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艾伯特·帕克（Albert Park）、宋晓青、张俊森（Junsen Zhang）、赵耀辉

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所用的数据是中国统计局城市家庭调查1988—1999年共11年的数据，调查范围包括北京、广东、辽宁、陕西、四川和浙江6个省区。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

对数据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不难发现在样本时期内，中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可以看到，从1988年到1999年，基尼系数从0.253上升到0.377，虽然东欧的一些国家因为经济转型也出现了收入差距快速上升的现象，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因此中国这一时期的收入差距上升是非常惊人的。如果将样本时期分解成4个时段，可以观察到1992—1994年和1997—1999年是收入差距增长最快的时期。

可以运用数据对中国快速上升的收入差距提供一些解释，让大家了解一些变化的趋势，并通过分解的方法考察不同的因素对这些变化趋势的作用。现有的文献，尤其是解释美国收入差距的文献认为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三方面：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以及劳动力组织（主要是工会）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因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度变迁，包括人事权力下放，废除由政府分配工作的制度，放松工资制度的限制；竞争的压力，包括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国有企业重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其他一些特殊因素都会对劳动力收入分配造成巨大影响。

帕克教授他们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收入差距快速上升的时期。1992—1994年，出现了收入差距快速上升，他们认为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效应。众所周知，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带动了新一轮中国经济的高涨，这也是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时期，许多国有部门也开始涉足经济领域，比如北大和清华在那个时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计算机公司。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发生许多非常剧烈的变化也就不足为奇。另外一个收入差距非常快的时期，即1997—1999年，这正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期，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变化已有详细研究。

一个对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中国人口分成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并且严格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一制度是造成城乡差距的最主要原因。显而易见，这种制度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受到户籍制度约束的劳动力很难移动到其他收入较高的地区。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跨省区的移动非常小，通常只能向户口所在地附近的大城市流动。

帕克教授想要解释的问题是：中国劳动力收入差距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有权结构、教育程度和地区差异这些可观测因素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城市劳动力的收入差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帕克教授等对手头的资料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细分，对不同组别的资料分别进行分析，有了一些发现。

首先，按照收入水平的不同对数据分组，结果发现，在样本时间内，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在10年内年平均收入增加了1.5倍，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基本没有变化；同时，收入差异的变化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差异拉大上，而中等收入人群同收入较低的人群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化并不明显。这反映了收入差距的变化主要来自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如果按照劳动力教育水平分组，可以发现，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增长越快，而且同等教育水平人群的收入差距越明显。如果按照工作年限和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劳动力进行分组，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收入差异变化。这说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收入水平逐渐加大，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来源。接着，考察教育程度、性别、行业、所有权结构、地区、所有权结构变化等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教育水平、地区差异和所有权结构变化对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回归结果也显示，模型的残差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反映了一些未包含的因素对劳动力收入差异也有很强的影响。

综上所述，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1988—1999年的11年中，中国的城市劳动力收入差距明显上升，而1992—1994年和1997—1999年是收入差距上升最明显的两个时期。这种收入差距的上升主要来自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变化和差距加大。教育程度、地区差异对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影响，一些在帕克教授等的研究中没有包含的因素也对收入差距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所有制结构对收入差距并没有影响，因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变化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国有企业的改组对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有明显影响。因此，帕克教授等的建议是：①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应该成为未来研究和政策关注的重点；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看到国有企业改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③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