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济增长动力与增长效率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从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且曾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正不断朝愈加自由的市场化经济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引发我国经济历经40余年高增长，诸如1952年 GDP从679亿元迅速提高到2016年的744127.2亿元，名义GDP增长近1095倍，在总量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中国经济伴随高增长的同时粗放性特征明显，表现出技术落后、外贸拉动和投资驱动特征，这也引发我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探讨（Krugman，1994；Young，2000；Nolan，2005）。当前经济出现新常态，并伴随投资率、劳动参与率和总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问题（蔡昉，2011），在经济结构性减速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环境恶化压力正日益凸显（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有效实施制度改革，成为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迫切问题。

综观已有文献，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效率问题研究文献众多。

一是基于要素禀赋视角。Lardy（2006）认为，在众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投资及其规模的扩张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Krugman（2013）认为，中国投资量减少造成经济增长下降，若驱动经济保持高增长将依靠内需，但消费低增长率不足以抑制经济减速。邱晓华等（2006）构建经济增长的综合模型，结合中国经济数据检验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资，而技术进步驱动力有限且劳动力作用在减弱。梁润等（2015）发现物质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占48.7%，其次是人力资本贡献率，而TFP贡献率最小。刘长庚和张磊（2017）从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视角考察，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存在阶段性交替特征。

二是基于结构视角。大量文献从不同维度考察经济增长动力，诸如考察创新、城镇化、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林毅夫（2012）认为，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关键。刘瑞翔（2013）肯定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指出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具有差异性。张德荣（2013）认为，市场化改革和原创型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干春晖等（2011）通过构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稳定，而高级化作用不确定。彭俞超（2015）认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金融结构的导向功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易信和刘凤良（2015）基于多部门的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解释了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问题，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的“水平效应”与“结构效应”，加快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增长。张同斌（2016）探寻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力资本红利”的贡献，认为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人力资本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正逐渐增强。孙叶飞等（2016）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城镇化有其内在的选择机制，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互相“协同”效应。

三是基于制度视角。樊纲等（2011）认为，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李强和魏巍（2015）认为无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制性制度变迁，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吕朝凤和朱丹丹（2016）基于市场潜力角度，研究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认为市场化潜力是市场化程度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媒介。张虎和赵炜涛（2017）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政府支出对于本省和邻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为正。

可以看出，三类文献分别从要素、结构和制度因素角度剖析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且大量文献使用标准线性回归模型，假定模型参数在样本区间中保持不变。应该指出，一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类型要素可能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诱致要素、结构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区制特征。基于此，本文在分类考察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增长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考察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并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研究经济系统的区制特征，考察不同维度经济增长动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