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太平圣惠方》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因素

《太平圣惠方》是奉宋太宗之命由翰林医官院医官编辑而成，其知识来源于皇家秘方、前代医书和宋代地方官吏进呈的验方效方。作为宋代前期官修医学方书的代表性著作，《太平圣惠方》在宋、辽、夏、金、元乃至明清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应用，在中国方剂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编撰和传播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太平圣惠方》编撰与传播的历史地位

尽管宋代社会各阶层对《太平圣惠方》的推广和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尽一致，但从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的出版和流传促进了宋代医药学的发展。近代医家谢观（1880—1950年）指出：“中国医术，当以唐宋为一大界。自唐以前，医者多守专门授受之学，其人皆今草泽铃医之流。其有以士大夫而好研方术，若张仲景、皇甫士安、葛稚川、陶隐居、孙真人、王焘者，代不数人耳。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以见重于世”,“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乃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

（一）《太平圣惠方》对中医病因学、方剂学、炮制学、养生学等理论的发展和临证经验的总结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太平圣惠方》有关药物学的理论，不仅继承了前代“君臣佐使”“服饵”“反恶”“禁忌”等原则，而且修正了唐代中药炮制“顺之者福，逆之者殃”的认识，提出了中药炮制的“合和汤药”原则和“以方捡炼”原则，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论合和》认为：“凡合和汤药，务在精专，甄别新陈，辨明州土，修制合度，分两无差，用得其宜，病无不愈。若真假非类，冷热相乖，草石昧其甘辛，炮炙失其体性，筛罗粗恶，分剂差殊，虽有疗疾之名，永无必愈之效。”其原则在于通过“君臣佐使”理论的指导，改变药物的外观形状，改变药物的性能，改变药物的味道，改变药物的药用和功效。《论处方法》认为：“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疗病之药则多使。审而用之，则百不失一矣。”淳化三年（992年）开封大疫和皇祐初年（1049年）江南大疫中，宋政府将《太平圣惠方》应用到疫病救治中，取得显著的疗效。

《太平圣惠方》有关中药炮制的方法，表现出了一定的继承与革新。书中依据药物来源属性之金、石、草、木、水、火、果、兽、米部等分类，把炮制分述于各药之后，具有总结前代炮制的意义。同时，《太平圣惠方》还增加了一些新的炮制方法，如“乳制法”的应用就是《太平圣惠方》的新创。从具体方法来看，宋代中药炮制工序可总结为净制、切制、炮炙三个阶段，在具体工艺上有水处理、加热处理、加辅料处理、综合处理等。关于净制，主要指的是药材的选料与卫生。关于切制，主要指的是各类中药材的粉碎、筛析。关于炮制，修治法有挑、拣、簸、筛、刮、刷、捣、碾、镑、锉等；水制法有洗、淋、泡、漂、浸、润、水飞等；火制法有炒、炙、煅、煨、烘焙等；水火共制法有蒸、煮、潬、淬等；其他方法有制霜、发酵、发芽等。如从药品种类来看，可分为散剂的一般制作方法；汤剂、中药合剂、口服液剂、糖浆剂、煎膏剂、药酒等液体药物的制作方法；丸剂如水丸、蜜丸、浓缩丸、滴丸等制作方法；外用膏剂如金疮药、癣药等制作方法。辅料主要有固体辅料和液体辅料两类，其中固体辅料有盐、矿物等，液体辅料有水、醋、酒、脂、蜜、乳等。

《太平圣惠方》有关中药炮制的度量衡标准、中药制剂稳定性的考察方法及有效期的求解，表现出了显著的时代特征。《太平圣惠方》确立了药物的度量衡标准，即“加减合度，分两得中；削旧方之参差，治今时之行用”“称定分两，勿得参差”。其制剂稳定性方法，主要为炮制过程中的“去毒化”处理——“加热炮制降低毒性”“水处理除去毒性成分”两种方法。《太平圣惠方》对药剂有效性的求解方法主要有“亲验”“准绳”“应效药方”“依方药用”等，非常重视药前和药后的临床实践与实际应用效果。如元丰七年（1084年），庞安时在《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中论述伤寒药方时，认为《太平圣惠方》治疗伤寒病的药方“治病皆有据”，说明100年以后该书中的方剂成功地经受住了临床应用的检验。

《太平圣惠方》有关宋代药品剂型的转变，为宋代“汤药”向“成药”的转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宋太宗《御制〈太平圣惠方〉序》不仅阐明了宋政府对编辑医方的重视，而且极为重视药品炮制的安全和规范。由于“汤液”不便于携带和保存，因而“成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宋代熟药所、惠民局等出售的主要药品。

《太平圣惠方》有关医学方书编撰的体例，为后世官、私医学方书编撰提供了借鉴。宋代官修医书的最大特点是：基本上摆脱了医书版本不一、靠手抄流传的历史，医学书籍有了统一的、定型的版本，并通过印刷术和太医局教育进一步普及和推广，从而打破了宋以前民间和个人垄断医学知识的传统。这些官修医书，因其内容丰富、分类科学、验方效方居多、校正质量高、印刷精美而为世人所重，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于弘扬儒家仁政思想和政府权威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宋政府还及时地把这些著作引入疾病治疗和医学教育，因而使它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太平圣惠方》对儒家仁政思想和权威政治的弘扬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平圣惠方》成为两宋时期政府弘扬儒家“仁政”思想、统一医学知识、控制巫术的有力工具，迎合了统治者企图通过医学著作“纳斯民于寿康，召和气于穹壤”的政治意图。国家的重视改变了宋代士大夫对医学的认识和态度。淳化三年（992年），王禹偁（954—1001年）代西京留守赵普所撰《谢圣惠方表》指出：

臣某言：今月日，得进奏院状报，十日准御书院札子，奉圣旨降《太平圣惠方》第五十一卷至一百卷，并排门《目录》一卷，共五十一册，并用紫绫装褫，黄绢作签，仰进奏院递到西京赐臣者。宸眷曲回，上方新制，《圣惠》本沾于黎庶，天慈续赐于老臣，欲令病废之躯，再获康宁之福。中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与世作范，视民如伤，穷百病之根源，选十全之方术。爰自朱邸，逮于紫宸，垂十五年，成一百卷。救疾病疕疡之理，尽金石草木之情。莫不岐伯、秦和献其伎术，仓公、扁鹊奏其方书，辨五声五色之微，察九窍九蔵之动。御制别加于序引，生灵咸识于指归。笑玄宗《广济之方》，一何太简；继黄帝亲尝之理，千古同辉。顷以模印未全，施行不广，臣方居黄，首被鸿恩，常恐此生，不见全集。岂谓陛下曲存终始，再有颁宣。窥天愈觉于高明，观海莫知其涯涘。惠过反魂之药，功深起蹷之针。进奏谢恩，恐自殊于方镇。拜章叙感，犹窃比于台司。更延迟暮之年，实自生成之德。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

从其《谢圣惠方表》“臣方居黄阁，首被鸿恩”可以看出，医学著作在弘扬“仁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代名臣范仲淹（989—1052年）指出：“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有之也。”祖无择（1006—1085年）在《刻经效方序》中亦有此认识：“往者太宗皇帝集《圣惠方》，凡万余首，镂之方板，以广流布。今上皇帝作《铜人》象，按明堂法分布腧穴，示民不惑，以我国家四圣人丰功巨德，绍休天命，永康民人，仁政之行固已比隆于三代也。尚虑和气或郁人乗为疹，乃以药饵之方、针砭之法辅世，所阙斯又过于禹汤文武之心焉。”南宋陈振孙总结说：“圣朝仁民之意溥矣。”

（三）《太平圣惠方》在中国和东亚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

《太平圣惠方》刊行以来，先后在宋、辽、夏、金、元、明、清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地，成为东亚地区流行较广的医学方书之一。不仅有大量的刊本、钞本、节选本等问世，而且广泛应用于临证疾病治疗、药物炮制、医学教育和医职人员选任等方面。这是《太平圣惠方》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影响《太平圣惠方》编撰与传播的机制和因素

（一）皇帝的认识与态度成为《太平圣惠方》成功编撰和推广传播的关键因素

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下诏编修《太平圣惠方》至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宋光宗下诏将《太平圣惠方》作为礼部医学考试的教材，宋政府推广《太平圣惠方》的时间长达200余年，前后有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等6位皇帝下诏向地方诸路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推广该书，“以惠天下”，这是宋代任何医药方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宋代皇帝先后为该书定书名、作序，令国子监刊刻，设置专职医博士掌管，允许地方官员抄写，列入太医局教育和考试，并多次应用于疫病救治。

总之，从“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视角来看，《太平圣惠方》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医史学家李经纬认为：“皇帝关心和亲自过问前代医学书籍的征集、校正和普及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如此全面和设立机构认真选人整理研究和颁行全国，刊刻普及的小字本，不但前无古人，宋以后的皇帝也没有能与之相比者。”王三虎在分析中国古代医学文献整理取得的成就时认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容易造就有广播学识的医家，而动荡的社会环境则可能出现一些具有个性特征和独创见解的医家，中医文献的发展也不例外。”可见，国家统一、社会需求、社会风气影响了宋朝皇帝和政府对医学文献的重视，也是官修医学方书取得重要成就的关键因素。但是，北宋和南宋又有着显著的差异，北宋时期政府的重视和作为远远地超过南宋时期，而政府颁布的医学诏令也是北宋多于南宋。

（二）政府机构的重视与参与是《太平圣惠方》成功编撰和推广传播的制度保证

在宋朝政府编撰和推广传播《太平圣惠方》的过程中，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国子监、校正医书局和地方诸路机构积极予以配合，这不仅是宋代官方校书、编书与刊刻方书取得成就的重要保障，而且也是《太平圣惠方》得以顺利推广的保证。尤其是国子监，凭借官府的力量，调集大批有经验的刻工参与刊刻，将先进的雕版印刷术引入医籍刊刻，从而结束了手抄医书的时代。清叶德辉《书林清话》指出：“宋国子监镂刻经史外，最重医学。”因此，政府机构的参与和配合对保证大型的、具有全国指导作用的医学著作编撰，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家的重视影响了官僚士大夫的兴趣和爱好，一些地方行政官吏如蔡襄、王安石、沈括、苏轼、周湛等，将宋政府所赐《太平圣惠方》在州、府、县衙门前刻板介绍，公布常见药方，并以此打击巫术，规范社会秩序。

（三）注重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引入与协调是《太平圣惠方》成功编撰和推广传播的学术基础

宋朝政府在编撰《太平圣惠方》的过程中，极为重视政府医学机构的作用和集体人员的力量，发挥医官、道医、儒臣等协同编书特长，因而极大地提升了官修方书的质量和水平。《太平圣惠方》的主要编撰者王怀隐，初为京城建隆观道士，善医诊。太平兴国初（976年）奉宋太宗诏令还俗，任尚药奉御，后升任翰林医官使，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奉命编纂《太平圣惠方》。陈昭遇，擅长医术，初为医官，领温水主簿，后加光录寺丞，赐金紫。王佑，“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擅长文学辞赋，其作用主要在于润色文字。

宋朝政府对不同阶层人员的重视，突破了宋以前医家编撰方书的局面，开创了政府医学机构集体编撰医书的传统，对宋以后本草、方书著作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官修方书著作，大多呈现出“方剂学药典”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学术理论和临床实践。尤其在药性理论的发展、药品种数的增加及鉴别、药材采集和栽培技术的提高、药品炮制和加工方法趋于定型、药市和药肆进一步繁荣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太平圣惠方》成功编撰和推广传播的学术基础。

（四）雕版印刷术的引入是《太平圣惠方》广泛传播的科技基础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也是“写本书向印本书全面转化的时代”。淳化三年（992年）《太平圣惠方》成书后，宋太宗下诏国子监刊刻，颁赐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的官修医学方书著作。雕版印刷术的引入，不仅引起书籍刻本形式和装帧形式的转变，而且也进一步规范了《太平圣惠方》的内容，有利于方书的传承与流通。杨倩描《印刷术在宋代的发展及其对宋朝政治的影响》一文研究表明，印刷术尽管在北宋时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其应用仍受到技术的限制，即使是政府重要的诏敕、历日、朝报（邸报）等，也多以手写的方式下发。但宋政府唯独在医学书籍的刊刻方面，如《开宝本草》《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等，全部采用雕版印刷的技术，可见其对医学书籍的刊行与推广是极为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