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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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是否属于鸳鸯蝴蝶派

20世纪初,为适应城市经济发展和市民娱乐的需要,一大批通俗小说作家应运而生。他们大多生活在商业文化发达的上海,在报界任职,同时为报纸撰写小说,由于作品大多属于言情题材,故被称为鸳鸯蝴蝶派。这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流派,没有明确的组织、宣言和纲领。该流派的作家们属于新旧过渡时期的文人,思想半新不旧。他们大多具有正义感,同情弱者,反对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他们看到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企图在维护旧道德的基础上改良礼教。

对于张恨水是否属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以下简称鸳派)作家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持肯定态度者居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持否定态度者渐多;到了21世纪初,仍有一些人喜欢给他定位。近年来这方面的文章渐少,似乎没有定论,不了了之。马克思说过:“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1】如果探讨的途径不合乎真理,探讨的结果就很难合乎真理。如果不能全面地、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张恨水的所谓归属问题,而是囿于偏见,就极易出现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局面。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抱着政治偏见武断地给作家作品贴标签的问题已很突出,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一文就是明证。该文把张恨水视为封建余孽,认为《弯弓集》中的诗歌所表现的意识是纯粹的封建性的,而小说反映的“是封建余孽的意识”。许多年后,张恨水的爱女还对此愤愤不平。随意贴的标签缺乏说服力,时间一久就显得荒谬,但那时却很有市场。张恨水回忆说:“在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新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2】这样一来,张恨水就被视为鸳派了。持肯定态度者主要是从张恨水与鸳派之间的渊源与继承关系上来考虑的。

鸳派作品对张恨水创作前期(“五四”以前)确曾有过极深的影响。张恨水曾非常坦诚地说过:

这个阶段,我是双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典,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溶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过那时礼拜六派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写作。后来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时候,我的思想,不会脱离这个范畴,那完全是我自己拴的牛鼻子。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3】

肯定者多引用这一段话,认为这是张恨水的自白。然而,张恨水说这段话时鸳派名声不佳,他不会凭空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

此派还从张恨水的创作历程来论证。在五四运动以前,张恨水的小说走的是《花月痕》的路子,描写的完全是旧式儿女纯洁的恋情,如《未婚妻》《南国相思谱》。就是其成名作《春明外史》的主干人物,也“依然带着我少年时代的才子佳人习气,少有革命精神(有也很薄弱)”。【4】此后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许多作品都是以爱情为题材,虽然社会成分亦不少,但无疑纯属言情小说。

虽然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在思想方面不断进步,如对黑暗现象的讽刺与揭露较多,但与新文学作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因而从文学流派上划分,他自然属于鸳派作家。虽然他声称自己“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但属不属于某个文学流派不能仅凭作家的自白来判定,而是要看其作品本身。文学流派有松散型的,它可以没有自己的组织、阵地、领袖、纲领等,但如果其创作题材、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不谋而合,即使作家之间互不相识,也可以归入同一个流派。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作家在引进西方文学新的文法组织和表现技巧,进而探索新的文学样式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尽力摒弃旧的艺术形式,如章回小说、旧体诗词等。张恨水此时仍继续从事章回体小说的创作,与新文学作家格格不入。

所以,从张恨水的自述,主要是从他与鸳派的渊源与继承关系来看,把他归入此派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能因为当前他再次受到读者大众的关注而全盘推翻上述结论。

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张恨水不属于鸳派)强调的则是二者间的差异。他们认为,虽然张恨水前期受鸳派影响很深,但彼时作品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社会影响方面来说都是微乎其微的,根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张恨水曾对被人硬扣上这顶帽子愤愤不平地分辩:

我毫不讳言地讲,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被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将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5】

当然,仅凭本人辩解是不足为据的,关键要看其作品的实际情况。《春明外史》虽然未脱才子佳人气,但也随处可见其讽刺、批判的锋芒。同是采用章回小说创作,鸳派大多照搬其固有的套式,而张恨水则对它进行了改良,融进现代表现手法,文法结构也有所改变,使之成为适合现代人阅读的通俗小说样式。他改良章回小说的动机更为可贵:

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6】

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动机及其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章回小说才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毋庸讳言,张恨水前期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传统型的。即使在《春明外史》中,人们还可以看出他对一些新生事物的反感,如新诗、文明戏、男女同窗,但我们同时可以看出他对封建遗老的极端厌恶、对黑暗社会种种劣迹的极大愤慨和对这个社会气数已尽的悲叹。作者有时自相矛盾的态度反映出他彷徨与苦闷的心态—对当时社会深恶痛绝,对未来社会恐惧悲观。许多作家在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前都经过一段内心世界的矛盾、犹豫、冲突和苦闷期。张恨水20世纪30年代初产生了创作要赶上时代的思想,这无疑也是他多年来内心世界矛盾斗争的结果。

由此看来,以上两种观点似乎都持之有据,论之有理。如果不改变争论的思路,不改变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争论将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因为他们都局限于单纯地把张恨水与鸳派作家进行比较,且一个重在从相同方面进行比较,一个重在从不同方面分析,使得它如同乱麻一样难以梳理。

无论是鸳派作家还是张恨水,都不过是我国文学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都有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搞清他们的来龙去脉,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学历史的坐标系中去考量,我们就不难找出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进而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鸳派文学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产物。由于带有商业文化的性质,它的消遣性、趣味性很浓;由于它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血缘关系”以及时代的发展,在反封建礼教方面,它比清代文学明显发展了。有人说,没有鸳派文学,就没有“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即新文学不可能从清代文学中脱胎而出,它必须经过鸳派文学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才能生成和发展。

由于以消遣性、趣味性为主要特征,鸳派文学总的来说属于通俗文学。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前者重在弘扬传统美德,后者则重在探讨新的伦理与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张恨水的小说是鸳派文学发展的必然。而相比之下,“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则必须与之断裂,才能产生大的飞跃。当时新文学作家对鸳派的某些批判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新文学历史使命早已结束的今天,再照搬他们的评价显然已不合时宜。

研究一位作家,可以追溯到他的早年经历、思想和爱好,以了解他成为一位作家的原因。但不能把这一时期的他与当时的文学流派进行比较,因为他还未正式步入文坛,当然谈不上在文坛上有什么作用、地位或影响。张恨水前期虽然从思想到习作都是“礼拜六派的胚子”,但这时他只是一位无足轻重的业余作者,因而不存在他属不属于鸳派作家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张恨水的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此之后,他的小说已基本上属于现代小说的结构形式,题材以国难为主,言情退居次要地位,强化了思想性,消遣性、趣味性大减。他亦不以赚取稿费为主要目的。很明显,此时他已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与鸳派已经渐行渐远。

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鸳派小说与张恨水这一时期的小说进行比较:第一,二者都以章回体作为小说体裁,但新旧有别—前者继承了明清延续下来的章回体,后者则对此进行了改良;第二,二者都以言情为主要题材,但前者主要描写才子佳人式的恋情,后者则逐渐减少才子佳人气,直到转向描写平民百姓之间的恋情;第三,二者都以消遣性、趣味性为基本特征,但前者的这一特征较为单一,而后者的现实性、批判性亦很突出。

总之,这一时期张恨水的小说无论哪一方面都与鸳派小说有同有异,有联系有区别,有继承有革新。联系他前期与鸳派的渊源关系以及国难小说创作时期他与鸳派的完全分离,这一结论就更加可信了。

两派的争论还在于对鸳派的界定尚有异议。如果说,鸳派是指从辛亥革命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止,主要以章回体小说(不论新旧)为表现形式,以言情为创作题材,以消遣性、趣味性为风格特征,拥有众多读者的文学流派,那么这一时期张恨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样一来,所谓礼拜六派被五四运动的巨浪吞没的事实便不能成立。反之,如果没有上述的那些限定语,认为鸳派是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后为止,其成员主要活动于上海、苏州,主要以章回小说为表现形式,以旧式儿女恋情为创作题材,以消遣性与趣味性为风格特征的文学流派,张恨水便不能被归入此类。

有许多事情,人们总想寻根究底,一旦真相大白后却又感到索然无味,张恨水是否属于鸳派的问题就是如此。对鸳派的界定明确后,张恨水是否属于鸳派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不论是鸳派还是张恨水,都不过是文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而已。鸳派的产生有积极意义,其消失也有必然性。断言它或好或坏都是学术上的武断和简单化,是割裂历史的行为。弄清了这些,我们可以说,张恨水是否属于鸳派是一个人为的问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8页。

【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第16—17页、第36页、第39页、第102—103页、第102页。

【3】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第16—17页、第36页、第39页、第102—103页、第102页。

【4】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第16—17页、第36页、第39页、第102—103页、第102页。

【5】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第16—17页、第36页、第39页、第102—103页、第102页。

【6】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第16—17页、第36页、第39页、第102—103页、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