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果戈理：气质、生命力和创作

我们以往在研究创作主体时，十分重视从社会学角度看待创作主体，十分重视作家的世界观，包括作家的政治观、社会观、道德观、美学观对创作的影响，而较少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待创作主体，较少注意到作家气质、才力、身心状态、情感形态对创作的影响。如果说作家的世界观对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有重要影响，那么作家的气质对作品的题材、人物和风格也有突出的影响，而作家的生命力，他的身心健康状态则往往决定作品创作的命运。

作家气质等问题虽然没有能够在文艺学中得到充分研究，但已往也被不少理论家所关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谈到诗人气质同诗歌体裁的关系，他说，由于诗人个性特点不同，诗歌便分为两类：“比较严肃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的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摹仿下劣的人的行动，他们最初写的是讽刺诗，正如前一种人最初写的是颂神诗和赞美诗。”[1]苏联作家法捷耶夫也曾经指出：“作家的才力、修养、智力发展的趋向、气质、意志以及其他的个人特征在选择材料的时候都起着重大的作用。”[2]亚里士多德和法捷耶夫虽然时隔一千多年，但他们同样都注意到个性气质对创作的影响。

我看到杨绛先生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也有一段话相当生动地论述了钱锺书的气质同他的创作的关系：“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常能从中体味到《围城》的笔法。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那股痴气，呵成了真人真事。可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3]对于杨绛先生这段生动的论述，郑朝宗先生也有一段中肯的评介，他认为“痴气”是钱锺书先生气质的一种“异常”外观现象，“而内里却蕴藏着一股灵气”，这股灵气贯注于他一生的治学和创作中。[4]

由钱锺书我想到了果戈理。果戈理作为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国内外论述他的创作和世界观关系的论文和专著不计其数，但很少有人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窥探一番果戈理的世界。果戈理幼年丧父，一生坎坷，这造成他忧郁的气质。果戈理的气质同他的创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忧郁的果戈理既写出了欢乐、抒情和浪漫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又写出了令人捧腹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再有，果戈理的生命力，他的身心健康状态同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当他疾病缠身然而精神爽健时能够写出辉煌的《死魂灵》第一部，而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却必然写出连他自己也加以否定的《死魂灵》第二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