中说丰臣秀吉“篡夺倭国”，自号“大阁王”，都不正确。当然，这个错误也不是尤侗一个人的。明人对日本曾有许多误会，朝鲜战争期间，万历皇帝曾派钦使封丰臣秀吉“日本王”，反而引起后者的愤怒，成为继续交战的引子。关于欧洲诸国，《外国竹枝词》的问题也不少。其咏“佛郎机”（葡萄牙），亦就殖民于马六甲之葡萄牙人而言，其故国所在，并不提及（核《明史·佛郎机传》亦然）。其咏“吕宋”（菲律宾），言为“佛郎机人”所灭，是对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不能分别。其咏“和兰”（荷兰）亦只说“红毛番”行战船于海上，用“照海镜”（罗盘针）往来不迷，同样不知其来历。其咏“拂菻”云：“珊瑚为棁水晶梁，十二金人立阕旁。珍重铸钱模异样，要将弥勒配君王。”（注云：“古大秦国有金人立门，属十二丸。率一时落一丸。铸金银钱，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诗中之“金人”，殆为罗马人的雕塑，却攀扯到秦始皇收天下之兵所铸十二金人；钱币上的像自是神像或皇帝像，却说成是弥勒佛。平心而论，有明一代，中国在世界的活动范围，远超前代。即如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无论从规模还是里程，皆开世界航海史之新篇，其最远履践之地，北到麦加，南到非洲东海岸之索马里、莫桑比克，为前代不能想象。由于这一关系，明人对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的了解，是更进一层的，这一点，尤侗在《外国竹枝词》自序中亦有足够的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外国竹枝词》这样专门吟咏外国的组诗得以出现。但是，同时，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国人对异邦了解不够，信息不准确，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情形，还不能根本避免。尤侗既未行走绝域，亦非地理专家，故《外国竹枝词》还不能超过时代的一般水平。

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包罗万象，吟咏多个国家和地区，继尤侗之后，出现了一些专咏一国的竹枝词。首先是汪楫和林麟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以翰林院检讨汪楫为正使、内阁中书舍人林麟焻为副使，往琉球[53]册封尚贞嗣王位。汪、林楫二人此行各作《中山竹枝词》一种[54]（“中山”为琉球人对其地的自称）。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以翰林院检讨海宝为正使、编修徐葆光为副使往琉球，册封尚敬嗣王位。徐葆光此行作《中山竹枝词》一种，随行的黄子云作《琉球纪事咏》一种[55]。嘉庆五年（1800）清廷用翰林院修撰赵文楷、中书舍人李鼎元为正副使往琉球，册封尚温嗣王位。此行李鼎元与寄尘上人[56]有竹枝词唱和，寄尘原作名《琉球竹枝词》，李氏和作名《和寄尘竹枝词》，皆十首，李氏诗有序[57]。嘉庆十三年（1808）清廷再以翰林院编修齐鲲、工科给事中费锡章为正副使往琉球，册封尚灏为琉球王。此行费锡章有《琉球杂咏》十首，继踵汪、徐竹枝词之作[58]。至鸦片战争之前，外国竹枝词以咏琉球最多，使节及随员赋竹枝词，几乎相沿成习。这些琉球竹枝词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一为强调琉球与天朝之间的历史关系，如林麟焻诗云：“徐福当年采药余，传闻岛上子孙居。每逢卉服兰阇问，欲乞嬴秦未火书”；一为追溯琉球作为藩国所受天朝的恩遇，如林氏诗云：“唤取金滕开旧诏，侏 泣说先皇”,“二十七王礼祀在，釐圭锡鬯见君恩”；一为描写琉球人的风俗，此为最主要者，如：汪楫诗云：“两耳无环髻不殊，孰为夫婿孰罗敷？译人笑语公毋惑，验取腰间带有无。”此说男女服饰不别。徐葆光诗云：“纤纤指细玉抽芽，三五初交点点瑕。墙上空怜小垂手，回风如卷落梅花。”[59]此说女孩十五岁以墨纹手背。寄尘上人诗云：“笑他男逸赋闲居，中妇奔劳集大墟。不惯肩挑能负重，一筐头戴百斤余。”此说男人不事劳作女人出力。李鼎元诗云：“冶游花布帐为房，漆榼双担水火箱。漫道米肌酸似酒，佳人亲嚼味如浆。”此说“米肌经妇人口嚼而成球，人以为上品”[60]。

继汪楫和林麟焻《中山竹枝词》之后，有徐振《朝鲜竹枝词》四十首。关于徐振的资料不多，根据《历代竹枝词》作者小传，徐振字白眉，号沙村，江苏华亭（上海）人，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举人，有《山辉堂诗稿》[61]。《朝鲜竹枝词》是出使朝鲜产生的作品。关于此次出使，因史料缺乏，无从说明。关于作者此行身份，诗注中有“州守柳君见余题壁句，过访邮亭，画地相起居，会敕使登骑促行，怅然别去”语，可断是使节的随从。此诗一少部分为纪行，一大部分写当地风物。从纪行部分，可知当时出使朝鲜的路径为先渡鸭绿江，再从陆路至平壤；到平壤后，对方接待隆重，“千官乌帽若云屯，龙旗前导人声静”；以文艺节目招待，“漫天罗帐护花裀，十丈鼇山百戏陈”；女人们争相偷看，“无数妖姬窗底立，玉纤偷指看唐人”；国王拜接诏书，“通事官赍诏至王所，王北向舞蹈毕，方与敕使以宾客礼见”,“却与使臣分席坐，圣朝恩渥自无猜”。从这些记载，我们只能表面了解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和往来方式。实际上，李朝虽迫于武力与清结城下之盟，为藩属国，在清朝前期，则实行尊明反清政策，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李朝肃宗三十年）更筑大报坛祭明神宗（万历帝），以后增加明太祖（洪武帝）和明毅宗（崇祯帝），每年在三个日子祭祀，历二百年之久[62]。另，清朝使节虽多次至李朝，他们与李朝文人的唱和、交往则远逊于宋、明两代，甚至发生清使傲慢自负，遭到李朝文人抵制的事[63]。两国间的这些问题，在徐振的《朝鲜竹枝词》中，并无痕迹。作者虽有来自天朝大国的矜持，仍以称许为主。作者笔下的朝鲜物产丰富，民风和美，尊崇文化，煦煦怡怡，有桃花源之风。这一形象，上承了历史上对朝鲜民族的描绘。

清代尚有一种《朝鲜竹枝词上下平三十首》，作者柏葰，原名松葰，字静涛，蒙古正蓝旗人，姓巴鲁特氏，道光六年（1826）进士，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咸丰九年（1859）以顺天科场舞弊案伏法[64]。柏葰负诗名，有《薜菻吟馆诗存》，时颇称之[65]。道光二十三年（1843），朝鲜王妃逝世，柏葰充谕祭朝鲜正使，出使朝鲜。《朝鲜竹枝词上下平三十首》出《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在《薜菻吟馆诗存》之后，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六十五全文抄录[66]。作者跋曰：“华亭徐白眉振《山辉堂诗集》有《朝鲜竹枝词》四十首，摹写工致，间有今昔不同处，参而观之，可以得其大略矣。”[67]此诗首述朝鲜八道，再述历史，再述物产、风俗，虽不及徐振的《朝鲜竹枝词》爽利自然，内容上则可补充前者。

值得一提的还有丏香的《越南竹枝词》八十首。此书安徽芜湖市图书馆有藏，为阿英赠书之一种。作者丏香生平待考。诗序云：“皇华载道，昔传使者之章。白雉呈祥，远献交人之贡。双诏沛深恩，命衔豸绣。一行承末吏，力效凫趋。天涯海角，异俗殊风，瘴雨蛮烟，授餐适馆。虽无鼻饮头飞之怪，绝非耳濡目染之常。一路衣冠人物，愈出愈奇。四时草木昆虫，无冬无夏。见闻所及，记载颇繁，慢为《竹枝》《浪淘》之词，可作牛背牧猪之曲。”题作“道光二年正月人日”[68]。根据史料，道光元年（1822）清廷遣广西按察使潘恭辰赍敕印往祭去世的越南国王阮福映，并封阮福皎为越南国王[69]。由此推断，丏香为此次出使的随行人员（亦即序中之“一行承末吏”）之一。当时阮氏王朝的首都在越南中部的顺化，但谕祭和册封的典礼则在升龙（河内）举行。《越南竹枝词》叙举行仪式前使臣先更衣：“更衣亭设珥河边，吉服辉煌素服鲜。陪价（陪同官吏）拜完茶水至，团 盒摆筵前。”注云：“过富良江，有水名珥河[70]，清澈，设更衣处。封更吉服，祭更素服。”再叙阮富晈拜诏的过程云：“趋迎天使进中门，跪受皇封仰至尊。拜罢开言通问讯，向前捧手道温存。”这些完全符合规定的礼节，亦与史书的记载一致[71]。诗人亲履其土，所述都是现实存在的，排除了传统上关于越南人“鼻饮”“头飞”之类的想象[72]；但在另一方面，作者以天朝大国人物自居，对番邦小国不免有一种鄙视，此种眼光贯穿全诗，其刻薄言语亦俯拾即是。如述守卫云：“蕞尔弹丸一土城，公然京北镇为名。请看耀武扬威者，头戴鸡毛跣步兵。”述官员云：“箕大荷包项上悬，蓝红短袄着来鲜。斩新纨绔刚垂膝，泥腿漆皮官一员。”述妇女云：“蒙头盖面路旁蹲，灼灼看人二目存。交趾全无惟赤脚，越裳虽有不穿裈。”“偶然少妇撤头蒙，面目西洋白鬼同。作怪见人偏一笑，难看齿黑衬唇红。”等等。晚清海外竹枝词中有一些作品，对西方国家偏于讥讽，这固然是作者本人的一种取向，也是从传统承继而来，与根深蒂固的华夏至上主义有关。

以上为1840年以前专咏一国的竹枝词。继尤侗《外国竹枝词》之后，咏多国的竹枝词有福庆《异域竹枝词》百首。据《艺海珠尘》本《异域竹枝词》作者小传，福庆姓钮祜禄氏，字仲余，号兰泉，满洲镶黄旗人，由笔贴式历部曹镇迪道，当时官贵州巡抚[73]。所谓镇迪道，全称为“分巡镇迪屯田粮务兵备道”，是清代甘肃省下设的一道。乾隆四十一年（1776）由巴里坤道改置，道员驻迪化州巩宁城（今乌鲁木齐市区）。此诗分三组：新疆六十三首，外藩二十一首，绝域十五首，实计九十九首。作者小序云：

部曹椿园（兰按：名七十一）所撰《异域琐谈》（兰按：是书其同官刑部侍郎阮葵生易称《新疆纪实征信录》，序而行之）分新疆、外藩及绝域诸国列传，山川、风物、土俗、民情，历历在目。余读而喜之，作竹枝词百首以志异。[74]

由此可知，《异域竹枝词》是根据椿园《异域琐谈》的内容写的。按椿园名七十一，姓尼玛查氏，字椿园，满洲正蓝旗人，曾任阿克苏办事大臣公署主事、镇迪道观察等职。《异域琐谈》后来出过多个版本，有诸多异名，而以《西域闻见录》最著，本名反而不彰[75]。根据新疆组诗末注，福庆在“嘉庆丙辰秋日”作过补录，是年为嘉庆元年（1796），如此可知此诗作于1796年之前。

《异域竹枝词》“新疆”部分，因有补益和是正（以“仲余氏曰”为记）《异域琐谈》的内容，历来为研究新疆史、中国边疆史学者所重。这里主要谈“外藩”和“绝域”部分。总体说来，《异域竹枝词》对海外诸国的叙述，因为了解的缺乏，仍不免讹传和想象。如述鄂罗斯（俄罗斯）曰：“晨牝称尊已七年，虽无易姓枉千年。最怜胶鬓膏唇客，时向刀环队里宣。”注云：“自鄂罗斯之察罕汗没，无子，国人立其女为汗，以后皆传女。今已七代矣。仍袭察罕汗之号。其女主有所幸，或期年，或数月，则杀之。生女留承统绪，谓其汗之嫡传。生男则谓他人之种。”按察罕汗即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去世后，其皇后登基做女沙皇，是为叶卡捷琳娜一世，终罗曼诺夫王朝有四位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安娜·伊万诺夫娜、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叶卡捷琳娜二世），但绝不是世代传女。注又说，“必需大黄，人人皆食之，无则病矣”，这是当时的流言，到鸦片战争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奏时仍如此说。又云，鄂罗斯与控噶尔（瑞典）争战，败而求和，“许以岁纳童男五百人、童女五百人”，近于小说。凡此之类，福庆皆不能辨其讹误。同样，《异域竹枝词》述控噶尔“地产黄金、白银，多于石子”；克食米尔（克什米尔）人“花烛之夕，辄有物入洞房，新妇昏迷，听其淫污而去，亦不知其为何物也”；痕都斯坦（印度北部）出狮子，“往往猛飞吞月，飞去八九里，坠死山谷”；敖罕（阿富汗）盛男风，“人人各有俊童同卧起，其幸童之袴，紧束而以细锁锁之”；郭酣（巴基斯坦北部）有小人国，“其人短小，男妇皆长二尺余”；谟勒（土库曼斯坦之马里）“鱼有千丈者，皆能吸舟而吞人”；阿拉克（不确知）工匠“冬能使之炎热，夏能使之飞霜”；女国“有神木一章，抱之则感而孕”；狗国“生男皆狗，生女皆人”。津津志怪，往而不返，较尤侗竹枝词之荒唐不信，又远过之矣。

比较以上两类竹枝词作品可得出一个规律，即专咏一国的竹枝词都是出使的副产品，这些竹枝词基本上是一种历史文献，从中能够了解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社会历史和风俗情况；而咏多国的竹枝词都是从书本中来的，是阅读的结果，其所涉及的国家不仅有比邻，而且有绝域，这些竹枝词基本上属于文学，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象。前一类竹枝词的主要价值在历史学、地理学和民俗学，后一类竹枝词的主要价值则在“民族神话”，在比较文学所说的“形象学”。

所谓地近则易晓，天远则难知，以“文”入“史”，对“外藩”和“绝域”分不清事实与想象，是中西暌隔的历史条件造成的。自明中叶起，葡萄牙人就在澳门定居，至明末，耶稣会士进入内地传教，利玛窦立足北京以后，一些人更成为朝廷的“外臣”，虽然如此，朝野上下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仍非常少。《明史·意大里亚传》谓利玛窦五大洲之说“荒渺莫考”，又引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76]。明崇祯十二年（1639）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有云：“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罗、柬埔寨国。……而东洋则吕宋，其夷则佛郎机也。”[77]对西方的认识十分混乱。明万历间，徽州休宁人叶权在《贤博篇》中描绘他在澳门亲见的佛郎机（葡萄牙）人，包括男女面貌、服饰、饮食、礼仪等情况，中有这样一段：

事佛尤谨，番书旁行，卷舌鸟语，三五日一至礼拜寺，番僧为说因果，或坐或起，或立或倚，移时，有垂涕叹息者。其所事神像，中悬一檀香雕赤身男子，长六七寸，撑挂四肢，钉著手足，云是其先祖为恶而遭此苦，此必其上世假是以化愚俗而遏其凶暴之气者也。下设木屏，九格，上三格有如老子像者，中三格是其先祖初生其母抚育之状。下三格乃其夫妇室家之态，一美妇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谓。通事为余言不了了。其画似隔玻璃，高下凸凹，面目眉宇如生人，岛中人咸言是画。余细观类刻塑者，以玻璃障之，故似画而作濛濛色，若画安能有此混成哉！[78]

叶权对天主教一无所知，把天主教看成佛教，把耶稣理解为葡萄牙人的先祖，把钉死在十字架说成是为恶受罚，以昭儆戒，对《福音书》题材的绘画内容听不懂，甚至不相信油画为“画”，而看成一种“刻塑”。稍晚于叶权的江苏昆山人王临亨亦有机会亲见“澳夷”，然他在《粤剑编》所述，仍不外“深目隆准、秃顶虯髯”、饵饼甘香、器用精洁、“塑像与生人无异”而已[79]，难能有更深的认识。入清之后，这种情况长时期并无根本的改观[80]。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作于乾嘉年间的竹枝词《西洋杂咏》就特别具有认识价值。该诗为广州十三行[81]的总商潘有度（1755—1820）所撰，蔡鸿生教授以为是体现清代广州行商西洋观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标本”，全诗二十首，兹录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第十首：

忠信论交第一关，万缗千镒尽奢悭（华夷互市，以拉手为定，无爽约，即盈千累万皆然。既拉手，名为“奢忌悭”）。

聊知然诺如山重，太古纯风羡百蛮。

缱绻闺闱只一妻（夷人娶妻不纳妾，违者以犯法论），犹知举案与齐眉（夷人夫妇之情甚笃，老少皆然）。

婚姻自择无媒妁（男女自主择配，父母皆不与闻），同忏天堂佛国西（合卺之日，夫妇同携手登天主堂立誓）。

生死全交事罕闻，堪夸诚悫质于文。

素衣减食悲三月（夷人丧服，周身上下元色。父母妻俱服期年，朋友服三月），易篑遗囊赠一分（夷人重友谊，临终分财，友亦与焉）。

痌 与最怜贫，抚恤周流四序均。

岁给洋钱过百万，途无踝丐忍饥人（外洋各国，岁敛洋钱百余万元，周给贫民，途无踝丐）。

戎王匹马阅齐民（外洋国王出巡，只单骑，不用兵侍从），摘帽同呼千载春（外洋以摘帽为敬）。

简略仪文无拜跪（夷俗无拜跪礼），逢人拉手道相亲。[82]

这是“夷人”给作者的印象：经商则守信、交友则仗义、夫妻则情笃、君民则不隔。在蔑“夷”、贬“夷”、疑“夷”乃至仇“夷”的时代，如此为“夷人”唱赞歌的文学，还是吉光片羽、不为多见的[83]。当然，这里也有不真实的成分，如说西人为“父母妻俱服期年，朋友服三月”，但总体上是信实的。能够欣赏异族的优点，是文化交流近于成功的标志。这是由亲身交往、了解换来的。由于长时间接触，彼此习惯，偏见解除，原来极以为怪者，或变为正常之事，所反感者，或变为可佩。从福庆的《异域竹枝词》到潘有度的《西洋杂咏》，跨度非常大，说明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认识，正在由想象进至于实际。

以上粗论晚清海外竹枝词出现之前的外国竹枝词情况。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外关系的转捩点，也是晚清和中国近代的始点。侵略者的烧杀淫掠，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上层统治者的望风而逃，为鸦片战争文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素材。贝青乔《咄咄吟》两卷共一百二十首七言绝句，每诗一注，讥讽清军内部的腐败、庸懦和愚昧，诙谐滑稽，令人喷饭。此为咏鸦片战争第一等作品。以竹枝词形式咏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作品则有杨棨所作《镇城竹枝词》五十首、无名氏《京口夷乱竹枝词》四首、罗煚《壬寅夏纪事竹枝词》十六首、无名氏《扬州竹枝词》二十首。循此例，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则有无名氏《十年都门竹枝词》，以庚子事变为题材的作品则有疁西复侬氏、青村杞庐氏的《都门纪变百咏》。从这些作品，可看出竹枝词以其短小精悍、长于讽刺的特点，成为展现中外关系最受社会欢迎的文学形式。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帝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西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上海的租界也建立起来。洋泾浜成为“西洋景”的一个窗口，因之产生了大量“洋场竹枝词”或“海上竹枝词”。“洋场竹枝词”作者首推浙江海盐人黄燮清（1805—1864）。燮清原名宪清，字韵珊，一字蕴山，改名后字韵甫，道光十五年举人，曾官湖北宜都，任松滋知县。所著诗文有《倚晴楼诗集》十六卷，《诗余》四卷，戏曲九种[84]。《清史列传·文苑传》谓其“颖敏过人，才思秀丽，诗格不名一家。尤工倚声，所撰乐府诸词流播人口，时比之尤侗”[85]。与尤侗相类，黄燮清亦作数种竹枝词，其《洋泾竹枝词》二十四首作于咸丰八年（1858）[86]，为“洋场竹枝词”中较早者。其中述夷人楼居、夷妇乘马、男女连臂出游、夷女曳长裙、墨海书馆以牛转运、轮船、长桥、八音匣、自鸣钟等，皆新奇有味，成为后来同类作品之“母题”[87]。

黄燮清撰海上竹枝词早，而袁祖志撰海上竹枝词多。袁祖志于同治三、四年（1864、1865）始作《沪北竹枝词》二十四首，二十年间，继作《续沪北竹枝词》、《沪上西人竹枝词》、《沪城竹枝词》、《申江竹枝词》、《上海竹枝词》等多种，无虑数百首之多。袁祖志的海外竹枝词见本书第三章。袁祖志外，葛元煦、葛其龙、朱文炳等人皆作过多种“洋场竹枝词”。近人顾柄权收集十六种专书和五十九种从报刊图书中辑录之作，选词逾四千首，汇为《上海洋场竹枝词》，洋洋大观。由这些现象，可见竹枝词受文人喜爱、受社会欢迎的程度。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上海《申报》创刊，创刊号所载《本馆条例》宣布：“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篇记事之类，概不取值。”有学者认为，《申报》早期刊登的文学作品，近三分之一都是竹枝词，从数量上来说，几乎占《申报》所刊载文学作品之半壁江山[88]。笔者翻阅《申报》，以为这一判断不免夸大；但《申报》刊载过不少竹枝词，则确是实情。袁祖志在《沪城竹枝词》中讲到《申报》竹枝词受到广泛欢迎的盛状云：

聊斋志异简斋诗，信口吟哦午倦时。

底本近来多一种，汇抄申报竹枝词。[89]

毫无疑问，固有的竹枝词传统为海外竹枝词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而各种以“夷人”、“洋人”为题材的竹枝词，尤其是上海“洋场竹枝词”，与晚清海外竹枝词是互相扇动和激发的。有机会亲至欧美一游的中国人，往往先在上海的租界“鼎尝一脔”；好多海外竹枝词中吟咏的物事，在上海竹枝词中也可以找到；其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各种态度和心态，亦有共通性。袁祖志云：

客来海上见闻多，风景欧洲问若何？

聊撰小诗编异俗，墨池幽怪伏蛟鼍。[90]

这足以显示“洋场”与“海外”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外关系的转捩点，不可否认的是，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对中国进行变革的要求，客观上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创造了条件。道光二十二年（1842），一个不见经传的杭州府人吴樵珊来到英军占领下的定海，他成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1815—1863）的中文老师。此人1844—1845年曾陪美魏茶往英国，归来作《伦敦竹枝词》组诗，是为晚清海外竹枝词的第一部作品（详见本书第一章）。同治五年（1866）春，清廷派总理衙门副总办章京、前山西襄陵知县斌椿，偕子笔贴士广英与同文馆学生三人，随行赴欧洲游历。斌椿此行有《乘槎笔记》日记一卷，《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诗稿二种，《海国胜游草》中颇有一些竹枝词体的诗歌（详见本书第二章）。

同治十年（1871）十月，在云南腾越定冲军服役的一个十八岁的四川青年王芝（自号“子石子”），开始自己的“渔灜”之行。根据《海客日谭》记载，他和自己的仲父“月渔先生”[91]从腾冲进入缅甸，经干厓，过野人山，先到北部重镇新街，再到缅甸都城曼德勒，在此受到缅王曼同的盛情款待。缅王听说他们将去英国，即安排他们与原定赴英国的大臣金蕴门纪（王芝写作“庚文们纪”）等人偕行。后来金蕴门纪等因故缓行，王芝等在漾贡（仰光）与之告别，先期乘船到达英国。在英国、瑞典、法国、意大利等国游览之后，乘船经红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香港、上海、天津大沽口一线，在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抵京。关于王芝其人及其《海客日谭》，有很多不好解释的地方，比如他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去欧洲，在英国做了什么，都不甚清楚[92]。笔者以为，不论真相怎样，《海客日谭》关于缅甸和英国经历的主要记述是可信的。《海客日谭》中涉缅甸的有《干厓竹枝词》（一首）、《野人山竹枝词》（七首）、《新街竹枝词》（一首）、《缅甸竹枝词》（十首）等四种[93]。《海客日谭》另有多处记载与他同行的“月渔先生”、“子谷子”[94]在海程和欧洲期间创作竹枝词的情况，可惜对这些作品都没有载录[95]。

清同治十一年（1872）夏末，太常寺正卿、留学生监督陈兰彬护送第一批留美幼童赴美国。他们由上海出发，乘轮船渡太平洋，在旧金山登陆，再乘蒸汽火车到达新英格兰地区的四北岭非尔（Springfield），与先期抵达的副监督容闳汇合。陈兰彬此行作《游历美国即景诗二十八首》，以七言形式，记述了沿途所见。此诗亦为竹枝体，最早刊载于《申报》同治壬申十二月廿六日（1873年1月24日）（详见本书第三章）。清光绪三年（1877）八月，翰林院侍讲、驻日公使何如璋率团赴日本。他将此行的经历写成二部作品：《使东述略》，为日记体；《使东杂咏》六十七首，为竹枝体诗歌。夏晓虹教授认为，《使东杂咏》“在驻日官员中显然具有催化剂的作用，一时应者齐起，各逞才华”，她认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张斯桂的《使东诗录》都是响应何如璋《使东杂咏》的，只不过《日本杂事诗》纯取何氏的竹枝词形式，而《使东诗录》在七绝之外还有七律[96]。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初成于光绪五年（1879）春，公开以后，流播甚广，后来的好几种长篇的日本竹枝词如《增注东洋诗史》、《江户竹枝词》、《扶桑百八吟》，都受到何如璋与黄遵宪的影响而有创作的冲动[97]。在晚清所有海外竹枝词中，日本竹枝词的数量排第一位，篇数如此，文字量亦然（见附录一）。这些竹枝词的作者有的为使臣或随员，有的为留学生，有的为旅行者，亦有的为商人。而写欧洲的竹枝词则主要出于使馆人员或有专门事项赴欧的人员。光绪九年（1883）春，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赴欧洲和巴西考察，特邀袁祖志偕行。袁祖志将此行的经历写成《瀛海采问》、《西洋管见》、《西俗杂志》、《出洋须知》、《海外吟》五卷，另合并出国前的《海上吟》一卷作为附录，统名为《谈瀛录》，于光绪十年（1884）由同文书局出版。《海外吟》中有一些竹枝词风格的诗歌（详见本书第四章）。清朝第三任驻英公使刘瑞芬的随员张祖翼在光绪十四年（1888）出版过一种《伦敦竹枝词》，诗百首，每首一注，诗文结合，为专咏西方一国竹枝词中文字最长者，其对英国社会的观察亦颇具代表性（详见本书第五章）。清光绪十三年（1887）广东文人潘飞声受德国聘请，执掌柏林大学华文教席，至光绪十六年（1890）回国。潘氏此行著有《西海纪行卷》、《天外归槎录》，并《柏林竹枝词》二十四首（详见本书第六章）。光绪二十年冬（1895年1月），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奉命前往俄国吊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并贺尼古拉二世加冕。此行王之春有日记《使俄草》，并《俄京竹枝词》八首、《巴黎竹枝词》十二首（详见本书第七章）。王之春的幕宾潘乃光随行赴俄，作有《海外竹枝词》一百首（详见本书第八章）。关于东南亚的海外竹枝词，则有许南英《新加坡竹枝词》、萧雅堂《星洲竹枝词》、丘逢甲《西贡杂诗》、《槟榔屿杂诗》、王恩翔《坝罗竹枝诗》、《槟城歌》等，详见附录一。张芝田的《海国咏事诗》与张煜南《续海国咏事诗》踵继尤侗和福庆，是咏多国的竹枝词的代表，也是仅仅通过阅读撰写海外竹枝词的罕觏的例子（详见本书第九章）。

进入民国以后，海外竹枝词走向衰落，数量和质量都明显下降，比较知名的有郁达夫的《日本竹枝词》等。其原因，首先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外国介绍和研究大量涌现，海外竹枝词作为一种知识性读物，已无用武之地。从文学的角度看，一方面，白话文的写作成为主流，挤占了旧体诗的地盘，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旅行者转向注重个体经验的游记写作，而不再青睐传统的地志、风俗诗的写作方式。民国诞生的域外游记数量与晚清略近[98]，但贡献的海外竹枝词则少得多。另外，即使用旧体诗写外国事物，民国的作者也倾向于采用容纳较丰、展示个性的古体，而不用简白的竹枝词。如吴宓《欧游杂诗》中咏讷耳逊纪念碑、伦敦诗丐、莎翁、雪莱之诗，皆五古，专拣琐屑有逸趣之事写之，令人饱看不厌[99]。吴宓所盛赞者吕碧城之《芳信集》、李思纯之《旅欧杂诗》均无竹枝词。这与甲午战争以前吟咏外国题材的诗歌竹枝体远多于古体的情况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