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尔玛”与羌族

当前无论是在村寨或在城镇居民中，都普遍存在着“羌族”认同。无论在主观的自我意识上，或在文化表征上，羌族都与汉族、藏族有鲜明的区分——截然不同于过去岷江上游地区“尔玛”与“赤部”“而”之间，以及北川地区“汉人”与“蛮子”间的模糊区分。羌族认同的形成及其本质，涉及华夏主体与其边缘之间长期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以及相关的文化选择与创造，这些都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历史篇”，与第三部分“文化篇”中说明。在本节中，我只描述、解释当前此“民族”认同对各种不同背景羌族的意义，以及羌族的族群边界——他们心目中羌族与藏、彝、汉之间的区分。

现在羌族民众普遍都以“尔玛”等同于“羌族”。大多数城镇羌族知识分子，都以川西汉语方言将这词念作“尔玛”，不论他们原来在“乡谈话”中念作“日麦”“玛”“莫儿”或“尔昧”。“尔玛”普遍在各种场合代表羌族，如羌族地区出产的一种酒被取名为“尔玛酒”，介绍羌族民俗的文献被题名为“尔玛风情”。而且，所有羌族人都知道“尔玛”的人群地理范围：南至汶川的绵篪，西至理县东部与茂县赤不苏，北到松潘的镇江关、小姓沟一带，东到北川。至于过去狭隘的“尔玛”观念，则被人们视为昨日之非。岷江上游羌族如今普遍认为过去因知识浅薄以及交通不发达，所以才以为“尔玛”只是一小撮人群，北川的羌族则认为，因过去的民族歧视，所以他们都以为自己是汉人，忘了或不愿承认自己是“尔玛”。然而许多人也承认，在过去他们没听过“羌族”，如一位茂县永和沟的老人说：“羌族，事实上都是他们安的；羌族、藏族、彝族，我们这些人安不来这些姓名，只晓得莫儿。”以下这位北川青片乡上五寨人的一段话，更道出民族识别在基层民间的情形。他说：

解放初，茂县的人登记是羌族，我们很多人都登记藏族。我们还觉得很奇怪：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要登记羌族？我们责怪他们，他们也责怪我们。后来看，羌族还是对的。我们那儿人口普查，有很多这些问题。有人不准登记成羌族，才登记汉族。从前许多人违心变成汉族的，（现在）都要有文献才准登记羌族。

我引这些口述资料，并非为了说明近代的民族识别不正确；更重要的是，它们说明过去汉、藏之间有一个模糊的族群、文化与认同边缘。事实上，相当于“羌族”的“尔玛”观念，并未完全取代过去较狭隘的“尔玛”观念。目前“尔玛”在人们心中常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含义，哪一层次含义比较重要，在不同世代，居城与居乡以及不同地区的羌族群众间都有些差别。即使在一个人的心目中，“尔玛”也常因当时所处情境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意义。

一般来说，城镇羌族民众的“羌民族认同”较村寨民众来得强烈。这自然是由于在前者的生活环境中，他们有较多机会接触藏族、汉族与回族以及相关的民族知识，并在接触、认识“他族”与民族知识之中，产生本民族的认同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前面我们曾提及，在城镇的“少数民族”资源领域中，竞争者是以“民族”为单位来划分的：如学校中藏族学生入学名额多少、羌族名额多少，或政府各部门官员与各种会议地方代表中藏、羌、汉、回各占多少名额。这也使得特别依赖此资源的城镇羌族知识分子，有更强烈的民族认同。以不同世代的人来说，青年与中年一辈的羌族，比老年人有更强烈的羌族认同。以性别来说，男人的羌族认同又比女人来得强烈。主要原因是，显然比起老年人来，新一世代的羌族所接触的外在世界与知识较广；比起女人，男人所接触的外在世界与知识也来得广些。

在地域之分上，北川羌族无论是居城居乡，可能比其他地区的羌族更热衷于强调本民族认同。首先，这是由于北川羌族受汉文化影响比他处羌族都来得深远，他们较能娴熟地掌握、吸收汉文知识，也因此容易接受汉文传播的民族知识。其次，由汉语文知识中，他们得知过去本地土著有青片羌、白草羌，后来经明代将领何卿血腥镇压及在民族歧视下，本地居民皆自称汉人以免遭迫害，这个悲情历史，使得他们更珍惜、重视目前得以恢复的少数民族身份。10最后，北川与绝大多数羌族所居的阿坝州分属不同水系，在深度汉化下北川的本土文化大量失去，因此北川人可以说处于羌族的边缘位置。此边缘位置与相关认同危机，使得北川羌族更需要强调本身的羌族认同。

由口述记忆与相关文献，我们知道这样的羌族认同主要是在1950年代之后才逐渐产生的。许多本地人愿将自己登记为羌族，甚至争取成为羌族，无疑归功于国家在消除民族歧视上的努力，在经济、教育各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以及逐步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所带来的大量公职就业机会。在成为羌族之后，在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鼓舞激励下以及在与其他民族的往来关系中，1980年代以来羌族的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意识高涨。如今人们宣称自己是羌族，不只是为了可分享少数民族待遇与资源，也是认同于一个伟大的、可自豪的民族群体。对于如此羌族的特性，他们常由本民族与邻近其他民族间的区分来表述。

羌族与藏、彝、回、汉之区分

像所有的民族或族群一样，羌族认同经常由其“族群边缘”来刻画、衬托。族群边缘表现在人们刻意演示的文化表征上，也表现在人们主观上对“他族”的描述以及他族与我族区分的看法上。在民族划分、识别之后，被称作羌族的人逐渐由民族知识中知道哪些地方的人是羌族，也因此知道邻近哪些地方的人不是羌族——他们是藏族、汉族、回族与彝族。这些外族刻画“羌族”的边缘。事实上这些异族，特别是藏族与汉族，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全新的概念。他们将过去的“赤部”“识别”“费儿”或“蛮子”等概念转变为“藏族”，将“而”转变为“汉族”。因此，藏族便是上游生活条件差的人群；汉族则是下游占好地方的、较文明的人群。不同的只是，由于“羌族”（尔玛）范围扩大与确立，以“藏族”与“汉族”来划定的“羌族”边缘相对地往外推移。

羌族民众最常流露他们对紧邻的汉族、回族与藏族的看法。这经常有相当分歧，视当时的状况以及视人们的历史记忆而定。在许多村寨居民的观念中，有时他们觉得本民族与藏族较接近，与汉族较疏远。如一位北川青片乡上五寨的老人说：

客边就是“而”，我们是“莫儿”。一句话，就是羊子不跟狗打伙。“而”狡猾，“莫儿”性格直爽。松潘、黑水的人来跟我们摆条，都比较亲切些。

这位老人在访谈中一直自称“藏族”。这是因为，过去他认为被骂成“蛮子”的都是“藏族”，所以他也是藏族。后来在地方民族干部的解说与协助下，他才将自己改登记为羌族。由于上五寨人以前很受下游“汉人”的歧视，自然他觉得藏族要亲切些。

一位理县薛城水塘村的羌族，也认为藏族与羌族较亲近。他说：

羌族做官的与汉族做官的争，争不过他们，文字都被烧了。羌族打战只会猛冲猛打，没计划。把金砖、官印、银子挂在崖上，纪念以前有印，很富裕。羌族是从草地那逃来的，逃出来几个，在这儿安家。羌、藏从前是面对面的，对汉族是背对的，所以藏族对羌族好。

薛城水塘村羌族所居住的山沟，上游内沟部分便是嘉绒藏族村寨。这儿的羌、藏族多少都会说一些对方的语言。这应是他们认为藏族与羌族是“面对面的”原因之一。

部分羌族人认为藏、羌较接近，是由于他们认为，相较于汉族而言，藏族、羌族都较笨、直率且落后，都是老实、落后的“民族”。但相反地，许多羌族民众又认为，相较于藏族或彝族而言，本民族是进步的、比较聪明的。从这一角度，他们认为本民族与藏族、彝族比较远，而与汉族比较接近。这种进步与落后的区分观念，最常表现在他们主观认定的“卫生”程度之上。如一位茂县雅都人所言：

羌族挨着汉族近，所以我们比彝族进步。从卫生上，比较卫生、比较进步。彝族跟汉族不接近，所以不进步……

羌族人有时觉得他们与藏族接近些，有时又觉得自己与汉族接近些，这也显示他们的羌、藏、汉等民族概念与过去的“尔玛”“赤部”与“而”等人群区分概念类似。在自称“尔玛”时，他们也知道本地人有些“赤部”或“而”的特质，因此被他处人视为“赤部”“蛮子”或“而”。这使得他们的认同与区分可以摇摆于汉、藏之间。与此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本民族与回族之间，在文化习俗上几无任何共通之处。

在“共同的起源”上，羌族村寨民众多认为他们与藏族、彝族较亲近，这是因为在当前流行的历史与民族知识下，藏、彝与羌都被认为是古羌人的后裔。因此羌族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常表现在他们将本民族视为历史上一个“广大羌族”的起源与核心，而藏族、彝族则为古羌人支裔、边缘。此主干与分支之别，也表现他们心目中羌族优于他族的地位。法国人类学者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对印度种姓制度的研究中，已指出此种包含者与被包含者（整体与部分）关系所形成人群阶序（hierarchy）现象。11

“历史知识”也告诉他们，羌族与汉族有密切关系，因为他们同是古华夏的一部分。一位北川羌族知识分子说：

彝族是羌族的后代，藏族也是羌族的后代。羌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以前很强大，后来分成十几种民族。云南那的白族、普米、纳西、景颇，都跟羌族同一个祖宗。华夏族就是，华就是汉，夏就是羌，这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华夏就是汉羌。

因此同样地，“历史”使得羌族可以摆荡于汉、藏（与彝）之间，他们认为本民族与汉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也认为自身与藏族、彝族原出于一个民族。另一方面，“历史”也造成羌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区分。对于人口与地域在少数民族或中华民族中皆占比很小的羌族来说，一个悠久的、伟大的“历史”是他们认同本民族以及自我区别于他族的主要社会记忆。

至于回族，羌族认为他们与回族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历史起源关系。

“尔玛”、汉族与中华民族

羌族认为他们与藏族、彝族较接近而他们与汉族有较大的差别。目前当地的羌族与藏族民众，普遍以“民族”来称所有的少数民族，以此相对于“汉族”。因此如今在有些村寨民众心目中，“尔玛”更广泛的定义便是指所有的“民族”。

一位松潘小姓沟的羌族老人曾对我说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说，汉人与“民族”分地盘，相约各自在所占的土地上作记号。“民族”结草作记号，汉人则在石上刻字作记号。后来汉人放了一把火，把“民族”作的记号都烧了，只剩石上的刻字，所以好的土地都归了汉人。他又说：

民族都在山包包上，平坝汉族占到了。还有呢，树子都这样打疙瘩。汉族怪了，都是刻字，在石头上刻字作记号。汉族就是，我们两个分家就是，烧火。过后一烧，民族那个都烧掉了，没得根据；汉族那个，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写的字。汉族占了平坝，民族占了高山。民族就是羌族。不只是羌族，所有的民族。用羌语讲这故事，民族就是“日麦”，在这里“日麦”包括所有民族。回族不是“日麦”，藏族、彝族都是“日麦”。

在此“日麦”（尔玛）就是“民族”（少数民族），也就是“住在山上的人”。由于回族都住在城中或街市上，因此他不认为回族是“民族”之一。这位小姓沟老人所说的，汉人有文字，“民族”没有文字，这便是原住民心目中“民族”与汉人的重要的区分之一，也是他们心目中“民族”所以处于弱势的原因，其他许多西南少数民族中也都有类似的故事。

茂县雅都是最接近黑水的一个羌族乡。在一位雅都羌族老人记忆中，“尔昧”也曾包括当地所有的非汉人。他对我说：

“尔昧”包括得比较多，羌族是“尔昧”，藏族也喊“尔昧”。“尔昧”就是民族，汉人是“而”。彝族说不来我们的话，他们不是“尔昧”。黑水的也是“尔昧”，就是少数民族。四土的人是赤部，他们说的话我们不懂。草地的人是识别。北川那我们一般称他们“而”，就是汉族。“尔昧”里面还能分“识别”和我们。赤不苏地方的人还是称“尔昧”。羌族是解放之后读书了才知道的，以前凡是不是汉族就是“尔昧”。

有一次，一位松潘小姓沟的年轻人跟我说，他在书上看到台湾也有“日麦”。在他心目中，“日麦”作为少数民族或山上的人之总称，其范围可以超越中国大陆。将“尔玛”扩大为中国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或包含世界上所有住在山上的人，这样的观念只存在于比较偏远地区的羌族民众心中。上面提及的松潘小姓沟与茂县雅都，都是最偏远、边缘的羌族地区。

最后，在更高的层次上，羌族一般皆自豪于他们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各种传播媒体逐渐由城镇、街市进入村寨之中后，他们聚集在电视前观看、讨论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中的表现，或坐在火塘边谈论国际政治局势。这些社会记忆，都强化他们的“中华民族”或“中国人”认同。城中的羌族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在历史上，他们自豪于羌族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古老华夏；在文化上，他们自豪于羌族为仍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黄龙、九寨沟的观光事业带来许多外国客人，由于电视让他们接触到中国之外的世界，羌族民众的中华民族或中国人认同意识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以上便是由家庭、家族、村寨、不同层次的“尔玛”以及中华民族所构成的当地族群认同与区分体系。这样的体系事实上不是静态的，它因时转移变迁。譬如，过去的“牛脑壳”与“羊脑壳”认同区分概念，目前在大部分的羌族中已消失殆尽。现在的羌族、中华民族等认同以及相关的各民族区分概念，50年前在当地并不存在，或至少是罕为人知的。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我将探讨羌族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及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建构，这便是我所称的“民族化”过程。

在本章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本地人“民族化”成为羌族之前，这儿在族群认同上最显著的现象便是孤立的区域性“尔玛”认同，以及相对应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这样的族群现象，在族群理论研究上或在“汉化”问题研究上，都有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