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愉快的忧郁者”和“含泪的笑”

一般来说，作家不同气质形成作品不同风格。刘勰指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惰性”，“才性异区，文辞繁诡”（《文心雕龙·体性篇》）。李卓吾在《读律肤说》中进一步发挥这种观点，他用音乐来说明作家不同个性气质形成作品不同风格：“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5]这些观点一般来说是正确的，然而创作心理现象是千变万化，十分复杂的。豪迈者的作品定然是壮烈的吗？沉郁者的作品定然是悲酸的吗？其实不尽然。果戈理是公认的沉郁者，他固然写出了十分悲酸的《外套》，然而也写出了十分欢快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也写出了非常辛辣的《钦差大臣》，这种现象又作何解释呢？

创作心理现象是一种既十分隐秘又非常复杂的现象。作家心理同创作的关系，作家气质同创作的关系，并不是一种表层的、外在的、直线的关系，而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的、曲折的关系。那种以为有什么气质便有什么风格的直线逻辑在这个领域是行不通的。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欢快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和辛辣的《钦差大臣》这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同果戈理忧郁气质的内在关系。

《狄康卡近乡夜话》是果戈理的成名之作，作者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刻画了乌克兰人民智慧、勇敢和热爱自由的性格，表现了乌克兰迷人的风情，全书充满欢快、清新、幽默的情调。拿别林斯基的话说，这部集子是“小俄罗斯的诗的素描，充满着生命和诱惑的素描。大自然所能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平民乡村生活所能有的一切诱人的东西……都以彩虹一样的颜色，闪耀在果戈理君初期的诗情幻想里面”。[6]然而就是在这部小说集中，我们也能听到果戈理忧郁的心声。

就拿其中的小说《索罗庆采市集》来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把乌克兰农村集市的兴旺景象同男女青年初恋的欢乐加以对照，烘托出一种欢快的气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末尾欢乐婚礼的描写。开始，“穿粗布褂子、生着长长的鬈曲的胡髭的乐师把弓子一拉，整个人群自愿或不自愿地跟着变成统一而和谐的一团……阴沉的脸上仿佛一辈子没有闪露过一丝微笑的人们，也都顿着脚，扭动起肩膀来了……一切奔驰着。一切舞蹈着”。可是后来，“喧闹声、笑声、歌声慢慢地静了下来。弦索渐息，含糊的音响减弱下去，消失在空漠的大气中。什么地方还可以听见顿脚的声音，有点像遥远的海洋的低语，不久一切都变得静寂而消沉了……欢乐——这位美丽而变幻无常的客人，不就是这样从我们身边飞走，徒然让残留的一声两声来表示快乐的么？声音在自己的回声里听出了哀愁和荒凉，迷惑地谛听着。蓬勃而放纵的青春的活泼的游伴，不就是这样一个跟着一个在世间消逝，最后，把一个老伙伴孤单单地撇在后边？遗留下来的人可真寂寞啊！心里感到沉重而悲哀，毫无解脱的办法”。[7]

在这段描写里作者的情绪发生一种突变，好像快乐的琴弦突然绷断了，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揪心的哀愁。柯罗连科指出：“随着沸腾洋溢的欢乐而来的这一声令人肠断的苦闷的叫喊，是从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的胸中迸发出来的！”[8]当年普希金在读完《狄康卡近乡夜话》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真是一本愉快的书”，过了不久，诗人也以自己的敏锐感受听出果戈理“笑”的全部复杂性，他认为果戈理是个“愉快的忧郁者”。看来，普希金和柯罗连科都从果戈理早期充满快乐浪漫情调的小说中听出了年轻果戈理的寂寞、苦闷和哀愁的心声，认定他的气质是忧郁型的。问题在于忧郁的果戈理为什么会写出欢乐情调的作品，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现象是怎样统一起来的。下面我们先看作家几段很有意思的自白。

果戈理在《作者自白》中说：“人们在我的初期作品中看到的那种愉快，其原因在于某种精神要求。我有一种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苦闷，常常发作。这种苦闷也许是由于我的疾病产生的。为了使自己开心，我……想出些十分可笑的人物和性格来，想象地把他们布置在最可笑的境遇中，完全不去考虑这样做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以及对什么人有好处。在青春时代心中往往不会发生任何疑问，是青春的力量怂恿着我这样做。这便是我那些初期作品的来源，这些作品使有些人——也使得我自己——无忧无虑地欢笑，使得另一些人困惑不解：一个聪明人怎么会出现这种蠢话呢？”[9]

果戈理在1847年12月29日给茹可夫斯基的信中也承认：“我是忧郁质和倾向于沉思的性格。后来又加上病态和忧郁症。而这种病态和忧郁的心情却成了我早期作品中表现出快乐情绪的原因。为了使自己快乐，我在缺乏进一步的目的和人物设想的情况下进行虚构，将人物置于令人发笑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我的中篇小说。”[10]

果戈理这两段自白都很精彩，它深刻说明了果戈理气质和作家早期创作的内在联系，生活的苦闷和疾病造成果戈理忧郁的气质，他正是通过早期充满欢乐情调的作品来发泄和排解自己心中的郁闷，他的创作成为自己的一种精神需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作家心中的苦闷以及由于这种苦闷而造成的忧郁气质是根本的，是第一位的，至于采用什么形式来发泄和排解那是第二位的，而且也不是绝对的。作家在生活的不同时期，可以根据自己对生活认识的深化和审美情趣的变化，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发泄和排解心中的郁闷，来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但是不管作家采用什么形式，作家的内在气质总是要在风格迥异和情调迥异的作品中顽强表现出来，总是要影响作品的基调。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生活的欢乐战胜生活的苦闷和哀愁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我们依然可以听见孤独、忧郁的声息。

如果说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是通过欢乐浪漫的情调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那么在后来的作品中，果戈理主要通过辛辣的讽刺，通过笑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也就是说，辛辣的讽刺和喜剧的形式是体现果戈理忧郁气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忧郁的气质和喜剧形式的奇妙结合，构成果戈理一系列作品的重要特色。

果戈理在1835年连续发表的两部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小品集》和后来的《彼得堡故事》中，一反早期作品欢乐抒情的情调，开始采用讽刺的笔调揭露现实的丑恶，作品的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有明显的变化，进入了创作的新阶段。可是我们看到，果戈理尽管用讽刺代替抒情，但内在的气质仍然是忧郁，这点被别林斯基敏锐地发现了。他指出，在《旧式地主》里，作者对地主阶级无聊，猥琐，赤裸裸的、丑恶至极的生活作了彻底的揭露和发出尽情大笑之后，是深刻的悲哀，他认为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含泪的喜剧”。[11]至于《狂人日记》，他认为是“对于生活和人、可怜的生活、可怜的人的温厚的嘲笑”，“你仍旧会对这个蠢物发笑，可是你的笑已经消溶在悲哀之中”。[12]别林斯基在对这两个小说集的作品做了具体分析之后又做了总结，他指出果戈理创作的这个重要特色是“表现在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里”。[13]关于果戈理创作的这一特色，别林斯基在另一处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果戈理创作中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不是相加的，而是融合的。他说：“在看似喜剧性的中篇小说《外套》中，在既可笑又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身上及其命运中，都可以强烈感到悲剧性因素。在《旧式地主》里，读者出自好心的愉快的笑化为令人心碎的忧郁之感……我们可以在果戈理的大部分喜剧性作品中观察到这一悲剧因素”。他认为果戈理创作中喜剧因素同悲剧因素的融合，是“他的才能最突出的和最鲜明的特色”，表现了他的“伟大优点”。[14]

果戈理内心的苦闷和忧郁同喜剧形式的奇妙结合，在《钦差大臣》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在这个喜剧里，作家利用喜剧的夸张形式和辛辣的讽刺，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制度的主要矛盾，揭露了官僚阶级的种种丑态和腐败。作家在《作者自白》中说：“在《钦差大臣》中，我决心要把我当时所知道的俄国的一切恶习、发生在最需要公正的地方和场合的一切不公正行为全部汇集起来，概括地加以嘲笑。”[15]然而果戈理的这种嘲笑决不是专供人消遣的无聊的笑，它饱含着作家悲切的热泪，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曾经深刻分析了果戈理笑的内在含义：“在莫斯科的天空下，在他的心头，一切都变得阴沉、朦胧、充满敌意。他继续发笑，甚至比以前还厉害，然而这是另一种笑，只有那种心地十分冷酷或者过分天真的人才会错会笑的意义。果戈理在离开他的小俄罗斯人和哥萨克走向俄罗斯人的时候，就不再描写老百姓，而集中注意他们的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官僚和地主。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一面穿透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的最隐秘的角落。”[16]

果戈理的笑为什么具有赫尔岑所说的穿透力呢？果戈理在《剧场门口》一文中做了分析，他在谈论《钦差大臣》时提出了“为笑一辩”的论点，他深为“没有一个人发现剧中有个正面人物”而感到遗憾，他指出这个“无往而不在”的“正直而高尚的人物就是笑”。在果戈理看来，这种笑“要比人们所想象的重要得多，深刻得多。这个笑不是那种出于一时的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的笑，同样也不是那种专门供人消遣的轻松的笑；这是另一种笑，它完全出于人的明朗本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人的本性的最深处蕴藏着一个永远活跃的笑的源泉，它能够使事物深化，使可能被人疏忽的东西鲜明地表现出来，没有笑的源泉的渗透力，生活中的无聊和空虚便不能振聋发聩”。[17]果戈理所说的“笑的源泉”，其实就是作家内在的气质，是作家对生活深刻的认识，是作家忧愤的情感，是作家崇高的审美理想，正是有了这个源泉，才使得果戈理的笑对现实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并使人的情感得到净化和升华。

果戈理的《死魂灵》也体现了作家创作中悲喜剧因素相结合的特色，不过比起《钦差大臣》，它对俄国生活的揭露要更为广泛和深刻，它以对贵族地主的无情揭露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别林斯基在拿《死魂灵》同《伊利亚特》对比时，曾经深刻指出：“在《伊利亚特》里，生活被提高到华美的极致；在《死魂灵》里，生活败坏，被否定；《伊利亚特》的激情，是从那对于神妙境界的直观而来的幸福的陶醉；《死魂灵》的激情则是通过世人看得见的笑和他们看不见、不明白的泪来直观生活的幽默。”[18]别林斯基认为，《死魂灵》的力量在于它的真实，在于它对生活的否定，然而作家对生活并不是冷酷的、缺乏爱心的，他是用泪水来直观生活，他的否定和讽刺是由作家满怀炽热的爱引发的。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讽刺的主题常常同为生活的丑恶而忧心如焚的悲剧性主题并行发展。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果戈理忧郁的气质对他一生的创作都有影响，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各不相同而已。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作家的气质和作家创作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作家由于个人和社会的种种原因，往往造成内心的苦闷和忧郁的气质，而这种苦闷和忧郁必然使作家的心理失去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常常需要通过创作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以达到心理平衡。如前所述，果戈理把这种现象称作“某种精神要求”。问题在于果戈理早期和后期为什么会采取迥然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呢？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这是同作家对生活认识的变化，同作家情感的超越和升华相联系的。果戈理早期的苦闷和忧郁更多的是个人的苦闷和忧郁，他在生活中找不到出路，他主要是通过欢快抒情的作品来发泄心中的苦闷和忧郁，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更多是体现出一种青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命的追求。后来果戈理对俄国社会逐步加深了认识，他开始看到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地主官僚的丑恶和腐朽使他感到激愤，这时作家感叹的已不是个人命运的不幸，而是整个俄罗斯的无尽的苦难，他的个人的苦闷和忧郁已升华为全民的苦闷和忧郁。作家早期欢快抒情的作品已无法发泄全民的苦闷和忧郁，因此他只有用充满辛辣讽刺的喜剧来发泄全民的苦闷和忧郁。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悲喜剧因素相结合的独特艺术风格，便是由此产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家的气质同作家思想感情变化的联系，看出作家气质变化对作品内容、形式和风格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