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论：一个泛学科的政治无意识

文明等级论——简称文明论——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究其主因，还是因为它在许多学科里充当着“政治无意识”的角色。长期以来，这个角色独特的泛学科属性，可能是造成文明论的研究被学科的藩篱挡在门外的直接原因，但忽略和遗忘，恰恰突出了文明等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无意识”的强大功能。它像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

这种意识形态的深刻性体现在文明论与现代学科的历史同构之中。人们所熟悉的现代学科——以文科和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领域，还有诸多科学分支，如进化论生物学、体质人类学、优生学等——与文明论的产生和发展分享同一个历史进程，两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往来和相互渗透。这一历史进程，主要指的是从欧洲开始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在全球的推进和扩展，以及与其同步发展的各现代学科。

现代学科的建立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历史渊源触及方方面面。本书涉及的学科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种学、国际法、语言学、历史学等。其中，地理学家唐晓峰在论集的开篇，为读者了解现代地缘政治的历史脉络设定了基础性的坐标。他指出，所谓地理大发现，其实就是一场“文明”大发现。欧洲人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将分布在空间的人群差异整理为历史的差异，也就是把空间的分布诠释为时间的分布，又将时间的差异解释为文明进化程度的差异。由此，现代地理学的诞生获得了有力的解释，这个学科自始至终都参与着对文明等级话语的塑造。唐晓峰的结论是，文明论是一种新的历史眼光，现代地理学正是基于这种眼光，为欧洲建立了新的人文世界的想象。

地理大发现后，陆续诞生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欧洲文明史、国际法等，它们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文明等级论的塑造。以著名的社会阶段论（stages of society）为例，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率先提出三个社会阶段的模式，把人类社会描述为狩猎、游牧、农耕的由低到高的发展模式。接下来，苏格兰启蒙主义思想家亚当·斯密又提出一个完整的四个阶段论，即狩猎、游牧、农耕、重商，从而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入了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

启蒙主义思想家提出的社会阶段论，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进步主义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为文明等级论打下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在为本书撰写的文章中，回顾了历代经济史学家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的长期争论，指出了这些讨论的盲点所在：实际上，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法，只有在社会阶段论的框架内才有意义，但是有能力克服这个盲点的经济史学家并不多，王亚南即是其中之一。这位中国经济史学家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所谓特殊性，并不外在于人类普遍历史的范畴，他也不承认其他东方国家有什么“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无异于给社会阶段论本身打上一个问号。我们下面还会看到，进步主义历史观的出现，究竟给经典的文明等级标准带来了哪些思想资源。

本书收入的多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近代形成的文明等级论做出了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梁展将文明论的谱系置放在知识考古的聚光灯下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比如他对福柯所言的国家理性的再度思考，对德国生理学家布鲁门巴赫的人种分类法，以及生理学家爱德华斯人种学做出的新评价，这一切都让读者发现文明等级论的另一张面孔——它凭据肤色和其他的种族特征，在欧洲18世纪新兴的科学种族主义实验中，一跃变成科学研究的前沿，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在这个基础上，梁展为我们梳理了晚清诸人编译的欧美国家的文明等级标准，尤其是政治地理教科书这个扩散全球的传播渠道。在他提出的解释框架中，康有为的种族改良计划和大同世界，也获得了新鲜独特的诠释，它让我们看到，《大同书》与文明等级论的传播竟有如此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晚清中国产生的思想必须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

什么是经典的文明等级标准？

欧美人塑造的文明等级含有一套由低到高的排列标准，这套标准将世界各地的人群分别归为savage“野蛮的”、barbarian“蒙昧/不开化的”、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 civilized“文明/服化的”以及enlightened“明达的”（今译“启蒙”）五个等级，除此之外，还有三级之分（野蛮、蒙昧、文明）和四级之分（野蛮、蒙昧、半开化、文明）。无论五级、四级还是三级，这套文明等级的标准起初并不严格，不过，经过几个世纪的沿革和变化，它慢慢地趋向稳定，及至19世纪初，形成了一套经典化的论述，被编入国际法原理，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形成欧美国家认识世界的基础。

文野之分——近代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是国际法的思想基础，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关键之一。换句话说，不了解文明等级的标准何时产生，为什么产生，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为什么在欧洲会出现一个国际法，而这个国际法自始至终都与统治世界有关。我为本书撰写的文章，旨在把国际法的思想脉络整理清楚，清理的重点不是针对法理本身，而是为了充分剖析现代国际法的地缘政治，特别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的出现和生长。因此，文章虽然也涉及国际法通常所面对的那些领土争端和国家主权问题，比如野蛮人的“无主荒地”问题，或者半文明国家被迫接受“领土割让”的条款等，但我集中探讨的是，现代世界秩序的道义是如何伴随着国际法原理的发明而得以呈现，依此争得人心，并取得全球共识的。比如，欧洲文明国家占有“野蛮人”土地的合法性在哪里？为什么国际法允许文明国家对“半开化”国家实行治外法权，而不允许文明国家之间实行治外法权？这里的义理是什么？它如何自圆其说，以至于就连被征服者都感到心悦诚服？