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形式”文艺论争中的文化政治

第一节 “民族形式”的提出

“民族主义”也许是现代历史上争议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词语。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了国家，而不是相反”,[1]这就提醒我们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建立之间的复杂关系。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和现代国家的建构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它首先在西方产生，原初动力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工业化的推动。在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则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下民族危机的产物。不同的生成背景，形成了东西方民族主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历史，既是一部不断面临危机和挑战，经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屈辱，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抗争的反殖民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既是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核心主题，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 抗战与“民族主义”思潮

1936年，胡适感慨地表示：“民族主义已经获得压倒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2]在致翁文灏的信中，他还特别谈到读梁启超年谱的感想，“日本方面，当然唯恐中国不乱。倾读任公年谱，见任公入桂讨袁之役，均得日本军人之助力，所谓‘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种种便利，殊为可感’。至今读之，真使人栗然危惧。日本当日全力助倒袁之役，与今日倒蒋之出全力，同一作用。彼何恶于袁？何爱于梁任公？彼之处心积虑，凡可以统一中国之人物皆须在打倒之列也”[3]。表达了对日本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胡适在听闻王闿运去世，论“去无道而就有道”时的看法刚好相反：

王壬秋死矣。十年前曾读其《湘绮楼笺启》，中有与子妇书云：彼入吾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其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十年以来，吾之思想亦已变更。今思“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语，唯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平心论之，“去无道而就有道”，本吾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吾辈岂可以十九世纪欧洲之异论责八十岁之旧学家乎？

吾尝谓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其他皆不足辩也。此唯一之根据为何？曰：“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而已。譬如我国之排满主义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满族二百七十年来之历史已足证其不能治汉族耳。若去一满洲，得一袁世凯，未为彼善于此……

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视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政运动者）。故记吾所见于此，欲人知民族主义不能单独成立。[4]

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始终是胡适关心的一个根本问题，但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理解，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5]在胡适看来，“个人”和“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个人的独立自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五四”时期，民族问题尚不突出，胡适自由主义立场表现得较为明确，认为“自由”“民主”比“民族”“国家”更重要，因此才有在袁世凯和威尔逊中选择，宁愿选择异族的威尔逊，而不中民族主义的愚毒。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急需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对抗民族危机，这时，胡适就显示出了对民族主义和国家的急迫期盼，利用“民族主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他看来是当时首要的大事。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思考，胡适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一直到今天，胡适的这种矛盾和立场的变动，依然在困扰着那些因思索中国社会进程之特殊性与普世性而忧心忡忡的人们。显然，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民族主义”再次成为政治文化讨论的焦点，严重的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反思和期待“国家”和“民族”的力量。艾芜有一段颇带抒情笔调的散文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普遍感受：

一九三九年春天，在细雨迷濛中，到了桂林，打算息足几天就动身的，不料买汽车票买不到手，而我也没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率性就不爱走了，便一直住到现在。

起初住在城内一家临湖的楼上，正当着南国的雨季，终天落雨，城内城外的山，常常给烟雨遮去了，现在眼前的，只是湖对面炸毁了的美国教会医院和倒塌了的私人住宅。一些火烟痕迹的壁头，一些野犬逡巡的瓦堆，便是我极其熟悉的景色。

到了夏天，雨水比较少些了，黛色的群山，就全裸露在晴明的天空底下。废墟上烧去半边枝叶的树木，也现出了悦人的新绿和花朵。湖内原来的残荷，也在水面缀起了如盘的青叶。不知来自哪儿的柏子花香，竟常在和风中暗暗地播送。桂林在我眼中，一天一天地年青，而这时候，敌机便不断地来了。我亲自看见：冲天的火焰，在血中挣扎的人体，和死者亲属的哀嚎。在这期间，要我不写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品，是办不到的。[6]

优美的景色，和谐的生活，这原本恬淡的田园牧歌皆因日本的野蛮侵略而惨遭摧毁，在血和铁的挣扎中，不抒发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不描写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办不到的。日本侵略带来的民族危机，使中国知识界对“国家”和“民族”的思考，形成了自晚清之后的第二次热潮，20世纪40年代的沈从文对此也深有体悟：

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对于自然美的热烈赞颂，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是否即可从更年青一代见出新的希望？[7]

重建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一直是沈从文思考和文学表述的重要问题。在坚持抗战的青年一辈身上，沈从文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而身居西南的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于1940年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更是宣称在抗战的旗帜下，走一条“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道路，[8]力图通过倡导民族传统文化来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兴和文化重建。他们认为“一切是手段，一切是工具，民族生存才是目标。”[9]“过去的二十几年间，中国的思想界，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民族主义。中国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10]在论述文学的发展现状和应该达到的目标时，陈铨明确表示：“中国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我们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虽然早已提倡民族主义，然而真正民族意识强烈的发展，实在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政治和文学，是互相关联的。有政治没有文学，政治运动的力量不能加强；有文学没有政治，文学运动的成绩也不能伟大。现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正是民族文学运动最好的机会；同时，民族政治运动，也急需文学来帮助它，发扬它，推动它。”[11]为响应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思潮，陈铨提出写作“民族文艺”，强调认识民族的“自我”，创造民族性格，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文学，才能对世界文学有真正的贡献。“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当时知识界讨论的核心话题。

二 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形式”

在“民族主义”的情绪和思潮影响下，抗战时期兴起了一股讨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延安为起点，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文艺家掀起了一场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

“民族形式”的提出，一般认为是以1938年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为起点。[12]在报告的“学习”一章中，毛泽东认为需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因而需要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提出了要创造“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

毛泽东提出通过“民族形式”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和苏联方面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如何在不同国家，尤其是在没有充分资本主义化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进行实践，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面临的巨大矛盾，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导人一直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阶级斗争起初会采取民族形式，他们道出了“各国无产阶级”的民族特殊性：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4]

但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国籍将会被无产阶级所突破的过程：“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偏见”，并且“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15]当无产阶级觉悟到或认识到它在生产关系中的真实地位，以及它在建立各民族间兄弟情谊中的命运时，马克思的“内容”和“形式”就可以得到协调。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揭穿它所宣称的代表某个民族的谬论，民族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已。“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16]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力主打破国家边界，但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尤其是当某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处理国际共产主义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民族国家执政党所必须面对的理论难题。

其后，列宁大大扩展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在《论民族问题》和《论殖民地问题》中，列宁认为国籍的消灭只在一个更有利的时刻才会发生，那时，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将导致欧洲城市资本主义的毁灭。20世纪20年代的迫切任务，是“唤醒亚洲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17]。正如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在资本主义最为薄弱的地方打开了一个缺口，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取得成功。但最终“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及在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18]。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保存民族传统和共产主义革命问题上，发生过一系列的争论和试验，共产主义者逐渐认识到，一个新的文化不可能完全脱离旧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斯大林提出了“民族形式”这一说法，其实质是在继承和发扬俄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处理好俄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延续性问题。基于苏联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斯大林提出了苏联文化发展可以采取“共产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

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实和丰富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文化一样。[19]

列宁“落后的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提供了最初的理论资源。其后，斯大林对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看法，正好契合了在抗战“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主义”成为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的特殊形势，适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需要。

民族形式这个名词的提出，郑伯奇认为是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所流行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种对于民族文艺的政策，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注意：“说得干脆一点，现在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应该就是中国化问题。”[20]郑伯奇道出了“民族形式”的隐在内涵。由于现实的刺激，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左翼知识界兴起了一股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用以阐释中国历史和革命的热潮。1936年，马克思主义者陈伯达、何干之、夏征农等人发动新启蒙运动，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中国思想运动；[21]1938年在延安兴起“学术中国化”运动，出现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历史的著作，翦伯赞、范文澜、何干之等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为人们所熟知。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系列“民族化”“中国化”思潮在文化政治上的积极作用，针对国内外的理论对手，他策略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逐步完成了自己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建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所提出的“民族形式”完全是照搬斯大林的理论，二者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和理论诉求并不一样。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提出得到苏联的启示，但是苏联的民族形式所指的是各个民族对于同一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为多样的形式，目的是以内容的普遍性扬弃民族的特殊性。而民族形式在中国则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22]在斯大林那里，是针对苏联境内的多民族文化如何共存和发展这一现实情景而发，中国同样存在多民族文化问题，但这并不构成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亟待处理的文化问题。中国面临的情势是，如何在城市乡村之间有效动员民族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民族形式”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概念，既在语言层面体现民族性，又在内涵上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勾连起“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际”的相互关系时，巧妙植入阶级论。

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成为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强调礼义廉耻、上下尊卑。新生活运动的旧伦理色彩引起了秉承新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对国民党利用“民族主义”实行集权主义统治的行为，知识分子们进行了激烈地抗争。[23]但随着“华北事变”的发生，民族危机的加剧，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国民党的官方民族主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同时，抗战也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它主动悬置阶级斗争和政权夺取，而呼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4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派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一起致祭黄帝陵，举行民族扫墓典礼，并发表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表示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战。[24]这无疑是新形势下国共两党意味深长的一次集体亮相。

显然，“民族主义”既是最广为接受的政治理想，同时也成了当时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基础。与国民党一以贯之坚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比，共产党方面在文化认同和文化动员方面处于一定的劣势，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性的革命学说，完成的是阶级革命而并不着眼于“民族”共同体的建立。在“爱国”“抗战”成为中国民众最直接、最有效的认同方式时，形势对共产党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在抗战期间，并非是阶级问题而是民族问题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导性问题。如何进行认同转换，从而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获得合法身份，就成为毛泽东及共产党理论家们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论述的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5]

世界或中国的问题就得到转化，因为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取得民族解放，才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和发展。因而“民族形式”的提出：首先，能够与国民党所倡导并引起进步知识分子反感的官方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摆脱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所带来的理论压力；其次，“民族形式”概念直接与文艺形式问题相连，而在抗战期间，文艺无疑是发动群众最快捷、最有效的工具，“喜闻乐见”“新鲜活泼”的文艺作品能让中国共产党赢得广泛的民众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形式”这一口号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修辞策略，实际是将阶级问题巧妙隐蔽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处，弥合了阶级论与民族主义的理论缝隙。

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提出以“民族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直接原因在于打击以王明为代表的素以马列主义正统理论家自居的留苏派势力，确立自己理论的合法性，也因此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后来毫不隐瞒地承认了：“他（指王明）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26]很长一段时间，张闻天、博古、王明等人掌握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只在军事指挥上得到了党内的认可，而他的朴素得近乎粗俗的语言和论述被认为不足以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重任。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到延安，更让毛泽东感到了沉重的理论压力和政治困境。[27]如何从“苏联氛围浓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突围”，夺取文化解释权和政治领导权，是毛泽东苦思的问题。“新鲜活泼”“喜闻乐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照的是“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土”“洋”之争的政治斗争内涵昭然若揭。如果我们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在建立延安边区政府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实际上一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因此，“对于中共尤其是毛泽东来讲，在国际共产主义范畴内提出的‘民族’问题是有其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的：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内部的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使中共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权及相应意识形态的政党”[28]。随后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以彻底扭转自“五四”以来中国重“西方”轻“本土”的文化取向，以转变“学风”“文风”“党风”的“民族”文化运动为契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治领导权从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独立出来的政治目的。

因而，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要对两个文化敌人同时作战，一个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文化力量；一个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理论传统。这两个敌人分别在国内和党内占据主流地位，与他们相比毛泽东是一个叛逆的弱者。更加微妙的是这两个敌人据于对立的两极，对他们任何一方的反对都好似对另外一方的靠近，这就带来了逻辑上甚至是表述上的极大困难，必须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以绕开语言的陷阱”[29]。“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民族形式”，这样一种“人民”立场显然是政治策略考虑下的理论话语，为“左翼”文化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形下，汲取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和文化动员提供了有效保证。这也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处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情境所做出的一个颇具创造性的发挥，其内涵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修辞性，同时充满政治和文化智慧。针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毛泽东提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反对王明等党内教条主义者，则强调中国性，将文化的控制权和解释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