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

一 关键环节带来的安全风险

改革开放前，我国就已经开始承接部分产业转移，为后来我国发展国防建设、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进一步承接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由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我国其他相关产业也会得到发展，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我国也会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产生依赖，受制于人。另外，我国承接的产业大都是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传统的国际大循环是以出口为导向，我国大多数企业嵌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为国际知名企业提供代工服务，产品附加值较低。例如，富士康就是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厂，苹果公司用到的芯片由高通或英特尔研发，由三星或台积电进行生产，韩国的LG集团提供其所需要的屏幕，摄像头由索尼、夏普等公司提供，最后由富士康公司进行整合，虽然苹果公司部分零件是在我国生产和组装的，但是其核心研发在国外，我国只是参与了其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因此我国从中获得的利润也不高，大约只有5%。

目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制造业采取打压、封锁等措施，由于某些关键技术缺失以及关键零部件等资源不足，我国一些生产要素或者产品高度依赖进口。根据中国工程院工业强基战略研究项目组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对外依存度高达50%，有的甚至超过50%，制造业需要的高级装备、核心设备的芯片以及系统很多都需要进口。2021年，湖北省武汉市公布了首批科技重大专项“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单，在其公布的十个主攻方向中，包括芯片核心技术、抗体与分子酶关键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这也说明目前我国在高精尖技术领域依旧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加之新冠疫情等突发因素，我国相关产业受到很大影响，制造业面临着低端锁定的风险，产业链也存在断裂的风险。如华为受到某些大国的施压，其产业链断裂风险突增，进而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 国际环境带来的安全风险

首先，新冠疫情等突发因素导致国际物流成本高居不下。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国际物流和区域生产。新冠疫情的发生不仅导致我国很多企业的生产遭受了阻碍，其他国家的生产也有所降低，如越南在疫情发生后，其GDP增速明显放缓。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全球的消费需求也在慢慢增加，一些重要的国际港口出现了拥堵现象，我国也出现了物流集装箱短缺和物流交通运输困难的现象，与之相对应的国际物流价格也在不断上升。根据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2018年1月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为793.19，而在2022年1月上升至3510.83，约为2018年的4.4倍。除了海运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外，空运的价格也在大幅上涨。据统计，往返亚洲航线的航空货运的价格大约翻了一番，如中美航线疫情之前是35元/千克，疫情之后的价格约为79元/千克。国际物流成本上升问题已经成为加大供应链风险的突出问题，也限制了我国产品的出口。

其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部分企业出口层层受阻。我国出口产品大部分位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产品附加值不高，国际市场份额较低，品牌效应较弱。同时，一些国外的公司对高精尖技术产品的知识技术壁垒逐渐升高，我国企业容易受到国际专利保护等影响。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美国实施了补贴半导体行业的政策，但享受这些政策的同时需要被限制与中国进行“重大交易”。另外，一些国家打着保护国内产业的旗帜，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例如，山东省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一直是我国的蔬菜大省，再加上其临海，港口较多，也是我国的蔬菜出口大省，其中日本、马来西亚等国是山东省主要出口国。然而由于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农业生产，设立了一系列卫生检疫政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复杂的检验标准，山东省蔬菜的出口层层受阻。

最后，“逆全球化”思潮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陡增。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逐渐显露，一些发达国家奉行所谓的单边主义，人为地提高贸易壁垒，使我国供应链面临“脱钩、断裂”的风险。2021年，美国政府签署了“关于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命令”，其主要内容就是在供应链上“去中国化”，这也从侧面表达出美国政府想对中美供应链脱钩的意愿。除此之外，传统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使得我国产业体系重点聚焦劳动密集型产业，忽视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造成现在我国的核心技术研发不足，高端制造能力相对较弱。早在2018年，美国就对我国的中兴通讯实施了制裁，禁止对其出口芯片等技术性零部件，导致中兴通讯严重受创。2019年，美国又对华为公司进行制裁，对其芯片断供，使得华为生产受限。回顾这两起“被制裁”的典型案例，我们会发现，某些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从而达到阻碍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目的。

三 产业链布局带来的安全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容量大等优势吸引了大量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来中国投资开设工厂。但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原有的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国内人力资源成本相对于越南等国家在逐渐增加，再加上国际环境形势严峻，我国为了响应“双碳”目标，对企业环保的要求提高，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进一步上升，以至于一些沿海外资企业做出转移自己的工厂的决定，比如一些纺织行业的工厂逐渐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近年来，阿迪达斯、耐克等将工厂迁往越南，谷歌、微软、三星等公司也将其相关生产从中国迁出。图1-7显示，越南在2005～2021年的出口额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2009年出现短暂下降是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近几年出口额增速有加快的趋势。图1-8显示了越南2021年前十名出口产品，可以看出，越南出口产品大多与制造业相关，且电气机械及零部件在其贸易份额中占比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部分产业有被替代的风险。而且2020年美国宣布对中国增加25%的关税，导致一些公司将越南作为亚洲对美国的“避风港”，将工厂迁移到越南。据越南海关统计，2021年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此外，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一些企业的员工可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回到岗位复工，导致企业的产品供应量发生波动，很多企业因此会选择转移自己的工厂，这也会增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一起迁出的风险，进而造成“产业链外溢”。

图1-7 2005～2021年越南出口额

资料来源：历年《越南统计年鉴》。

图1-8 2021年越南前十名出口产品

资料来源：Trade Map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