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　临安

南宋君臣求和不成，元军兵临城下

就在潭州守将因城破而自尽殉国的时候，临安城中的南宋朝廷正为乞和不成而焦虑万分。派往伯颜军中的求和使者，已经去了十几天，至今未回。太皇太后谢道清怎么能不着急呢？

当今的大宋皇帝赵，咸淳十年七月初九（1274年8月12日）即位时还不足四岁，朝中大臣请出六十五岁的谢太后临朝称制、垂帘听政，尊为太皇太后。谢太后年老多病，不能到正殿上朝，她居住的慈元殿就成了大臣入见议事的主要场所。

自赵继位以来，形势越来越坏。谢太后原来倚重权臣贾似道，现在则依靠陈宜中。贾似道虽然已死，但今天朝廷仍然吃着他种下的苦果。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率军增援鄂州的贾似道奏报击败了忽必烈的南下之师，受到理宗褒赏，他很快成了朝廷的“独相”，掌管全部朝政。其实，贾似道“成功”的秘密是他暗中派宋京与忽必烈议和，许诺宋廷向蒙古称臣，每年纳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蒙古，作为“岁币”。双方达成协议后，蒙古军北撤，贾似道派兵袭击蒙古军断后士卒，以所得俘虏向理宗报捷。忽必烈即位，派郝经为国信使，来催索岁币。贾似道恐怕事情败露，拘留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

理宗死后，度宗赵禥即位。由于赵禥被立为太子是贾似道努力的结果，所以他自恃“定策功”，更加专横。在度宗的特许下，贾似道住在西湖葛岭馆阁中，可以不到官衙理事，而是由官吏将各种文书送到他家里呈阅和批示。贾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后来又改成六天一次，入朝时见皇帝不拜，退出时皇帝反倒起立目送。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纵情享受，但是朝廷内事无巨细，都要向他报告。当宋军在襄、樊与元军鏖战之际，贾似道沉溺于与群妾斗蟋蟀取乐，谄媚者竟称这是“军国重事”。

在贾似道的淫威下，朝廷官员或者迎合奉承，或者缄口不语。凡是言行不利于贾似道的人，都被罢职逐出朝廷，于是言路断绝，朝堂上听到的全是歌功颂德之语，边情危急均被隐蔽。只有个别勇敢正直之士，敢于冒犯贾似道的“虎威”。如京湖安抚制置使汪立信，曾上书贾似道，斥责他缓急倒置，不以社稷大计为重，并且指出当前国家面临策略选择：上策是调集内地精兵沿长江布防，抗击即将大举南下的元军；中策是放郝经归国，促成和议，暂缓元军攻势，争取时间重整边防；下策则是束手待降。贾似道得书后暴跳如雷，大骂汪立信“瞎贼狂言”（汪立信患有眼病），将汪立信罢职。待到赵即位，贾似道刚办完母亲的丧事，还在忙于酬酢，国事、边事依然搁置一边。谢太后无可奈何，而元军已经南下突过长江了。

失去了长江天险的屏障，南宋君臣不得不面对现实，宋元两军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贾似道虽然一再拖延，终于在朝臣的压力下，于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亲自督率精兵十三万北上迎敌。宋军阵势浩大，舳舻相接百余里，但是主帅贾似道心虚得很。他派宋京等人前往元军营议和，伯颜要求贾似道亲自到营中来商议，或者双方军队决战，以定胜负。贾似道求和不成，又无战心，宋人优势全失。二月二十一日（3月19日），元军在丁家洲发起猛烈攻击，贾似道仓皇失措，未曾迎战即鸣锣退兵，宋军大乱，溃散而逃。贾似道这时才想起了汪立信的献策，他对汪立信哭诉：“就是因为没有听你的话，才落到如此地步。”汪立信则答道：“瞎贼今天再说一句吧。现在江南已经没有一寸干净土地，我要寻找一片赵家地去死，死个分明。”(23)

贾似道逃到扬州，上书谢太后请求迁都，谢太后不同意。陈宜中等人要求诛贾似道以谢天下，谢太后仍念似道“勤劳”于三朝皇帝，不予应允，只是将他贬职，送往循州（今广东河源龙川县）安置。贾似道遭贬，仍要带侍妾数十人同行，被奉命押解他南下的郑虎臣悉数逐走。八月，贾似道至漳州，郑虎臣数次暗示他自杀，似道尚想偷生，声称太皇太后许他不死。郑虎臣自称“为天下杀似道，虽死无憾”，将贾似道处死。(24)

除掉了贾似道，朝政并未因此而有转机。京官和各地守臣眼见大势已去，纷纷弃职逃走。谢太后恼怒焦急，命人贴榜于朝堂之上。榜上写着：

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25)

谢太后用榜文责备群臣：国家立国三百年来，给士大夫以优厚待遇。现在国难当头，你们这些大臣小官不能出谋划策拯救国家，内有京官离职，外有地方官弃城，避难偷生，难道就这样做人吗？这样的作为，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先帝于地下？

谢太后怒骂群臣，实际上等于指责先帝，因为这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留下来的遗产。赵匡胤为了消除藩镇割据的威胁，疏远、压制武人，标榜“以儒立国”。重用文士被定为大宋的国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出身的文士，高官厚爵，掌握国家命运。但是大多数文士熟悉的只是词赋文章，对治国理政、富国强兵几乎一窍不通，只能不切实际地空发议论，坐而论道。加之文人相轻，互相攻讦，党争此起彼伏，朝廷不得安宁。宋人始终面临北方强敌，在军事上总是处于劣势，纵有几位勇将，也被朝廷中的文官所限制，不能有所作为。到了关键时刻，崇尚高谈阔论的文士们，或者继续相互指责，推诿责任；或者痛哭流涕，不知所措，难得有人献计献策。无计可施又不愿为国捐躯，只能一走了之。

文士的低能造成了国家的软弱，软弱的国家豢养冗官和冗兵，委曲求全自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处世哲学。宋人已经委曲过多次了，对辽，对金，甚至对西夏，都曾经用“岁币”换取和平。金钱丝帛比军队管用，反正用不着大臣们掏自己的腰包。努力作战要受人排挤，弄不好还要丢掉脑袋；白送钱帛给“敌国”，倒是会受到君主的称赞。尽管有人感到这种做法耻辱，但是身居要职的文臣们满足于保守、安逸的现状，他们谨守旧有的模式，除此之外，没有良计可施。可是眼下连这样委曲求全的机会似乎也没有了。

继贾似道之后出任相臣的人，也确实是一批无能之辈。绍兴新昌人王爚，年老多病，不愿管事；衢州人留梦炎和永嘉人陈宜中，整日坐而论道，争风吃醋；还有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章鉴，别人说什么他都迎合，被士大夫们称为“满朝欢”。

自在江南立国以来，宋廷设尚书省，和中书、门下两省合为一体，管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尚书省设左、右丞相，中书门下省设参知政事，同为宰辅。按照习惯做法，首相兼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相兼集贤殿大学士；如置三相，则分别兼昭文馆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与监修国史。宰相之上，有时还置平章军国重事，用来尊崇朝廷重臣，贾似道曾任此职。左、右丞相，按定例兼任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兼任同知枢密院事，朝廷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合而为一，所以尚书省丞相的地位，特别重要。

王爚和章鉴先分任左、右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丁家洲兵败后，章鉴找借口溜出临安，谢太后以陈宜中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罢章鉴职。王爚屡次请求罢职去官，谢太后不允许。不久，升王爚为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王爚马上让出了丞相府给陈宜中，陈宜中则认为如此接替，会受到天下人讥笑，也要离开朝廷。谢太后几次派人去强留，才勉强继续任职。

身为丞相的陈、留二人，都不敢出临安指挥军队迎战元军，受到王爚等人指责，更有人攻击陈宜中暗中保护贾似道，擅专朝政，将比贾似道更有害于国家。陈宜中正好下台，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谢太后屡次派人去请他回来，并且罢免了王爚的平章职务，还是不能奏效。最终还是谢太后通过陈宜中的母亲帮忙，才把陈宜中请回来。这次，陈、留二人的位置倒了过来，留梦炎任左丞相，陈宜中任右丞相，可是很快留梦炎又溜了，至今召不回来。堂堂大宋王朝，居然没有一个敢于负责任的首相，着实令人寒心。

勤王的诏书早就发往各地了，起兵而来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其中赣州知州文天祥与和州防御使张世杰两人精神尤其可嘉。文天祥聚众起兵，以家资为军费，准备北上赴援都城。有人劝他：“现在敌兵分三道而来，直捣内地，你以一群乌合之众北上拒敌，无异于驱羊群入虎口。”文天祥回答道：“我当然考虑过这种结果。但是，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国难当头，征召天下军队入援，居然没有一兵一骑入关，实在可恨。所以我自不量力，不过是要以身殉国，希望天下忠臣义士会闻风响应。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成，只有这样社稷才能保全。”(26)

可惜文天祥这番忠心未被陈宜中之辈理解。他们居然把文天祥的义举视为“猖狂”，斥之为“儿戏”，并且阻挡他率军进入临安，直到十一月文天祥才被召进都城。张世杰率军来得很快，所以被倚为朝廷的重要将领。张世杰督军收复了一些州郡，但于七月间在焦山被元军击败；十二月，张世杰军回守临安。

文天祥与张世杰共同建议，用数万勤王兵马与元军决一死战，如果能够获胜，淮东宋军可以乘机截杀元军后路，形势或许会转变。陈宜中坚持要向元军求和，不采纳文、张二人意见。在征得谢太后同意后，陈宜中派柳岳等人出使，于十二月五日抵无锡，向伯颜递交宋朝皇帝、太皇太后及陈宜中等大臣的信件。

柳岳向伯颜哭诉：“太皇太后年迈，皇帝年幼，又值国丧之际；自古以来尊奉礼义的人不攻伐丧君之国，希望贵国怜悯我们，班师回朝，我们岂敢不每年进贡，修好于大朝？现在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都是奸臣贾似道失信于大朝，又贻误于本国。”伯颜答道：“我朝皇帝即位后，马上派遣使者持国书前来修好两国关系，你们拘留我国使者十六年，所以要兴师问罪。今年又无故杀害我朝使者廉某，这又是谁的过错？如想让我军停止前进，你们是想效法钱王纳土，还是仿效李主出降？宋人过去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这是天意，不必多说了。”(27)

伯颜这一段话中，称宋人“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八岁的皇帝柴宗训手中夺得帝位。开宝八年（975年），宋军兵临金陵（今江苏南京）城下，南唐国君李煜奉表投降。吴越国王钱俶诚惶诚恐，不久即向宋廷纳土归顺。这些故事，宋人当然熟悉，没想到现在被蒙古人用来对付自己。

至于元朝的国信使郝经，已在贾似道兵败后被放回。忽必烈希望少用兵而使南宋就范，于三月间派廉希贤、严忠范、宋德秀等人持国书使宋，要求宋廷纳币称臣，并且令伯颜按兵不动，等待和议消息。廉希贤从伯颜军中请调了五百名士兵护送，行至独松关，宋守将张濡以为元军来进攻，率兵出击，杀严忠范，擒廉希贤送往临安，廉希贤不久也因伤重死亡。独松关事件激怒了元朝君臣，宋方虽然一再派人解释，但是毫无用处。从忽必烈到伯颜等人，已经认定了南宋朝廷求和没有诚意。

柳岳出使没有结果，于十二月十四日（1276年1月1日）返回临安。十七日，陈宜中又派宗正少卿陆秀夫、刑部尚书夏士林和兵部侍郎吕师孟赴伯颜军中，表示宋皇帝愿意尊忽必烈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每年献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二十四日，陈宜中又派柳岳等前往大都，直接向元帝忽必烈陈述求和的诚意。转眼辞去旧岁，使者杳无音信，元军继续向临安挺进，和议的路似乎已经不通，莫非真要像汪立信所说，抗战不行，和议不成，只能投降了吗？

在南宋君臣为寻找出路而苦恼的时候，伯颜统率的大队元军正兼程南下，由平江（今江苏苏州）向嘉兴进发。

去年五月，伯颜被忽必烈召回都城，面授机宜。七月，忽必烈调整攻宋军队的指挥机构，把淮西行枢密院并入河南行省，以伯颜和阿朮分任右、左丞相。八月，伯颜带着忽必烈的诏书南下。十月，伯颜抵镇江，分军为三路，指向临安：参知政事阿剌罕指挥右路军，循太湖西攻独松关；参知政事董文炳指挥左路军，以舟师从江阴顺江而下，从海路趋临安；伯颜与右丞阿塔海率领中路军，水陆并进，经平江、嘉兴向临安进军；三路军届时将在临安北面会师。十一月九日，三路军队分别从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江阴出发。虽然南宋的当朝丞相陈宜中主和不主战，地方守臣中仍有一些主战者。常州之战，还是给了伯颜一点颜色看。

三月，宋常州守将献城降元。五月初七，宋将刘师勇率军里应外合，收复常州。十余天后，元军来攻，知常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等协助刘师勇守城，自夏至冬，元军攻城屡屡受挫。伯颜从镇江出发，十一月十六日抵常州城下，射书城中招降，刘师勇等不理。伯颜亲督帐前亲军“合必赤军”攻城，城中宋军殊死战斗，昼夜不停。十八日，“合必赤”军士率先登城，竖伯颜之红旗于城头，正在奋力攻城的元军将士欢呼：“丞相已经登城！”个个争先，登上城墙。

刘师勇、陈炤、王安节等退入城中巷战，姚訔和陈炤战死；王安节被俘，誓死不降，被杀；刘师勇单骑闯出城去，奔往平江。巷战的士兵继续搏斗，一位藏在死尸下的妇人，看见有六名宋军背靠背相互支持，杀死杀伤元军近百人后方力竭战死。伯颜下令屠城，城中居民惨遭杀戮，后来听说全城只有七个人幸免于难。诸将请求追斩刘师勇，伯颜不同意，他认为正可以借刘师勇之口，使南宋守城者闻风丧胆。

伯颜没有估计错。十二月，伯颜至平江，南宋平江守官逃走，都统王邦杰等献城投降。阿剌罕和董文炳军也进展顺利，独松关已被拿下。看来，在进入临安之前，不大可能再有艰苦的攻坚战了，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招降宋廷。

伯颜早已派人把忽必烈的诏书副本送入临安。敦促南宋君臣束手来降，可以保证赵氏家族的安全。他拒绝了柳岳的求和请求，当然也不会同意陆秀夫等人带来的条件。忽必烈已经派遣使者南来，诏谕伯颜不要轻进，因为北方边境上出了问题，但使者来时大军已开进了平江。伯颜希望尽快迫使南宋朝廷投降，必须凭借强大的军事压力，不能给对方留下喘息的机会。十二月二十七日（1276年1月14日），伯颜命令囊加歹与陆秀夫等一同赴临安，交涉投降事宜。除夕，伯颜麾军自平江出发，继续南进，要按原定计划与左、右路军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