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理论视角
在城乡移民研究中，“空间”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城乡移民在城市中的制度身份与实际权益尤为重要，尤其是各种移民社区中的权力结构与动态发展。本节将探讨“移民权益与空间呈现”相关的主要视角，并厘清“空间”（space）及相近术语的区别，探讨其在中国社会情境的应用，并阐明这些见解对本研究的贡献。理论家们认为每个人都应在城市享有权力（the right to the city）（Lefebvre，1996；Mitchell，2003；Harvey，2008）。在当前飞速城市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与社会平等和排斥密切相关的“移民和空间”主题受到广泛的学术关注。许多学者认为，“空间”不仅是静态存在的位点（passive locus）或“容器”（container），而且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Soja，1989；Harvey，1990；Massey，1994）。在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开创性研究中，他认为学者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空间的生产过程而不仅是观察某空间里的事物（Lefebvre，1996）。福柯也强调“空间”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和权力实践的基础（Foucault，1984：252）。此外，张鹂着重于空间和权力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解释了它们如何相互作用的“过程”——“空间通过实践和权力关系构建的同时，社会关系和政治支配也通过空间得以形塑和转化”（Zhang，2001：181）
假设我们跟随这些讨论的核心观点，认可空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笔者认为“时间”这个要素在本书的讨论中也不容忽视。在许多研究中，“时间”是一个反映特定空间中权力关系和相关互动变化的重要指标。譬如，学者们用“永久的暂时性”（permanent temporariness）这个术语来描述萨尔瓦多移民在移入国社区内遭遇各种排斥与局限的状况。从中，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移民如何利用空间来建构和重构“暂时”的城市空间（Bailey et al.，2002；Tan，2020）。在大卫·哈维最受关注的著作之一《后现代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中，他提出了“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试图解释资本在后现代主义下通过空间和时间经验的调节实现了更灵活的累积（Harvey，1989b）。然而，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后来提出了一些关于“时间-空间压缩”的批判性观点。她指出，我们现代社会的加速可能受经济力量的剧烈影响，但经济并不是决定我们对空间和地方产生经验的唯一因素（Massey，1994：2）。对此，梅西主要不同意从一种防御性和反应性的观点来解释“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相反，她建议“理解时间-空间压缩需要进行社会差异化”（Massey，1994：2）。因此，梅西提出“时空压缩的权力几何”（power geometry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这一概念，阐明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获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之间的联系。梅西的这些观点特别突出了我们平行的、同质的现代社会中高度复杂的社会差异。她认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与这种差异化的流动有着不同的关系——“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掌握主导权；有些人发起流动或行动，而其他人则没有；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它；有些人实际上被它（指时空压缩的权力几何）囚禁”（Massey，1991：3）。当下，在我们所处的“时间-空间压缩”的生活世界里认识到这种不平等不仅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非常重要，而且在理论上也很重要，因为人们可以从更开放的角度去理解差异化的地方、身份，以及本土性。
对“空间”和“时间-空间压缩”的批判性观点启发了本研究对田野场锦城城市权益的探讨。例如，尽管本书的目标群体具有相同的制度身份，即“城乡移民”，但由于该群体禀赋的异质性，他们在锦城的制度身份、实际权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均存在差异。他们呈现不同的身份认同、城市生活和定居计划。此外，对“时间-空间压缩”的批判性观点也帮助本研究理解更广泛的城乡移民差异化城市权益的现实状况。譬如，本书将讨论到移民面对不同超大型城市的制度身份所做出的理性选择。这些实证资料将引领我们重提关于移民“普遍性的身份认同”和“普遍性权益”的批判探讨。在中国社会城乡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他们展现出高度复杂的差异化，而“权力几何”的视角提供了审视他们在“地方”“日常生活”的实质性权益的理论支持。对此，本研究的实证数据分析与理论建构深受“空间”理论启发。
此外，通过区分“空间”和与其相关的术语的内涵，空间理论使本研究得以理解城乡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异化结构。在梅西关于“归属感”（sense of place）的著名阐述中，她指出了“地方”（place）和“社区”（community）这两个与“空间”有关的术语之间的区别。梅西认为虽然“社区”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地方，但“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包容着具有一致性社会群体的“社区”（Massey，1994：6）。这个观点有助于本研究界定目标群体和确立方法论。一方面，户籍制度赋予了城乡移民特定的制度身份，因此他们在城市空间中被视为一个特定的“社区”。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因此“社区”也有内生结构。鉴于此，笔者选择从不同的“地方”来观察城乡移民的实际城市权益。
学界关于城市空间的排斥性实践的探索也有助于笔者理解和分析本研究的实证材料。例如，哈维应用“剥夺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概念描述资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市场和资源，从而产生新的剥削关系（Harvey，2005；Harms，2016）。同时，哈维将这些实践与边缘化的群体联系起来。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那些贫困、弱势及被政治权力边缘化的人们经由创造性破坏的路径（accumulaiton by dispossession）将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首先遭遇打击”（Harvey，2008：9）。研究人员往往将这些排斥性做法与城市化进程联系起来。Roy认为全球范围内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旨在建立“世界级城市”的城市规划往往在增强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城市景观吸引力的同时，也伴随着大规模的驱逐（Roy，2005，2011）。以全球南方的贫民窟清除行动为例，Lees批判当前有关“贫民窟”的文献很少关注“士绅化”（gentrification）实践。她认为研究人员需要将这种现象与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范畴化（categorisation）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广泛批判结合起来（Lees，2012）。然而，通过驳斥欧美范例，也有学者认为城市的“士绅化”无法解释全球南方社会中“贫民窟清除”（slum removal）或“移民驱逐”（migrant eviction）的现象（Robinson，2011；Ghertner，2014）。尽管学界对“士绅化”的定义尚有争论，但城市空间的排斥与弱势移民群体的剥削之间的相关性备受关注。为了回应这些争议，学者们认为“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圈地”（enclosures）或“剥夺积累”在有关移民被迫离开的实践研究中是比“士绅化”更恰当的术语（Ghertner，2014）。Ghertner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排斥性城市化称为“绿色驱逐”（green eviction），并指出“绿色驱逐”不仅可能没有使城市形象升级，反而会导致真正的环境威胁（Ghertner，2011）。在后续关于花镇案例的分析中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特定时空情境中各种行动者的权力关系和互动实践。
除了国外的研究，也有大量文献聚焦中国情境下“移民和空间”议题的各种实践，一些论点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以理解农村城市移民的市民身份和相关实践。城市空间以性别、阶层和权力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排斥（Harvey，1990；Lefebvre，1996；Massey，1994），这也启发了中国情境下相关议题的讨论。例如，潘毅经由“地方”为基础的方法论开展研究“打工妹”的日常生活时认为这些女性移民的不稳定状态源自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环境与父权制的共同压制（Pun，2005）。严海蓉也展示了城乡移民女性如何在农村人被城市人贬为“他者”这一过程中展现其积极主动性（Yan，2008：Ⅷ）。还有一些研究直接将分析焦点转移到城乡移民的住房议题上。比如，研究者们界定了中国城乡移民三个主要住房来源：宿舍、租赁的非正式住房、拥有或租赁的正式住房（Liu，Wang and Tao，2013：1161）。值得注意的是，前两种类型住房的研究积累尤其丰富。例如，学者们批判性地研究了“宿舍劳动制度”（dormitory labour regime）作为中国农民工的生活空间安排。Smith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凭借对东亚宿舍谱系学的研究认为当代中国的“宿舍劳动制度”比起偶然性来讲更加系统，其旨在“确保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Smith，2003：337）。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混合工作-居住形式的重组是当代中国劳动的日常再生产和劳动控制与抵抗的具体表现”（Chan and Pun，2009：291）。他们认为，“宿舍劳动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生成城市地区生产和乡村社会再生产之间的隔离空间进而使移民无产化的过程（Pun and Chan，2013：181）。在生活空间对移民互动的影响方面，他们认为不同的生活空间，如宿舍，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促进移民劳动的集体行动（Chan and Pun，2009）。
其次，移民的非正式住房如“城中村”也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Qi，2006）。在这些研究中，城乡移民通常居住在公共设施供给不足和卫生条件有限的房屋里（Jiang，2006；Zheng et al.，2009）。在非正式住房的特定空间内，我们了解到各种行动者如何建立复杂的关系以及权力结构如何发挥作用（Zhang，2001；Xiang，2004）。在探究移民的不稳定居住条件时，学者们试图找出影响移民在城市选择住房的因素。一些人揭示了移民在城市居住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保障（Schmidt-Kallert and Franke，2012），与此同时，还有人认为收入和户口状态是城乡移民的住房受限的两个主要因素（Liu，Wang and Tao，2013）。
尽管工人宿舍和“城中村”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关系，但学界对于第三种类型的移民住房，即移民拥有或租赁的正式住房，研究尚少。笔者当然同意反映移民社会排斥地位的住房类型，比如工人宿舍和“城中村”，值得更多的公众和学术界关注，因为这些住房类型与社会排斥现象密切相关。然而，将第三种住房类型纳入这些讨论中可以更好地解释目前城乡移民的异质性。最近，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人才计划”或其他移民筛选系统，如“积分制”和“居住证制度”，使正式住房对于低收入城乡移民来说变得更为难以企及。然而，租赁到或购买到正式的住房则对于受过良好教育、收入理想、拥有专业技术能力的移民来说具有很高的可行性（Li and Yi，2007）。基于这些考虑，笔者计划使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来讨论三种移民空间类型：作为典型“城中村”的花镇案例、作为工人宿舍社区的西部工业园案例，以及作为“移民人才”社区的新城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