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 大都
忽必烈举行隆重的元正受朝仪式
天将破晓，元大都城（今北京）大内正门崇天门下，文武百官齐聚，等待着皇帝升殿，举行元正受朝仪式。
当今大元皇帝忽必烈，是大蒙古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元太祖，1206—1227年在位）的孙子。他的父亲拖雷，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之第四子。成吉思汗病逝后，按照蒙古人“幼子守产”的传统风俗，拖雷承担了“监国”职责，直至新大汗窝阔台（元太宗，成吉思汗第三子，1229—1241年在位）即位为止。忽必烈出生于成吉思汗十年八月二十八日（1215年9月23日），年轻时并不以武功超群而见重于窝阔台汗和其后继者贵由汗（元定宗，窝阔台长子，1246—1248年在位）。他对文治的兴趣似乎远远大于武功，在崇尚骑射的氛围里，可算是独树一帜了。一批中原和西域的文人、武士，很快被这位特殊的蒙古王子所吸引，他们相互推荐引见，聚集在忽必烈身边，为他出谋划策，并推动他把个人业绩与天下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
忽必烈的兄长蒙哥继任蒙古大汗（元宪宗，1251—1259年在位），既使拖雷家族重掌国家大权，也为忽必烈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打开了方便之门。蒙哥汗授命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军民事务，忽必烈立刻抓住时机，在部分地区进行“文治”试验。“文治”与“武功”，自然还要相辅相成，尤其对一个蒙古亲王来说，“武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忽必烈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蒙哥的命令，率军远征，摧垮了在云南地区立足多年的大理国。忽必烈的成功，引起了蒙哥汗及其臣僚们的猜忌。蒙哥依仗大汗的权威和力量，迫使忽必烈交出兵权；各地的“文治”成果，也被一扫而光。
1258年，蒙哥亲率大军进攻四川的南宋军事重镇，企图占领四川后浮江而下，灭宋而统一全国。由于督率东路军配合作战的蒙古宗王指挥不利，蒙哥不得不重新起用忽必烈，授命他代总东路军南征。1259年阴历七月，蒙哥病逝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区）。忽必烈得到消息后，从容不迫地安排了鄂州（今湖北武汉）一线的战事后，马上不失时机地赶回燕京（今北京），为即大汗位做准备。第二年三月十七日（1260年4月28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即位，成为大蒙古国的第五个大汗。(1)
早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雄心勃勃地准备施展他的抱负。在四月六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忽必烈向全国臣民宣布：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阙，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2)
这段话既是对大蒙古国政治的简短总结，又是对未来治国方略的说明：先祖建国五十余年，武功显赫，文治未兴。时间有先后次序，事情有轻重缓急，国家大政不是一代天子即能全部解决。所以从我即位开始，就是要确定国家长远大计；既要承继先祖业绩，又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新的统治方法。
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以来，从未建过年号。当年五月十九日，忽必烈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做法，建元“中统”，意思就是“中原正统”，以承继中原的皇统自命。在诏书中忽必烈声明：
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3)
也就是说，建立正式年号，与过去的王朝看齐，既是祖宗建国后的重大发展，也是历来中原王朝的合理继承。更重要的当然是要推行“文治”，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度治理国家，结束原来朝政杂乱无章的状况。这是“立经陈纪”的核心内容，实质上就是要“效行汉法”。
“效行汉法”，首先要把草原帝国的蒙古大汗，变成中原王朝的正统皇帝。不但要有“建元表岁”的形似，还要有严密皇帝制度的质变。忽必烈依据“祖述变通”原则，糅合蒙、汉制度，为扩张皇权定出了一套新制度。中原人士认为，“要做中国的皇帝，应该按照中国传统方式行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祭祀则必须有极正规的祖庙”。(4)忽必烈很快命人设计、修建了太庙，并在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对祖宗世系、先帝尊谥庙号和祭祀仪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过去蒙古人称谓简单，自上而下，只称呼小名。为了显示皇帝的尊严，忽必烈引入了中原的避讳制度，于至元九年（1272年）八月宣布：“不拣甚么田地里，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5)皇上的名讳，禁止臣民称呼，违禁者要受到处罚。在奏章文书中，官员们更要注意回避御名庙讳。
皇帝的诏旨，也有明确规定，由皇帝用“国语”（蒙古语）宣布的称为“圣旨”，由文官代写的（一般是汉文）称为“诏书”。所有官员的任命，都需有皇帝的宣敕。宣敕用的纸不同，名称即不一样。用白纸的称为“宣”，授给一品至五品的官员；用红纸的称为“敕”，授给六品至九品的官员。忽必烈即位后使用的御玺印章，显示了严格的君臣名分等级。忽必烈发布的诏旨，使用新制成的玉玺，印文为“皇帝行宝”。赐给官员的宣敕，另用专门的印玺，一品至二品用玉玺，三品以下用金玺。蒙古宗王不能使用玉印，一律改用金印或者银印。各级官府衙门，按品级使用印章，一品用金印，二品、三品使银印，三品以下全用铜印。
即将开始的元正朝会，也是皇帝制度的重要内容。忽必烈刚即位时，没有固定的朝廷礼仪，每到节庆之时，臣僚百姓不分贵贱，汇集在斡耳朵（宫帐）之前。扈卫皇帝的怯薛（护卫军）讨厌人多嘈杂，挥舞大棒驱散人群，但是逐去复来，往往造成一片混乱。太常少卿王磐认为这种乱七八糟的样子有损大国威严，将贻笑于外国使臣。他建议排定百官名次，各按班序，听从通事舍人的传呼导引，入殿觐见皇帝，对扰乱次序的人应该严惩不贷。忽必烈采纳了王磐的建议，建立起严格的宫禁制度。
至元六年（1269年）正月，翰林侍读学士兼太常卿徐世隆进言：“当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不能不肃正朝廷礼仪，应该尽早制定百官朝会的礼仪制度。”(6)忽必烈命令太保刘秉忠、国子祭酒许衡等人与徐世隆一同走访金朝遗老，稽古考典，参以时宜，制定出了一套朝会仪礼，并且选择十余名儒生进行演习，百日而成。刘秉忠又请求招集乐工并搜集各种乐器，制定乐章，与仪礼相辅相成，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刘秉忠、许衡、徐世隆等汉人儒士，把礼乐作为改变草原帝国旧风、创立正统王朝的重要尺度，所以力促忽必烈从速实施新制定的朝仪。忽必烈在观看了儒生表演的朝仪后，表示满意，应允使用这一套基本上按照过去中原王朝礼仪制度设计出来的朝会仪式。至元八年（1271年）八月二十八日，忽必烈诞辰之日，正式设立内外仪仗，摆正乐位，百官依制入殿行礼，庆贺“天寿圣节”，儒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以后，元正、天寿节日，宗王和外国使臣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等，都要一丝不苟地举行仪式，外地的官员也要按照规定在节日期间举行庆典。
原来蒙古人没有法定大汗继承人的制度，新的蒙古大汗要在全体蒙古贵族参加的“忽里台”（大聚会）上选举产生。这种做法往往在贵族中引起冲突，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汗位继承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忽必烈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建储”办法，于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册立第二子真金为皇太子，其母察必（蒙古弘吉剌部人）也得到了正式的皇后册封。
加强中央集权，建立行之有效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是扩张皇权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措施，自然也是“效行汉法”的重要内容。在汉人儒士的帮助下，忽必烈先后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机构，并建立了相应的地方机构。
中书省又称为“都省”，设立于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是总管全国政务的机构。中书省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由皇太子真金兼任。蒙古人以右为上，中书省设右丞相和左丞相，右丞相是都省的实际最高长官。丞相之下，设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职务。这些职务，都算是“宰执之臣”。由于丞相有时只设一员或者不设，所以平章政事往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中书省内，还设有参议中书省事及左司、右司的郎中、员外郎、都事等职务，作为一般的执事官员。
中书省之下，原来设置左三部（吏、户、礼）和右三部（兵、刑、工），后来分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置尚书、侍郎等官员。吏部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任用，户部管理户口、钱粮，礼部执掌礼乐、祭祀等事务，兵部负责驿站、屯田、畜牧等政务，刑部掌刑法，工部负责工役造作。
枢密院设立于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是掌管全国军政的机构。和中书省一样，枢密院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枢密使也由太子真金兼领。枢密院原来的实际长官是枢密副使。至元七年（1270年），在副使之上增设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作为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枢密院负责筹划军事行动、管理军队并且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军官的选择任用和升迁赏罚，不通过中书省的吏部，而由枢密院负责制定有关规定和具体实施。
御史台又称为“中台”，建于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等官职，御史大夫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负责纠察各级官员的不法行为，承担着肃正风纪的重任。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则是专为我医治两手的。”(7)
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察院。殿中司置殿中侍御使，负责纠罚朝会、奏事失当者；察院设立监察御史多员，专司举报官员的各种不法事宜。
地方的行政机构，原来设燕京、益都济南、河南、北京、平阳太原、真定、东平、大名彰德、西京、京兆等十路宣抚司，后来改为十路宣慰司，分管各路的府、州、县。对军政系统也加以改革，先设立了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统军司，不久又将统军司改为行枢密院或者行中书省，直接指挥各地军队作战。御史台也在地方设置了相应的监察机构，称为提刑按察司，简称宪司或监司。
在十余年内增加如此多的机构，自然需要大量的官员。忽必烈没有实行科举考试取士制度，从皇帝的护卫军“怯薛”中，选拔出大批朝廷文武大臣，人们习惯地称为“怯薛入仕”；原来为忽必烈效力的儒士，向朝廷推荐了一批文人和旧官吏，担任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中下级官员、吏员。地方长官还通过“承制宣署”（代表皇帝任命官员）和“自行辟署”（自己征召官吏）两个途径，选任了大量官吏。从各级官衙的具体办事人员吏中，也提拔了一些人出任各级官员，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吏员出职”。官吏不但要有比较充足的来源，还要有较好的素质，忽必烈很快规定用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五事”来考核地方官员。经过数年努力，北方的行政管理逐渐步入正轨，与过去的“政出多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更突出中原王朝的形象，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把“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大元”。“元”取自《易经》的“乾元”，意思是“极大”，表明本朝的疆土，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王朝。
雄伟壮丽的大都城，也是忽必烈“效行汉法”的产物。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仍然保持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的习俗，以大汗的斡耳朵为中心，国家大事都在斡耳朵内协商解决。金朝灭亡的第二年（1235年），窝阔台汗在漠北斡儿寒河（今蒙古国鄂尔浑河）畔修建哈剌和林城（简称“和林”），作为都城。就当时形势而言，这一选择无可非议，因为漠北是大蒙古国的发祥地，被视为帝国统治的重心所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地区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连一些蒙古贵族都已经意识到在漠北建都，很难有效地控制中原广大地区。忽必烈即位以前，蒙古札剌儿部人霸突鲁曾向他进言：“幽燕地区，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可控制江淮地区，北可联结漠北草原。作为一朝天子，应当位处中央而接受来自四方的朝觐。大王要想有作为于天下，就一定要以燕为常驻场所。”(8)
忽必烈入继大统之后，臣僚又纷纷建议迁都城于燕京，最有代表性的是汉人谋士郝经的意见。他认为燕京东面控扼辽东地区，西面与山西地区相连，背靠大山雄关，面对黄河以北的大平原，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皇帝统治天下的中心所在，理应在这里建立都城。忽必烈要立新图治，以中原为根基开创帝业，决意摈弃哈剌和林，移都燕京。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十四日，忽必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至元九年（1272年）又改名为大都。
都城的修建，始于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七年后宫阙竣工，全城的建造工作也即将完成。环城六十里的城墙共开了十一个城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北面是建德门、安贞门，东面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西面有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为什么这样整齐的略呈长方形的城市，东、南、西各有三座门，北面只有两座门呢？原来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用了哪吒三头六臂两足的传说，以南面三门象征哪吒的三头，东面三门和西面三门象征六臂，北面的两门象征两足。大都全城可住百姓十万多家，堪称江北第一大城。来自西域的人把这座新城称为“汗八里”，意思为“汗城”，也就是皇帝之城。
城市的布局是根据《周礼·考工记》所称“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原则设计的，城门与宫殿也多参照《易经》命名。这也是忽必烈“仪文制度，遵用汉法”的重要标志。大都城内，皇城坐落在南部偏西的位置，由周围二十里的“萧墙”环绕，开有十五座红色城门。在京之人，通常称萧墙为“阑马墙”。阑马墙之外，密植参天大树，更增加了皇城威严的气派。由于宫禁森严，一般百姓是难以接近皇城的。
皇城的正门是南墙正中的棂星门，此门正对大都城南墙的丽正门。两门之间是宫廷广场，左右两侧有“千步廊”（实际七百步）。在皇城正门前方设置广场，是建筑设计上的突破，别具匠心。它加强了从都城正门到宫城正门间的建筑层次和序列，使宫阙布局更为宏伟。
棂星门内数十步，金水桥上架“周桥”三座，白石雕成，龙凤祥云，明莹如玉。环绕着白玉石桥的，是万株郁郁高柳。过桥约行二百步，就是宫城正门崇天门了。
宫城坐落在皇城东部，呈长方形，“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9)，人们常称之为“大内”。宫城城墙35尺高，用砖砌成，开设六门。南墙中央的崇天门，高达85尺，东西长187尺，深55尺，门上有楼，下开五门，两端突出，各建有角楼。崇天门左右是星拱门和云从门。东、西、北宫墙各有一门，分别为东华门、西华门和厚载门。各宫门都是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用琉璃瓦装饰檐脊，既华丽又庄严。崇天门又叫午门，是皇帝颁发诏旨的地方。
宫城中的正殿大明殿，是皇帝正旦、寿节举行朝贺礼仪的地方，也是忽必烈与蒙古宗王、群臣会集议事和接见外国使节的主要场所，所以人们又习称之为“长朝殿”。全殿东西长200尺，深120尺，高90尺。大殿正门为大明门，左右有日精、月华两门。殿前台基分为三级，拾级而上，可见环绕台基的龙凤汉白玉栏柱，栏柱下伸出鳌头，蔚为壮观。殿中建筑极为考究，地面用来自浚州的花斑石铺成，经过核桃打磨后，光洁如镜；丹楹（殿柱）都是方柱，大柱的直径达五六尺，装饰着起花金龙云；楹上分间，仰为鹿顶斗拱，顶上盘着黄金双龙；大殿四面都是朱琐窗，绘金并饰以燕石。
大明殿内的陈设，大体保持蒙古旧俗。中央设置重陛朱阑的“山字玲珑金红屏台”，台上放置一张“七宝云龙御榻”。御榻，实际是金裹龙头的“胡床”，是蒙古皇帝惯用的座床。榻上铺着白盖金镂褥，并排摆放皇帝和皇后的座位，两旁各有一张色彩斑斓的猛虎毛皮，栩栩如生。御榻两侧，放着数排“座床”，供宗王和臣僚就座。
如此气魄宏伟的都城和宫殿，显示了大元王朝皇帝的威严，自然使旧日的斡耳朵和草原都城相形见绌。草原帝国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但是，忽必烈并不想让子孙忘记创业的艰难，他特地命人从漠北成吉思汗的故乡移来一簇莎草，种在大明殿外的台基上，称之为“誓俭草”，要后世子孙“莫忘龙沙汗血功”。
到了上朝的时间，年过六旬的忽必烈，在一大群侍从的簇拥下，步入大明殿，与皇后察必一同坐在御榻上。在他的左侧，一位武士手持一把二尺来长的斧子，肃立朝堂。这把斧称“劈正斧”，用苍水玉造成，据说是从殷商时代流传下来的古物。右侧站着身躯高大的“镇殿将军”，肩负“骨朵”（大头木杖），腰佩环刀，警惕地注视着殿内，以防不测。
忽必烈当今最关心的问题，是伯颜指挥的大军何时能够攻入临安，擒拿南宋赵氏皇族，奏凯北还。说起渡江作战，不得不提到去世一年的刘整。刘整原籍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州），金朝灭亡后南下投宋，因为善骑射、多谋略而得到宋京湖制置使孟珙的赏识，擢拔为将领。中统二年（1261年），刘整不堪忍受宋将吕文德等人的排挤，率部投向蒙古。至元四年（1267年）十一月，刘整入朝向忽必烈提议：“宋人立国于一隅，现在皇帝幼弱而大臣离心，正是我朝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我愿效犬马之劳，率领军队先攻克襄阳，扫除宋人的北方屏障。”(10)
朝中多数大臣认为，刚平息了由阿里不哥、李璮引起的内乱，(11)国家需要休整，不宜出兵攻打南宋。刘整继续劝道：“自古以来的帝王，不统一天下，使四海一家，就不能成为正统。我朝已占有天下的十之七八，为何置一隅之国而不问，自动放弃正统呢？”忽必烈本人早有统一天下的宏愿，因内乱而造成的不安定因素已经消失，北方政局如日中天，江南朝廷则是日薄西山，发兵南下的条件已然成熟。所以他采纳了刘整的意见，决定发兵攻宋军事重镇襄、樊，实施中路突破的战略，在宋人的江北防线上打开缺口后可长驱直下，突破长江天险。指挥军队的任务就交给了刘整和蒙古兀良合台部人阿朮。阿朮曾随忽必烈远征大理，又多年在黄、淮之间指挥军队与宋军对峙，有丰富的经验。
在襄阳激战的时候，刘整已经为大军渡江作战做准备了。他与阿朮商议：“我军骑兵、步卒优良，所向披靡，只是水战不如宋军。如能夺其所长，造战舰，练水军，必然能获成功。”阿朮也有同感，他们向朝廷建议，尽快组编水师。至元七年（1270年）三月，忽必烈批准了建造战舰五千艘、教练水军七万人的计划。刘整日夜操劳，训练水兵，遇到雨天不能外出，就在地面上画出船形，进行模拟演习。就这样训练出七万干练的水军士卒，并拥有了一批优秀的水军将领。
擅长骑战的蒙古军队有了水军助力，如虎添翼。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阿朮、刘整军攻破樊城，襄阳守将吕文焕献城投降，南宋的防御体系被突破。四月，刘整再度入朝，向忽必烈建议：“襄阳失守，临安动摇。若乘此良机派水军长驱南下，长江则不再为宋所有。”他的建议引起争论，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乘胜席卷三吴，势如破竹；有人则认为灭宋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不能孤注一掷。朝廷中的不同看法，使忽必烈难以下最后的决心。
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镇守襄阳的畏兀儿族将领阿里海牙还朝奏事，力促忽必烈早下决心。他说：“襄、樊一带自古以来就是用武之地，现在我军已经占据汉水上游，顺流而下，长驱直入，宋朝必然灭亡。”刚从淮东返回的阿朮同意阿里海牙的意见，他指出：“我久在军队中，观察到宋军比过去疲弱，灭宋而统一天下，眼下是最适合的时候了。”(12)忽必烈召中书省相臣计议，仍有人反对，久议而不决。阿朮又上言道：“当今圣主在位，不南伐消灭那个混乱的小朝廷，恐怕日后再兴大军，会难于今日。”(13)忽必烈急召老臣史天泽入殿，问以对策。史天泽认为：“这样的国家大事，可以任命朝廷重臣一人，或者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或是同知枢密院事伯颜，统领大军，四海混同，指日可待。我已经年老，只能出任副将了。”(14)
史天泽是汉人，已经年过七十，自成吉思汗时起五十余年间出将入相，功劳卓著，深受忽必烈信任，虽因年迈多病，不能继续担任朝廷要职，仍被忽必烈委以参与省、院、台大事的特权。阿朮更是忽必烈的爱将。他们的话，对忽必烈影响颇大。三月，忽必烈下令设荆湖、淮西二行省，分统诸军南下。八月，史天泽又进言：“现在大兵南下，荆湖、淮西各建行省，地位不相上下，必然不能统一号令，影响大局。”(15)忽必烈采纳了史天泽的意见，改荆湖行省为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作为指挥南征军队的最高机构，以伯颜、史天泽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宋降将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行省降为行枢密院，由河南行省节制，由合答、刘整、董文炳等主持。大军二十万，分路而下。
九月大军出发后，捷报频传。刘整想亲自率军渡江，建立头功，被合答所阻，不能实现。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初六，伯颜率军击溃宋水师的堵截，顺利渡过长江，攻占鄂州。刘整得到消息，不禁失声叹道：“首帅阻止我建立功勋，使我不能先成功于他人，果真是善作者没有善成！”当天，刘整即因忧愤、惋惜交加而死。一个月后，扶病北还的史天泽去世。在决策攻灭南宋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两个人，未能目睹最后的战果。
时至今日，伯颜自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直趋临安；阿朮驻兵瓜洲，阻抗淮东宋军回援都城；阿里海牙则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鏖战。忽必烈正急迫地等待着来自前线的消息。
大明殿上，三声鸣鞭。远处雄鸡高唱，站在殿东楼上的司辰郎高叫“晨鸡已鸣”，楼下的另一个司辰郎急忙手捧牙牌，入殿跪报“天已破晓”。这两个“鸡人”或称“唱鸡人”的报时，宣布了元正朝会的开始。在崇天门下“待漏”的文武官员，分左、右从日精门、月华门依序走进大殿，向忽必烈叩拜，山呼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