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与东南亚：一种价值链的视角

钟飞腾[1]

摘要：本文梳理了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东南亚的三种观点：分裂论、有利论和风险论，这些研判主要基于贸易总值和价值链两种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贸易总值和增加值贸易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东南亚的影响。从贸易总值来看，东南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这不仅表现在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将来很可能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也需注意到，中美爆发贸易摩擦以来，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增幅略多于中国。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来看，美国仍然是东南亚国家最终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是东南亚国家中间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与最终品相比，中间品更容易受到关税的影响。然而，目前有关增加值贸易的数据还不足以准确揭示东南亚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冲击的最终结果，中间品贸易与最终品贸易的不同政治效应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那种认为东南亚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中国的观点很大程度上误用了贸易模型。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东南亚 贸易总值 增加值贸易 全球价值链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关注点之一，人们从各种角度分析贸易摩擦的动因及其影响。除了中美双边层面的分析之外，作为世界舞台上重要的贸易参与方，东南亚也是备受关注的分析焦点。尤其对经济学界和产业界而言，东南亚将是检验全球化时代贸易政策对第三方市场施加影响的最佳案例之一。东南亚多个国家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美国是其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美国也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逐步成为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南亚和美国形成了相互联系的三角贸易关系。人们很长时期内并不曾担心美国这一中心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而把推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内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随之聚焦于计算部门和行业的关税减让对一国福利的影响。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全球化的减速，东南亚这个曾经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区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与此同时，东南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应对和变化，尤其是2019年以来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例如，随着中国崛起，很多国际关系文献讨论东南亚邻国面临选边站的难题，如果中美经贸摩擦继续加深，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出现全面战略竞争态势，那么到底有哪些国家将率先作出选择，站在中国或美国一边，这显然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又如，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曾经流行过地区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概括，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将成为一个极好的试金石。从各国的应对（甚至一些政策辩论）中，可以发现哪些国家的确因为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而选择支持中国的政策主张，又有哪些国家根本没有这种担心，而难以纳入这一分析框架。进一步而言，可以据此评估周边国家究竟如何平衡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从东南亚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来加以考察，这也是本文试图加以分析的部分内容之一。

本文也将致力于探索更具趋势性和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新的全球经济时代，即地区经济关系很大程度上基于产品过程，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甚至产业之间或者内部的分工。在这一新时代中，分析经济关系的模型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及在政策上的应对思路都有很大的不同。如要正确评估国家的政策，首先要准确了解经济交往的收益及其在各层级的分配。这一点，无论对以整个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现实主义来说，还是以个人或者团体为分析单元的自由主义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但从现有的中英文国际关系学术文献来看，人们对不同贸易关系模型之间差别的分析远远不够。有时候会发现很多争论之所以难以形成基本的结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所使用的基本模型的差别，人们试图争辩的对象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据此导致建立在基本认知模型上的理论推理也大相径庭。因此，一些涉及理论和立场的争论，归根到底是源于对现实认识的巨大差异。

对东南亚与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表明，建立在传统总量贸易数据上的分析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尽管这类分析仍然能够把握现实关系的一部分内容，但越来越缺乏整体上的解释力。而基于价值链，即各国参与产品的分工，不仅是整个产业或部门的分工，将有助于认识全球化时代企业和国家应对思路的差异。在全球化动力失速之际，各国都在激励本国企业创新攀登价值链，积极吸引外资，这种政策本身已经预示着企业和国家的利益有很大不同。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企业并不完全听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管制。例如，尽管美国政府没有派代表团参加中国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但美国企业参展规模跃居参展国第一，企业数量达到192家，比2018年增长了18%。[2]企业之所以能够承担本国以及东道国的一些政策管制成本，当然有其秘诀，其中一部分蕴藏于产品分工之中。再如，中国一些加工贸易的企业，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加税，通过本地企业承担成本以及上游企业承担成本来解决，有的甚至完全由美国企业承担成本，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下子关闭工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布报告认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对两国的消费者及许多生产商均造成负面影响，因关税上升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3]这些现实中发生的例子促使学者要重新思考传统上讨论贸易收益与分配的模式是否仍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