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转变及产能过剩解决方法

林毅夫

林教授首先表示CCER很荣幸能来组织这次CCER-NBER年会。

中国经济经历着两个重要的转变：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回顾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转型进行得不错，但也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需要很强的经济分析能力。林教授表示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联手来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出贡献。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9%的年增长率。但是到了1998年和今年，增长放慢了。1998年政府的目标是8%的增长率，而且运用了各种经济政策如金融政策、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但都没有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今年政府的目标是7%，但从各种经济指标来看，可能又达不到这个目标了。为什么宏观经济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折？

林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两个巨大的结构转变。第一个结构性转变是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银行是“软”的，即绝大多数借贷都是由政府许可的，向政府想要扶植的企业发放。银行不需要考虑这些贷款是否能收回，而企业也是同样的态度：它们从银行得到借款，盈利是它们自己的，而若不盈利的话，反正是国家的借款，并不关心它们自己能否归还。到1993年，朱镕基总理（那时是副总理）决定要采取措施来“硬化”借贷，于是银行不得不开始对它们所发放贷款的质量负责。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很微妙。

另外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中国在1995年以前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似，是全面的短缺经济。在1993年到1995年之间，出现了投资高潮，尤其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给了很多人投资的勇气，令经济快速地发展。1981—1985年，中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1986—1990年，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16%；而1991—1995年，这个数字是39%，由此可见投资的巨大增长。外国的投资也增长很多。在1992年以前，外国投资在国内投资总额里只占到5%，但是到了1993年以后，就增长到了国内投资总额的16%。在投资的巨大增长之下，中国的短缺经济不复存在，而是转变成了一个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过剩的经济。但是过剩，尤其是整体经济的全面过剩很难对付，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所以投资需求下降。同样因为过剩，企业的盈利很少，工资下降，就业保障也下降，加上中国又实行了一些诸如让冗余人员下岗的政策，进一步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GDP中占到了85%以上，这样就能理解过剩对经济的影响了。并且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又使过剩更加严重，造成了恶性循环。可以在日本的经济泡沫发生之前看到类似的事情，日本就是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还可以看到美国在1929年时也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过剩。

有什么办法能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呢？林教授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出口。但是外国的经济波动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不过，即使可以依靠出口，效果也不会太大。因为中国的净出口只有GDP的3%，就算是有办法来刺激出口，也不可能很大地提高中国国内的需求，所以不会有太大作用。

另一个办法是财政政策。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正如去年采取的措施，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1000亿元资金。但是问题在于，政府的支出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很小，1997年这个比例是3%，去年国家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也只达到了GDP的6%。这就说明，尽管国家的财政扩张是个有效的方法，但是与整个经济的规模相比，这种扩张带来的刺激是有限的。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度过过剩经济的时期呢？林教授认为情况应该还是比较乐观的。

首先，中国的基础设施还相当有限，即还有很多的基础设施等着要建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有很大的扩张潜力。中国有两个市场，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而这两个市场尚未一体化，这就有了可以挖掘的很大潜力。比如，在家用电器行业，城市市场需求扩大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中国还有很大的农村市场。在1998年，只有32%的农村家庭拥有彩电，9%的家庭拥有电冰箱，25%的家庭拥有洗衣机。这不是收入问题，因为1998年农村家庭的平均纯收入是2130元，而目前的家电价格差不多是1991年时的一半。农村的用电不方便而且昂贵，有些地方能收到的电视节目很少，有些地方没有自来水，这些因素降低了农民购买家电的积极性，所以实际原因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太差。如果国家能投资在用电、用水、交通通信等方面，一定能极大地刺激农村消费者的需求，所以解决宏观经济过剩的办法之一就是开发农村市场的需求。

其次，中国有理由在未来的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保持增长。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技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进口技术、借用技术。东亚国家，从日本到“四小龙”，都经历了将近40年的增长。林教授认为它们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以低成本引进和更新技术，从而维持了资本的增值、结构的不断重组及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等。中国可以学着走这条道路。既然日本它们能维持40年的增长，中国也可以。因为中国在1979年开始改革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大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等国开始发展时它们与当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以中国再高速发展20年应该没有问题。

对于费尔德斯坦的问题（参见上一篇文章），林教授的答复如下。

关于金融，中国的确有很高比例的坏账。

关于国有企业，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国有企业拥有中国城镇劳动力的三分之二，也拥有中国固定资产的三分之二，而且国有企业还是保持社会收入差距不太大的重要因素。

关于宏观环境问题，这是世界上的普遍问题，而且因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开放，所以可以向其他的国家学习借鉴。

至于金融部门不力、国有企业重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都是林教授所谓的“相关”问题。之所以这些“相关”问题越来越严重，是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不可能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要讨论的是中国宏观经济改革的问题，以及改革的策略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这使得改革能平稳进行，但是也就少不了会有一些问题不断产生。如全面的“结构性竞争力缺乏”问题，中国会一方面维持着已有的结构，一方面自由化某些部门，这就带来了不一致性，引致了前面提到的问题。这是林教授的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中国的政策应该集中在企业改革上。比如，要解决银行的问题，应该从国企入手，因为绝大多数的坏账都是贷给国有企业的。再比如，要解决地区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应该从国有企业入手，因为政府支持国有企业的政策导致了人为扭曲定价，使得出产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中西部地区，因为压低的价格而越发贫困，而国有企业则靠低价投入而盈利，使得原先就比较富裕的地区更加富裕，因此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林教授的结论是：第一，中国现在经济环境的主要问题就是过剩经济，但是应该能有办法来解决；第二，中国的潜在发展能力还是很大，其对中国将还有20年或更久的高速发展抱有很大的信心。中国是有不少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与国有企业有关，如果中国能对国有企业进行成功改革的话，中国的经济将能很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