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波友好交往中的文学关系

中国和波兰分处亚欧大陆，山川阻隔，风俗迥异。在鸿雁传书、“萧萧班马鸣”的古代，中波两国鲜有交往，最早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3世纪。那时，南宋、金、西夏等政权并存，最后由元朝统一了全中国。而波兰则经历了蒙古帝国西征的旷世大战。彼时波兰称蒙古人为鞑靼人，波兰作为阻挡鞑靼人向西进军的主战场，与蒙古帝国进行了长久的激烈交战。在莱格尼察战役中，蒙古人用火药武装军队，使波兰尝到了来自东方的威力。这段史实后来被波兰编年史家扬·德乌戈什（Jan Długosz，1415—1480）[5]在15世纪通过文学书写记录了下来。及至17世纪，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ał Boym，1612—1659)来到中国，将有关中国的地理、医学等知识带回波兰并编撰《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中医要览》（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成为波兰人了解中国的文献来源。18—19世纪，中波人民通过传教士编撰的有关两国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的书籍进一步扩大了相互了解，晚清民初“西学东渐”运动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通过《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作品向国人传播有关世界也包括波兰的知识。可以说在17—19世纪，文献资料是中波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对方的主要途径，并且这种交流主要发生在小部分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精英群体中。

近代以来，中波两国皆遭受外族蹂躏，山河破碎，人民涂炭。先有波兰于1772、1793和1795年三次被俄、普、奥瓜分，经历了长达123年国破家亡的苦难。后有华夏之邦于1848年鸦片战争之后遭列强环伺，丧权辱国，风雨飘零，神州陆沉。这一时期，两国先知著书立说开启民智，奔走呼号振奋民心，文学成为两个民族弘扬爱国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不约而同的选择。以鲁迅为引领的一代“新文化运动”进步知识分子，遍览世界诸国文学，特别青睐“弱小民族”文学，其中又尤其喜爱“波兰故事”。他们将亚当·密茨凯维奇、亨利克·显克维奇等波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呼吁自由、以古喻今、警醒世人的优秀作品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激励国人觉醒的文化武器。

彼时的波兰作家则在文学创作中表达对际遇相似的中国的惺惺相惜之意。波兰爱国画家、剧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维斯皮安斯基在1901年写的剧本《婚礼》（Wesele）中有这么一句对话：“克拉科夫的农民问记者：‘政治上有什么消息？中国人还能撑下去吗？’”这是由于当时义和团的命运引起了波兰人的很大关注，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八国联军里，有三个国家正是瓜分波兰的侵略者。屡遭磨难的波兰从未放弃过汲取他国文明精华以推动本民族内在文化发展的努力。从1901年翻译《灰阑记》开始，波兰人在战争、动乱和失去自由独立的境遇之中坚持不懈地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精品，通过了解东方古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客观现状，为自身在绝境中的抗争之路提供某种镜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经战争之殇的中国和波兰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49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波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1951年，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是新中国成立后签订的第一个双边文化合作协定。在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中波文化交流蓬勃兴旺。双方通过互派留学生培养语言人才，建设出日后文学交流的中坚力量。“铁幕”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中，中波两国处于相似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担负了相似的社会文化建设任务。在波兰，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鲁郭茅巴老曹”，成功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赵树理以及推崇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的丁玲、周立波等解放区作家大放异彩，他们的代表作纷纷被译介、出版。在中国，20世纪初开启的译介波兰文学中“争自由、求解放”主题作品的“鲁迅模式”得以继承和发扬。书写反抗精神的密茨凯维奇，颂扬反法西斯精神的里昂·克鲁奇科夫斯基（Leon Kruczkowski，1900—1962）以及显克维奇、博莱斯瓦夫·普鲁斯、艾丽查·奥若什科娃、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广受欢迎。虽然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中波文学交流陷入低潮，但两国热爱文学、对对方文化始终保持浓厚兴趣的语言学家、汉学家、翻译家们并未完全放弃文学互译的追求。《三国演义》选译本、《西游记》翻译“三部曲”、《绿化树》、《芙蓉镇》等中国伤痕文学代表作在波兰出版，体现了波兰汉学家们对译介中国文学锲而不舍的努力。而波兰文学翻译家易丽君在此期间翻译完成的密茨凯维奇著名诗剧《先人祭》（Dziady），更成了1978年之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译著，被赞誉为“一只报春的燕子”。

1978年，中国正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1989年，经历了东欧剧变的波兰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转型的道路。两国关系转暖，文化交流迅速恢复。及至21世纪初，两国愈发关注民间外交、软实力建设，中波文化交流呈现多层次、全方位发展良好态势。这一时期，中波文学的相互翻译、相互推广、相互影响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波兰不仅翻译出版了张爱玲、莫言、苏童、贾平凹等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还修订、改译、重译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精品，译本数量和质量都实现大幅提升，波兰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典籍和经典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也得以拓展加强。中国不仅继续翻译波兰浪漫主义、实证主义、“青年波兰”等时期几乎所有波兰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还着力发掘波兰荒诞派文学大师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波兰后现代文学代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作家的艺术魅力。

2012年4月26日，在波兰华沙举行了首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正式开启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进程。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将实现“民心相通”置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五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波兰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新时代中波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中波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两国关系发展在新时代面临重要机遇，需要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全面拓展，人文交往更加有声有色。中波文学交流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系之中，在中波双边关系同向而行、文化互学互鉴内在要求双重作用下，迎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同样在2012年，中波文学关系史上亦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包括波兰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坛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热潮。2019年当代波兰文坛最杰出作家之一托卡尔丘克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带来了中波文学互译事业大繁荣。同时，人类社会对自我本体与宇宙关系的思考引发两国人民对科幻文学的关注和“后现代化”文学接受的转向，而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更催生了各种文学传播的新形式。

总体而言，中波文学关系史是两国跨越遥远的地理距离走向亲近与紧密团结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也是双边关系的历史全景中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一个侧面。通过译介、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够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读懂这个国家的民族心理，准确把握双方交往的着力点，进而实现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共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