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的三种类型

效率并不总是如我们想的那样。经济学作家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在《一切待售：市场的好处和限度》（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一书中，指出效率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他以三位观点悬殊但却同样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之名，分别替效率类型命名为斯密型、凯恩斯型与熊彼特型。我们多数时候所谈的效率，其实是在讨论如何以价格确保我们可以用合适的成本、在合适的地方、制造出合适的产品。这是属于亚当·斯密的效率，也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效率。

但除此之外还有凯恩斯型效率，它指的是在市场未充分就业时，潜在的产出将会减少。在这个节骨眼上，再多的斯密型效率也没用，甚至可能还有害，因为它为了增加局部的效率，反而逼得更多人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违反了斯密型效率，企业虽得以赚取一些不正当的利润，但也因此在4年之内让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0%，吃掉了以后20年应有的增长率。经济学家想让这两种效率成为相互抗衡的理论，然而当时真正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容许两者共存的概念架构。

再把熊彼特加进来，情况就更复杂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总是宣称科技是成长的引擎，但他也指出，若要投资于科技，就必须有备用的资源与长远的眼光。太多斯密型效率，只会使得前景越来越窄，股东也多半希望早点拿到钱，剩下的钱往往不够企业进行任何科技发展。完美的竞争也可能互相毁灭，因为大家都在互相较劲，都想让自己的产品更符合成本效益，也更便宜。若要在市场中保持领先，你需要有很深的口袋。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创新，大家就看得出熊彼特型效率起了作用。创新需要些许杂乱，一切太过干净利落，就没有了实验的空间。成本控制得滴水不漏，就没有可用的现金去尝试新事物或新方法。日子排满了要做的事，便很难找到思考的时间。我们都需要一点点空闲，才可能有实验的余地。熊彼特若是听到一位经理抱怨说他手下的人都没时间思考，相信也会对他非常理解。

德国的小企业以抗拒价格竞争而闻名，它们偏好维持高价，然后将利润投资在维持科技的领导地位上。日本在外销方面实行的是价格竞争，但在其国内市场却实施非价格竞争。因此，市场成功的决定因素并非只有“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一项。价格太低反而可能会导致在未来丧失竞争力。第一位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领奖致辞中提到，他认为适应性的（adaptive）而非分配式的（allocative）效率才是长期成长的关键。适应性的效率即是熊彼特型效率。熊彼特在持久战中打败了斯密。品质可能比价格来得重要，但追求品质在一开始的时候会花费比较多的资金。

找出三种效率之间明智的平衡，不仅是管理者，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政府可以借助税收、专利权立法来改变这个平衡。如果我们单单死守着分配式效率（也就是亚当·斯密的多样性），虽然偏好低价，但也很可能因此摆脱不掉低增长与高失业率，最后不得不以高价购买我们自己无法制造的东西。如果这种效率的成本不会大过利益，市场就需要新的机制来补偿。

我们以劳动力市场为例。斯密型效率若是不受干扰，便会尽量压低薪水与工人的数量，变得更不平等。更糟的是，这种效率的竞争使得人们没有多余的资源在培训与再教育方面进行投资。这样我们就只能任由能力不足的人，去招募更多能力不足的人。倘若我们不希望基层人员一直流失，就需要某种形式的缓冲，不管是最低工资保障、学习机会、较强势的工会还是法律规定的培训经费，正如一个古老的比喻：“刹车可以让车子跑得更快。”

并不是说某一类型的效率优于其他效率，而是这三种效率相互关联。我们若想提高需求，首先就需要让更多的人有工作，才可能刺激需求，虽然这么做违反了斯密型效率。为了避免这种做法让成本增加，你要不就必须在产业周边筑起保护的高墙，使它们免于外国竞争者的威胁；要不就只能在公共部门等非竞争性的领域这么做。要想刺激从业者投资于新科技，或许需要采取对大额股息进行征税或禁止发放的措施。库特纳的分析提醒了我们，这样的建议并不尽然是一种异端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