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理论与模型简介
概要：口译活动历史悠久，在跨文化交流环境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口译理论研究仍是一门新兴学科。实际上，口译过程相当复杂，主要包括听力、理解和表达三个部分。本节将介绍口译过程中的主要理论和实验，其中口译过程中的信息理解模型将作为重点来介绍。本节将对以下三个主要理论进行介绍：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和玛丽安·莱德雷尔（Marianne Le-derer）的释意理论（即释意论）、图式理论和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的口译模型（包括认知负荷模型和理解等式模型）。这三种理论都是关于口译过程研究的，它们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自这些理论提出以来，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理论创始人本人都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推动了这些理论的发展。因此，本节将关注学者和相关专家在这三种理论建立后所做的研究，以追溯这三种口译理论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口译信息理解过程。
1．绪论
口译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们需要相互交流，他们所建立的这种跨文化环境催生了口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开始，口译成为了一种公认的职业。口译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交替传译、同声传译和视译。在交替传译中，说话人在传递信息时会不时地停顿，以便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口译员把信息连续地解释给听众。在同声传译中，说话人则不会停顿，口译员需要不断地向听众传达他们获得的信息，而且不能打断说话人。在视译中，口译员接收信息的方式与前两种口译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用听译，而是需要阅读用源语言写成的信息，并通过讲话将信息传递给听众。虽然这三种口译各不相同，但它们作为口译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所有三种类型的口译都具有不可预知性，所有口译员都要在高压下独立工作。
西方国家对口译的理论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关于口译特点和技巧的文章才公开发表[1]。口译理论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口译的结果上。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的释意理论，即释意派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口译过程的第一次理论研究。后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研究口译过程，我们也提出并应用了一些其他的理论。不同的理论对于口译过程的划分也不尽相同，但大致上都会包含听力、理解以及表达这三个过程。本节将主要关注口译过程的一部分：信息理解模型。本节将介绍三种已经建立或应用于口译过程研究的理论，并介绍这些理论的后续发展。
2．研究现状及理论
2．1 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和玛丽安·莱德雷尔的释意理论
释意理论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科学的口译理论，其理论创新令人印象深刻，对口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20世纪60年代末，巴黎一支由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和玛丽安·莱德雷尔带领的精英团队创立了释意理论，即释意派理论。释意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口译实践的基础上，与传统的口译过程研究大相径庭。当时，口译研究的主流是旨在从语言层面研究口译过程的结构语言学[3]。但是，塞莱斯科维奇和莱德雷尔则认为口译是一种复杂的跨文化交流。在他们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机械的转换编码或简单的形而上学，而是“意义”的载体。他们认为口译侧重于说话者试图传达的隐含和明确的语言意义。因此，口译员无需过多注意语言形式或字面意义。相反，口译员应该努力打破语言形式的限制，以达到交流的真正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接受核心信息或者说语感。
丹妮卡·塞莱斯科维奇和玛丽安·莱德雷尔在《国际会议口译——语言与交际问题》（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 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Probl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一书中提出这一观点之后，其他学者的努力也推动释意理论的发展。塞莱斯科维奇自己也尽了最大努力来完善这一理论。她曾经掌握了遗传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完善了释意理论。《语言、语言记忆及交替口译笔记练习》（Langage，langues et mémoire，Étude de la p rise de notes en 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是她在1975年撰写的另一本书。1987年晚些时候，塞莱斯科维奇与莱德雷尔合作出版了《释意理论》（Interp réter pour traduire）一书。1994年，莱德雷尔在《今日翻译：释意模型》（La traduction aujourd'hui：Le modèle interp rétatif）一书中对释意理论的理论框架和关键概念进行了总结。
在传统的口译语言学研究中，口译过程只包括两个阶段：输入和输出，即理解和表达。而“三角模型”是释意理论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塞莱斯科维奇和莱德雷尔认为口译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理解、脱离源语外壳和再表达。
在这个三角模型中，“理解”是口译的第一步。塞莱斯科维奇[4]曾将其定义为“语言话语的听觉，它通过分析和解释的过程来传递意义、语言形象和对信息的理解”。事实证明，准确理解源语语言意义（如词汇、句法、语音等）的能力是必要的，但对译员来说这还不够。如果他们想要将所有这些片段整合到一个语境通顺有意义的表达中，就需要参考百科知识、语言知识、交际语境等[5]。这一过程是口译员掌握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前提，也是口译员掌握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必要条件。除了语言能力，包括情感在内的足够的认知补充[6]以及语言外的知识对把握语言符号下的意义起着重要作用。
这个“三角模型”的第二个过程是“脱离源语外壳”。这是一个创新的概念，指“果断抛弃措辞，保留文章的的心理表征”[7]。“脱离源语外壳”的过程发生在源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得到存储之后，也发生在目的语意图重新表达语言背后的意义之前。“脱离源语外壳”和“语感”是塞莱斯科维奇在意义理论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口译员将作为语感载体的语言形式转换或还原为口译员脑中的思想、概念或观念，并将语感而非语感形式储存在大脑中。总之，口译员头脑中储存的信息是非语言形式的，代表了话语中的交际意义。一旦口译员不再停留在听觉感知的过程中，“脱离源语外壳”的过程将会自发、自然地进行。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像数字、图像、动词符号（如缩写和首字母等）之类的一些语言形式或符号将被保留下来，以引导接收者“脱离源语外壳”。
在这个“三角模型”中，第三个过程是“再表达”。尽管这与信息理解无关，但它在这个模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本节仍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一过程。塞莱斯科维奇是这样描述这一过程的，“重新表达是目标语言中新话语的产生，它必须满足双重要求：首先要完整表达原始信息，其次必须面向接收者”[8]。在这一过程中，口译员必须用目的语向观众表达出他们脑中所保留的原始交际信息脱离源语外壳的意义。因此，很明显，口译质量将对听众对演讲者的理解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这也表明了传达说话者话语意义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语言信息的重要性。
因此，在释意理论中，“脱离源语外壳”和“语感”这两个最重要的概念都与口译中的信息理解相关。在这个释意理论中，口译员将要理解的信息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是“语感”。这里的“语感”还包括其他信息，如语言外信息和认知补充。“脱离源语外壳”则是实现这种信息理解模式的途径。
2．2 丹尼尔·吉尔的口译模型
在口译过程的研究领域中，丹尼尔·吉尔是一位权威专家。20世纪90年代，他在《口笔译译员培训的基本概念和模式》（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一书中提出了吉尔口译模型。这本书里提到了两个模型：认知负荷模型和理解等式模型。这两种模型以数学公式的形式展示了口译过程，这有助于口译员在口译实践中更有效地把有限的精力分配到不同的部分。根据他的理论，口译员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但口译过程则是多任务同时进行的。因此，他认为口译中有三种认知负荷，包括听力（L）、产出（P）和记忆（M）。根据吉尔的说法，三种负荷的总和无法超越译员有限的认知能力。之后，他还提出了“听力＋产出＋记忆＞容量”（L＋P＋M＞Ca-pacity）的观点。因此，分配整体精力和保持三个方面平衡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
除了丹尼尔·吉尔，还有其他学者在研究类似的理论。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精力分配是一个动态的、波动的过程，因此，如何同时完成不同的任务成为了这些专家学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在丹尼尔·吉尔之前，格尔弗[9]认为口译包括接收语言信息、信息存储、信息检索、信息转换和信息传递。而马萨罗[10]则试图建立一个模型来描述听觉信息的时间流。这一过程以声音信号开始，即说话者的信息，然后到听众的耳朵，最后这些信息在听众的脑海中转换为某种形式的心理表征，这一过程也随之结束[11]。1987年，芭芭拉·莫瑟也提出了一个以马萨罗模型为基础的模型。在他的模型中，他提出口译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一任务不仅需要专业的认知技能，还需要译员同时进行不同类型的信息处理工作。不过，这一分支的研究内容更像是丹尼尔·吉尔的口译模型。
而在丹尼尔·吉尔之后，仍有其他研究人员和学者在对这个领域展开研究。索耶[12]的模型基于吉尔的认知负荷模型和克拉申的第二语言习得监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他描述了听、监控和说这三种注意力管理技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解释说监控在口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内，也有一些专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汉英项目合作小组”。这个小组由林郁如和杰克·朗尼根领导。在丹尼尔·吉尔模型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可以适用于口译教学的“口译技能模型”。除此之外，仲伟合[13]在前两个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口译员知识结构等式”模型。该模型表明，语言知识、百科知识和口译技能是口译员应具备的必要知识。另外，人们也对吉尔模型在口译实践中的应用展开了其他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都是由MTI领域的学者和学生完成的。学者们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一是笔记和听力理解之间的精力分配矛盾，二是数字口译。这些研究都试图在吉尔口译模型的基础上找到一些解决方案。
吉尔的口译模型实际上有两种，认知负荷模型和理解等式模型，分别适用于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理解等式模型将更接近于信息理解模型。但本节也将对认知负荷模型进行简要介绍。
认知负荷模型源于吉尔[14]提出的两个观点，“首先，口译需要某种精神上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有限的；第二，口译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精神能量，有时其需要的能量甚至要多于可用的能量，这时口译表现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他看来，口译主要需要三个方面的精力：听力和分析的精力、言语输出的精力和短时记忆的精力。
在同声传译模式中：SI＝L＋M＋P＋C。（“C”指协调精力）
在交替传译模式中，这些阶段分为两部分：
第一阶段：CI＝L＋N＋M＋C（“N”指记笔记）
第二阶段：CI＝Rem＋Read＋P（“Read”指笔记阅读）
丹尼尔·吉尔提出了理解等式模型来说明影响理解过程的因素。其数学公式是：
C＝KL＋EKL＋A
C＝理解
KL＝语言知识
EKL＝语言外知识
A＝深入分析
“语言知识”是指口译人员对某一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对该语言和其他一些字母符号所传达的信息进行表达或接受的能力。“语言知识”包括单词、句子、语义以及对话语的处理[15]。总之，口译员应该能够用这种特定语言进行交流。“语言外知识”将包括三个部分：百科知识、专业知识以及背景知识。“深入分析”是指口译员在不同的场合，结合上述两种语言的其他综合知识体系，对信息进行分析的能力。
在这个关于“理解等式”的数学公式中，我们还必须注意“等号”和“加号”。等号实际上是指语言知识、语言外知识以及深入分析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对等”的意思。“加号”表示“交互加法”，而不是算术加法。因此，理解等式模型只是揭示了语言知识与语言外知识之间的联系。吉尔曾经提到“两者中任何一个的增加都会有助于优化理解。如果口译员在其中一个方面很弱，那么就可以在另一方面进行弥补”。
2．3 图式理论
“图式”的概念出现在德国学者、心理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著作《批判与纯粹理性》中。康德认为，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思维的学习必须建立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他还指出，人类的认知过程不是独立的，相反，它在人脑中是相关联的。因此，他试图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图式”来解释他的思想。当时，他运用自己的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理解的过程。虽然这一概念并不是为了研究口译过程而提出的，但它所研究的领域为以后的口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信息。在他之后，其他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对“图式”的理解。例如，鲁梅尔哈特[16]认为图式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体，一个代表某个刺激领域的某个部分的心理结构”；霍华德自己将图式定义为“从经验中抽象出的一种表现”；尤尔[17]称图式是“记忆中预先存在的知识结构”；曾与尤尔合作过的布朗[18]将图式视为“描述世界知识在人类记忆中是如何进行组织，以及在话语理解过程中是如何进行激活的比喻”。虽然“图式”有很多定义，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当我们试图获得新知识时，图式可以被视为背景知识或过去经验的抽象，它作为一个框架或心理结构，为我们理解新信息提供了基础。
因此，图式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即每个人以前对世界的认识和他所研究的事物都会影响到他在当前学习过程中的每一个理解行为。换句话说，当我们试图理解新的信息、知识等东西时，学习的过程将受到我们已知东西的强烈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框架，而我们将要学习的新知识或信息必须与之相适应。
后来，图式理论在巴特利特的《记忆：实验和社会心理学研究》（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一书中被首次正式提出。巴特利特将其描述为“过去反应或经历的积极组织”。[19]他的意思是，记忆不仅仅是一个死记硬背或复制的过程，相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保留了一个事件的总体要点，然后从这个总体印象中重建细节。[20]在巴特利特看来，图式是构成和组织背景知识的基本单位，而这种先验知识是人们感知、理解或记忆新事物的基础。此外，他的实验还表明，当人们所遇到的新信息与他们通常的理解不同时，就会很难将新信息融入现有的“图式”。这最终将导致既不能记住新知识，也不能应用它来构建自己的心理图式。直到新信息和先验知识之间的关系形成，它才会被心理图式所接受。巴特利特对图式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温和斯奈德[21]曾经说过，“从巴特利特时代起，图式理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对阅读理解的研究。最强有力的证据正是来自这一研究领域，证明了图式在口译测试中的决定性作用。”
巴特利特之后，图式理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直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在人工智能领域工作的学者开始对这一理论产生兴趣。例如，卡雷尔[22]相信人脑中现有的图式对他们理解新信息和未知世界会产生积极影响；鲁梅尔哈特也对这一理论做出了贡献，他曾经说过，“图式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一种关于知识是如何被表达，以及这种表达如何以特定的方式利用知识的理论。”[23]；贝尔[24]指出，“图式是将新经验和旧知识联系起来的关键，它揭示了人们对重复事件的知识，在这些事件中，意义通过依赖网络相互关联，这是在多样性中发现相似性的基本技能”。后来，菲尔莫和明斯基[25]提出的“框架理论”是图式理论的一个主要分支，这一理论认为知识是以数据结构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的；而舍克和艾贝尔森[26]提出的“脚本理论”则是图式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分支，他们认为外部刺激是人类在遇到新信息时激活对世界认识的关键。
后来，图式理论被应用于阅读理解、听力理解和第二语言或新语言学习，特别是口语学习等领域中。在这些应用中，人们开始意识到理解人脑中新信息、概念或想法的过程是通过激活人脑中的相关图式来实现的。图式是学习语言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促进了图式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例如，康立新[27]为了将“图式”应用于口译过程中，着重研究了文化图式、语言图式和形式图式，赵颖和杨俊峰[28]试图拓展口译员的能力形成策略，并将其分为语言、知识、技术和职业素质四大类。
本部分在介绍图式理论之后，将着重介绍图式理论在口译过程中的应用，尤其是在“信息理解”过程中的应用。
图式主要分为三种：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语言图式指语言的背景知识；内容图式指的是关于内容的背景信息；形式图式指的是关于文本结构和图形语言的背景知识。这三种图式在信息理解中起着关键作用[29]：它们提供了吸收信息的心理框架；在吸收新信息时，它们在分配注意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向接收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先验信息来帮助他们理解输入的信息。
根据图式理论，在口译过程中有两种信息理解模式：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信息理解模式，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理解模式。其指导原则是，每个输入都映射到一些现有的模式，并且该模式的所有方面都必须与输入信息兼容。[30]
在“自下而上”的信息理解模式中，输入的数据将唤起心理图式。卡雷尔[31]曾经说过，“数据的特征通过最合适的底层图式进入系统。图式是分层组织的，从最一般的顶部到最具体的底部。当这些底层模式汇聚到更高的层次时，更通用的模式将被激活。因此，自下而上的处理被称为数据驱动。”因此，据说在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理解过程中，最低层次的信息或数据将首先得到处理，最高层次的数据和信息则紧随其后。更重要的是，较高层次的数据和信息事实上是一个人大脑中的背景信息，不会影响低层信息的处理过程。例如，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当一个人在听一个单词时，他之前对相关信息的了解将不起作用，如大脑中的一些相关单词、对该单词会产生影响的语法或内容等。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样一个“数据驱动”的过程也会唤起更高层次的图式，包括词汇、句法、意义以及大脑中的其他语言外符号，如情感、签名、表达等。
在“自上而下”的信息理解模式中，情况正好相反。更高层次的一般图式将为人类大脑的心理系统做出一般预测提供依据。之后，在这种预测下，心理系统将对输入的信息进行研究，并接受符合这些高阶图式的信息。因此，卡雷尔也称之为“概念驱动”。所以，“自上而下”的信息理解模式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大相径庭。当接收者进行“自上而下”的处理过程时，他试图用他以前所知道的东西来理解外部信息，比如他对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理解、对他要解释的主题的了解，以及有时对说话者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接收者也会使用他的背景信息来消除不必要的或模糊的信息，从而帮助构建符合逻辑且有意义的句子。桂诗春[32]曾经说过，“较高层次的常识将对较低层次的语言知识的感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如上所述，“自上而下”的过程更多地关注口译员的文化背景知识或与主题相关的信息，而“自下而上”的过程更多地关注语言知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自下而上”的信息理解模式和“自上而下”的信息理解模式并不是彼此分离的。相反，两者都会影响口译员对信息的理解，而且彼此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如果一位精通源语言的口译员对社会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他就不能完全理解语言传递的信息；而如果一位口译员知道很多语言背后的文化和历史知识，却不能很好地掌握语言本身，那么他仍然不能完全理解语言。另一方面，这两种心理过程无时无刻不在人脑中相互影响。王湘玲[33]曾指出，外部环境中的语言或语言外信息将激活“自下而上”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口译员将尝试分析语音、词汇和句法。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过程将被唤起，大脑中更高层次的图式或背景知识将准备好指导第一个过程。
这一部分将简要介绍六种常用的口译研究方法。[34]
第一，实验总结法。这是早期口译研究中常用的基本方法。它是指口译员在某种工作中的经验总结。
第二，推测归纳法。该方法以实验总结法为基础，但比前者更普遍。它倾向于找出更深层次的口译规律，而不是专注于对某些口译技巧的总结。
第三，内省法。这种方法来自心理学领域。使用这种方法时，口译员会有意识地注意自己在特定口译场合下的行为。随后，他会试图分析他在自己身体上和头脑中发现的现象。
第四，现场观察法。当口译研究人员使用这种方法时，他们会观察别人的行为，试图分析和总结，而不是专注于自己的身心。
第五，调查法。指寻找某些数据或信息，例如，对口译员进行随机调查或问卷调查。
第六，实验法。这里的实验通常处于一定的控制或条件下，以证明所提出的假设或观点。
尽管人们对口译过程已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理论研究，学者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口译理论领域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未来，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将不断推进，并呈现出新的趋势：首先，学者们已经尝试从认知科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学科的角度研究口译过程，这一理论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将得到加强。其次，在将来，学者们将更多地关注口译的过程，而不是口译的结果。许钧[35]曾经说过，“口译研究分为两种：一是静态研究，指口译的结果研究；二是动态研究，即口译的过程研究。”国内口译领域的著名学者刘和平[36]认为，“口译的动态研究最终会上升到理论层面”。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未来，学者们将更加关注口译过程。最后，中西方国家在口译过程研究领域的合作将更加频繁。
本节表明，许多研究都是针对口译过程的研究（如口译中的信息理解过程），并且已经建立或应用了一些理论来进行研究。然而，人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口译过程，因此，未来仍有一些模糊和未被发现的领域有待探索。
注释
[1]张竹君．吉尔模式下对口译理解的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2]白雅丽．释意理论视角下的新能源讲座口译实践报告［D］．湖南大学，2018．
[3]祝怡．释意理论下政府记者招待会口译策略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
[4]Seleskovitch，D．Language and cognition［A］．Paris：Lettres Modernes Minard，1978．
[5]白雅丽．释意理论视角下的新能源讲座口译实践报告［D］．湖南大学，2018．
[6]刘和平．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7]Seleskovitch，D．Language and cognition［A］．Paris：Minard Lettre Modemes，1978．
[8]Seleskovitch，D．Language and cognition［A］．Paris：Lettres Modernes Minard，1978．
[9]Gerver，D．Empirical studie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a review and a model［A］．In R．W．Brislin（ed．）．Translation：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C］．New York：Gardner Press，1976：78-112．
[10]Massaro D．W．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 of understanding speech［J］．1978．
[11]洪云霜．吉尔口译模型下交替传译中精力分配失衡应对策略实践报告［D］．西安外国语大学，2018．
[12]Sawyer，D．B．Monitoring process in conference interpreting：towards a model for interpreter trai-nees．Meta 39，1994，3：433-438．
[13]仲伟合．口译训练：模式、内容、方法［J］．中国翻译，2001，22（2）：30-33．
[14]Daniel Gile．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15]张竹君．吉尔模式下对口译理解的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16]Widdowson，H．G．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264．
[17]Yule，G．Pragma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8]Brown G，Yule G．Discourse analysis：Cohere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scours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9]Bartlett S F C．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J］．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11，3（2）：187-192．
[20]Carroll D．W．Psychology of language［M］．Monterey Calif：Brooks Cole Pub．Co．，2012．
[21]Barley C D，Winn C B．Optimal dispatch strategy in remote hybrid power systems［J］．Solar Ener-gy，1996，58（4-6）：165-179．
[22]Carrell P．L．，Eisterhold J．C．Schema theory and ESL reading pedagogy［J］．Tesol Quarterly，1983，17（4）：553-573．
[23]Caroline，Clapham．The development of IELTS：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background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M］／／The development of IELTS：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background knowledge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4]Bell，R．T．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5]Minsky M L．Seman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M］．Seman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1968．
[26]Schank R C，Abelson R P．Scripts，plans，and knowledge［C］．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75．
[27]康立新．国内图式理论研究综述［J］．河南社会科学，2011，19（4）：180-182．
[28]赵颖，杨俊峰．从图式理论谈商务英语口译能力的培养［J］．中国翻译，2014（3）：49-52．
[29]王建华．口译认知研究［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30]Carrell，P．L．，Eisterhold，J．C．．（1983）．Schema theory and ESL reading pedagogy．Tesol Quarterly，17（4）：553-573．
[31]ibid．
[32]桂诗春．认知和语言［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3）：3-9．
[33]王湘玲．口译认知过程中信息处理模型的图式诠释．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 （5）：107-110．
[34]鲍刚．口译程序中的语义问题［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4）：104-111．
[35]许钧．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J］．中国翻译，1997（3）：5-8．
[36]刘和平．口译理论与教学研究现状及展望［J］．中国翻译，2001（2）：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